引子 从结尾引出了开头 一九八三年秋天,我回到阔别几十年的浙南山区故里,参加第一次县文代会, 并受聘担任县文联的名誉主席。 几十年不回故乡,少年时代的亲友同学,大都分散在全国各地,从事各自的事 业,除了“农二哥”之外,留在当地的人并不多。特别是历经了多次政治运动之后, 有的四处漂泊,有的寿终正寝,没有受到冲击或株连的人,能在当地幸存健在的人, 实在太少了。 有一个我少年时代的老邻居、老同学阿庆哥,他叔叔是我家的房东,他父亲跟 我家也算是“通家之好”,两家人从父辈开始就有深厚的交情。他解放前后心心念 念总想经营工商实业,时而身陷囹圄,倾家荡产,颠沛流离,时而大展宏图,东山 再起,富甲一方,三起三落,历尽坎坷,在小小的景云县地面,也算得上是一个风 云人物。 中秋佳节,恰逢阿庆哥六十大寿,又是他经营的本县第一家个体贸易货栈开业 三周年纪念,再加上三层的新居落成,举家乔迁,大儿子经营的建筑工程队也选在 这一天开张大吉,真正是难得遇见的“四喜临门”。这一天,亲戚朋友登门道贺者 络绎不绝,把不太宽阔的新居挤得满满堂堂的。 碰上这样的热闹场面,好事的我,当然不会错过好机会进行现场采访,何况阿 庆和我,还是总角之交呢! 按照当地的传统习俗,遇上这样大的喜事,人人都愿意锦上添花,送上一份儿 贺礼。阿庆送走了“穷神”,打了翻身仗,当然要大摆宴席,欢会亲朋宾客。门里 门外,堂上堂下,场面是盛大的,礼节是隆重的,气氛是热烈的,心情是欢乐的。 老寿星容光焕发,满面笑意,精神矍铄,神采奕奕,频频握手,连连举杯,高兴之 极,也风光之极。 就在这堂上堂下觥筹交错欢声笑语喜气洋洋的最高潮时刻,忽然门前警车轰鸣, 警笛嘶叫,随着靴声橐橐,进来四名高大魁梧全副武装的刑警,出示逮捕证之后, 当场就把正在接待宾客的阿庆的小儿子铐走了。 当时正值“严打”的第一个高潮,公检法部门对各种刑事犯全部加重处分,拘 留、逮捕案犯之多,牢房里面已经容纳不下,连学校的教室里都关满了犯人。案犯 犯案,公安局抓人,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巧的是早不抓晚不抓,偏偏选在阿庆 大摆宴席庆贺四喜临门的最最欢乐的时刻、最最热闹的场面,开来警车、进来警察、 亮出手铐、抓走儿子,这件事情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我是个写小说的,应该说最 善于设计场面、编织故事了,可是像这样巧的“巧合”,尽管我想得到,却还不敢 写:不是怕公检法系统提出抗议,而是怕“上帝”──我的读者诸君不答应,会因 此指责我编造的情节过于拙劣、不合乎“客观”和“实际”。 可是这种不合乎实际生活的事件,偏偏就让我碰上了。 当天的“寿宴”有多么煞风景,这里用不着细叙。家里那个乱劲儿,只要用 “扎了蚂蜂窝”这五个字,就可以充份想象。作为老同学兼贺客,我当然也对寿星 的“乐极生悲”以及“祸从天降”表示抚慰;而作为一个作家,从透视社会、收集 素材着眼,我更热衷于通过明的暗的渠道、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详细了解这件事情 外在的原因和内在的根源,以备在需要和方便的时候,适当加以概括、集中,或曰 剪接、拼凑,就又是一部情节离奇的小说了。 对于阿庆哥,尽管我和他从小就熟识,但是一别四十来年,其间虽然也约略耳 闻过一些他的遭遇,不过那都是道听途说,褒贬不一,也不知真实性如何。通过这 一次“调查”,特别是他儿子的案子结案以后,在我的再三要求之下,他打开五大 厚本日记,源源本本地跟我来一次“细说生平”,特别是他的至亲、陈亦祥的族弟 陈鸿年先生把他记有阿庆哥生平事迹的《琐记》拿出来给我参看。这样一来,我对 阿庆哥这半个多世纪来的坎坷生活,倒是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入了解了。 为此,我就主动提出由我写一本书来“细说阿庆”的请求。我觉得,通过这个 平凡的“小人物”,正可以反映江南一隅半个世纪来的社会面貌以及“翻过来又覆 过去”的动荡和变革。其实,陈鸿年先生帮助阿庆写的《琐记》,本来就是一部小 说的提纲,不但脉络清楚,事迹详细,对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也都有所记载,等于 是搭好了小说的框架,可惜他不是个小说家,不善于铺陈演绎,写的东西第一是有 骨头没有肉,第二是不善于取舍,兼收并蓄,应有尽有,记成了一本流水账。不过 这对我来说,倒是极有用处,原始资料越多,越便于选择或发挥,只要稍作补充, 敷衍成篇,应该不是难事。当时计划,顶多有两年时间,总差不多了。 没有想到,事隔十年之后,我写的初稿方才拿了出来。这十年来,我心心念念, 都在想着这件事情,几乎每天都要在电脑键盘上敲敲打打,写出一些章节来。遇上 不明白的地方,就靠鱼雁往来传递信息,向阿庆哥和鸿年先生咨询请教。就这样, 断断续续的,历时十载,这部初稿方才写成,而且居然写了有一百二十万字之多。 今天是阿庆哥的古稀大寿,我带着打印出来的小说初稿,作为贺礼,又一次来 到故乡。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阿庆哥的几个子女都已经在当地成为乡镇企业家,正打算 继续大展宏图,前途无可限量,他自己则退居别墅,安享晚年清福。