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心存一念,虽九死而无悔 一、空前的畅销书 从1983年8 月开始,中国青年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一部五卷本150 万字的长篇历 史小说:《括苍山恩仇记》。第一次印28万套,一月内售光,当年年底即印第二次, 又印了28万套;后来多次重印,前后共计印了七十多万套,是八十年代最畅销的小 说之一。 1983年9 月18日,作者到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去签名售书,从上午九点到十一 点一刻,两个多小时内共售书两千三百多套,开创了该店作者签名售书以来的最高 记录。三楼的柜台内,作者低头挥笔疾书,四台电风扇对着他一人吹,依旧热得大 汗淋漓。才一个多小时,书店的全部进书两千套眼看就要售完,而购书的读者,则 从三楼排到二楼,从二楼拐到一楼,大门外面,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经理当机立 断,立刻开车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去拉书,尽管那一天是星期日,中青发行部的同志 还是破例给书店发了货。书运到书店,柜台里的存书已经不多了,正好接上。但是 再签名售出三百多部,作者已经坚持不住,如不刹车,很有可能晕倒。经理再一次 当机立断,宣布书已售完,请读者明天再来…… 二、历史误会,身陷逆境 我就是《括苍山恩仇记》的作者。许多人都知道这部书畅销,却很少有人知道 这部书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和环境下写出来的。 1957年,我被错划为右派,送往劳改农场从事惩罚性劳动,直到1979年年底方 才平反。这一错,造成我身陷逆境长达23年之久。这期间,经历了妻离子散、家破 人亡、饥饿、疾病、地震等等磨难,几次在鬼门关外踯躅徘徊,终因人生任务没有 完成而又蓦然回首。 《括苍山恩仇记》,就是在劳改农场的逆境中“排除万难”、三易其稿方才写 成的。至于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书,这事儿说起来话长,且听我慢慢儿道来。 三、劳改农场的休养队 刚被送到劳改单位的时候,回想自己十六岁半即参军,是个革命者,怎么痰迷 心窍,竟会走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呢?正所谓痛定思痛,痛心 疾首,一门心思,只想通过劳动脱胎换骨,彻底改变世界观,回到人民队伍中间来。 那时候,尽管我还不到而立之年,但因为当兵的时候常在风雨中行军,饥一顿 饱一顿,得了严重的胃病和关节炎,后来肺部又出现一个乒乓球大小的瘤子,小小 年纪,身体比老头子还弱。在劳动教养收容所的四个月中,由于我“态度端正,表 现良好,协助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公安局第五处(劳改工作处)副处长找我谈了 一次话,表扬了我的态度和成绩,决定送我到清河农场休养队去休养。这在当时可 以说是人人羡慕的难得的“恩宠”。 到了清河农场的“休养队”,才知道这里是几座四面有铁丝网和深水沟作为隔 离带的平房,大门口有人守卫,不能自由进出,里面住着几百名病号,分肝炎组、 疯子组、肺病组、关节炎组……等等许多个组。我身兼数病,但以“肺瘤”为最严 重,因此把我分到了“肺病组”,并担任组长。队部是设在隔离带外面的,队长平 时很少过问我们。隔离圈儿里面,虽然也有一个医务所,但只有一个犯人医生,除 了红汞、碘酒、A.P.C.之外,也没有什么药物,根本谈不上“治疗”二字。一天两 顿饭,每顿饭一人一个小窝头、一块咸菜,米汤似的玉米面稀粥倒是不定量,随便 喝,有人一顿居然能喝半脸盆。 这些都还在其次,最糟糕的是这些病员的精神面貌:大部分人一天到晚都躺在 炕上,除了开饭时间坐起来接一个窝头一勺子稀粥就在炕上吃喝之外,基本上不动 窝儿。尽管厕所离门口不过十几米远,也懒得走。要小便,披着棉被站在门口就尿; 要大便,出门只走三步,蹲在墙根儿就拉。因此,不仅房间里面恶臭难闻,房间外 面,也是臭气熏天。由于没有理发员和热水,理发、洗澡似乎是外星人的生活,所 有的人全都是蓬头垢面,几个月、一年多不理发是常事。这样的日子,与其说是 “休养”,不如说是“等死”! 到休养队之前,对于劳改单位的“休养生活”尽管没有抱太大的幻想,但是绝 对想不到会是这个样子。我心里明白,如果我也在这里“休养”下去,不出半年, 非交待在这里不可! 四、老病号不愿休养 于是,我仅仅“休养”了三天,就主动找队长,要求编到生产队去出工。 这可是休养队成立以来从没有过的事情。