──仅就这一 点而言,我们两个,倒有点儿相似:年轻的时候,奔波劳碌,旅途坎坷;到了晚年, 生活方才安定下来。当然,在大陆当作家,尽管我是个多产作家,也只能是个穷作 家,何况有的出版社死活就是不给稿费,一拖十年八年不算新鲜,有的书商出书以 后就逃之夭夭,连一分钱稿费也不付,动辄还要被自称有名誉的人告上法庭打名誉 官司,日子也很不好过。混到今天,能够温饱,就该知足。 前后经历了将近十年时间,这部纪实小说的初稿方才写了出来,但是经阿庆哥 及各亲友看了以后,估计许多地方还要修改。我从今年元旦开始已经离休,不但当 上了自封的专业作家,而且还要来一个“关门红”,争取当上大陆最高产的作家之 一,自己给自己定的写作计划,是每年一二百万字。写小说,不怕编,虚构一部三 十万字的小说,我能够在两三个月内脱稿;但是对于“基本属实”的纪实小说,特 别是关于阿庆哥一生的故事,我却不敢过多地添枝加叶,总想尽量让它更加符合客 观实际。因此,这部作品,我不急于在短期内完篇,继续“精耕细作”,不惜像曹 雪芹在悼红轩中修改《红楼梦》那样,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最后拿出一部完善的 稿子来。──以我目前的健康状况来看,总还不至于书稿未完,就撒手西去,要别 人来续作吧? 在这里,似乎还必须交待一句:尽管我写的这部作品是纪实性质的,主要情节, 都有事实作为蓝本,并不是空穴来风,面壁虚构;但我是个文学家,不是史学家, 这部作品所写的,终究是小说而不是历史,更不是某一个人的自传。书中的许多人 物,特别是知名人物,的确实有其人,也尽量如实描写;至于书中的主角阿庆,则 只能说基本上以阿庆作为原形,而不等于就是生活中的那个阿庆;其余的人物和地 点,也大都“概括”、“集中”或“虚化”了。比如说,阿庆哥是个风流人物,一 生中的情人,年纪大的小的,时间长的短的,相貌美的次的,体形胖的瘦的,家境 富的贫的,文化高的低的,生于本地的或来自港台的,可谓多矣哉;而在这部书中, 我却只写了有数的几个,把其余的全都“割爱”了。这倒不是他自己不好意思细说, 也不是我故意要为“长者讳”,因为这终究是一部通过阿庆这个人物反映整个社会 面貌的文学作品,而不是阿庆的“风月实录”,因此,从小说的结构和情节需要出 发,把他的若干个情人“集中”了一下,“以一贯之”,这样,书中的主要人物, 就大都“有头有尾”了。其他人物,也有类似的情况。因此,这部原计划“细说阿 庆”的书,终于写成“戏说阿庆”了。对于故乡的人来说,书里面就很可能既有你, 也有我。如果有人觉得书中的某个人物有些像自己,而这个人物偏偏又不怎么光辉 伟大,甚至面目可憎,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可别自动对号 入座哟! 今年四月,由警官大学办的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一部长篇小说《烟花王国 的浮沉》,书中根本没有写明是哪个省、哪个县的故事,但是偏偏有人跳出来自认 就是书中最坏的、被枪毙了的那个主角,而且居然扬言要找我算账,真令我哭笑不 得。试想主角都已经被判处死刑了,怎么可能让他活着来找我呢? 在重工轻商的那个年代,形而上学猖獗,无产阶级理论家从阶级偏见出发,无 限拔高了工农阶级的优秀品质,相应地把“腐朽没落”的商人也就是资产阶级说得 一钱不值,无视两千年来商人的客观存在,也有其传统的商业道德。现在出版的这 部书,既然是客观地反映那个年代,其中当然也有坏人,例如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地 痞流氓陈亦祥;也有负心女,例如琵琶别抱的丁宝宝(客观地说,宝宝也是封建婚 姻的受害者,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不是坏人,只不过鹊巢鸠占、侵吞财产这一招 过于狠毒些);还有许许多多“四人帮”的小爪牙以及阶级偏见政策的执行者,如 派出所所长、治保会主任等,他们与阿庆无怨无仇,却非要置人于死地而后快,其 动机和目的,若干年后的今天,在小青年们面前简直很难说得清楚。还有虽不属于 反面人物但是形象也不十分光彩的如胡局长夫人那样的“搅屎棍儿”,一个官员如 果有了这样的夫人而又加上惧内,那是很有可能要以当贪官而告终的。尽管这些人 的姓名我都已经改过,但是其原型至今许多人还健在,仍不免要来“对号入座”。 诸如此类的反面人物,其实不过都是那个时代一种人物的类型,是随着时代的产生 而产生,也一定会随着时代的消失而消失的。但如果有人一定要认为我写的就是他, 一定要找我算账,那么我这里转引王蒙的一句话先作回答:“你觉得影射的是你, 那就影射的是你吧!” 这篇记事,只是说明本书写作的缘起和经过,勉强就算是这部小说的开场白吧! 至于阿庆及诸亲友们看了这个初稿之后,我还要作多少补充与修改,什么时候 才能够全稿杀青,付梓面世,我可一点儿把握也没有。有道是慢工出细活儿,但愿 这是我一生中写得最慢却是最好的一部小说。 吴 越 一九九三年中秋节写于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