大部分人都是没病装病,千方百计争 取到休养队来休养,从而达到不劳动的目的。管教干事就公开地说:疯子组和关节 炎组至少有一半儿以上的病号就是装的。队长见我主动争取,当然大力支持,很快 就把我转到了生产队。 生产队的队长是个很善良的老头儿。他知道我是刚从休养队主动申请出来劳动 的,不严格要求我完成定额。当时的生产任务是打苇子,定额每人每天一千斤。时 值冬令,正是我的关节炎最严重的季节,实际上我连行走都有困难,但为了改造自 己,咬牙克服:我用一双旧胶鞋绑在膝盖上,在大苇塘里弯腰膝行爬着挥镰,一天 居然也能打五百斤。经过一冬天的锻炼,也没吃任何药物,体质奇迹般地增强,胃 病逐渐好转,膝关节也不像以前那样酸疼了。开春以后挖水渠做土方,我这个从来 没有摸过锹把的文弱书生,也去参加“甩方大比武”,而且以日产33.3方土(一方 土两千斤,33.3方土,共合66600 斤)的高效夺得了中队红旗,自己想想,都觉得 不可思议! 这种力量来自何处?答曰:来自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使自己脱胎换骨的信念。 当时我对毛泽东发动的反右“阳谋”没有也不敢有任何怀疑,总觉得是自己错了, 对不起党和人民。改造自己,绝不是口头上说说,而是真心。原单位送我劳改,也 不是不要我,而是还要我。因为在送我劳改的那天,办公室主任谆谆嘱咐,要我在 一年最多一年半之后就回去工作。他连办公桌的钥匙都不叫我交出,可见他并非故 意哄我(他绝想不到我这一去竟会是23年!)。到了劳改农场以后,并不宣布刑期, 而是强调“谁改造好了谁走人”。正因为如此,强烈的信念,产生了动力,产生了 奇迹。 五、信念的动摇与再建立 但是,这个信念,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动摇了。特别是经过四年零三个月的 劳动改造,队长代表政府宣布摘除我的右派帽子,同时又宣布强迫性的“留场就业”, 而且是终身的(这等于再判一次无期徒刑!), 于是原先坚如磐石般的信念彻底 被摧毁,“回原单位工作”的梦,也醒了。 这期间,与我有同样经历的人,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有的自杀,有的变成 了酒鬼,有的甚至变成了小偷、流氓,也有人企图逃亡国外,被打死在边境线上或 抓回来以后判了刑。 说实话,如果送我劳改的那天就宣布:要23年之后才放我,我肯定也会走自杀 这条路的。妙的是当时宣布“一年最多一年半”就让我回来,希望莫大,再苦再累 也愿意忍受。等到十几年过去,还没有放我的意思,信念终于失去,却又觉得这时 候再去死太不值得,因为以前那些苦都白受了。正像北京人说的那样:三跪九拜都 拜了,还在乎这一哆嗦吗? 我相信“人有主观能动性”,但也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去。我相信“天生 我材,必有其用”,但也颇有自知之明,掂过自己有几斤几两。我对政府安排的 “就业”,当然是不满意的。我是个文化人,我的岗位不在农田,这我十分明确。 政府一方面宣布我已经改造好,摘去了我的右派帽子,一方面又对我不放心,不敢 放手让我回原单位去工作。面对这样的矛盾,我采取的办法是:法定的八小时劳动 时间, 我以每小时一角三分钱的价格出卖了(当时我的日工资是1.07元),八小 时以外,我要发挥我的主观能动性,干我自己的事情。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来说, 就叫做:“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能力的地方和部门进军!” 我是个编书匠,别的本事没有,只会写书。但是小说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 领域,尽管周围素材很多,也不过是“小说写罢无刊处”,徒费工夫精力而已。因 此当时我首先选择的是没有阶级性的“纯科学”:写一部《浙江缙云方言研究》, 编一部《汉语世界语大词典》。这都是我在职的时候就着手进行的工作,好在老婆 跟我离婚的时候,把未完稿和参考资料包括卡片在内全都送到当时我在改造的地方 监狱剧团里来,于是晚上和星期假日,翻资料,抄卡片,排词序,有得可干了。 转眼进入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从社会上革到了劳 改农场里面来。尽管“文革”的整整十年中我没有挨过一次斗,也没有批过一次别 人,但是所有的藏书,除了“雄文”四卷和“宝书”一册之外,全被没收或封存了; 所有从国外寄来的信件和书刊,也大都被扣押,继续研究方言或编写世界语词典都 已经失去了可能。再说,在“全国学解放军”的口号下,劳改农场也实行生活军事 化,行动集体化;为了“让毛泽东思想统治每一秒钟”,连吃饭时间和工间休息都 要静听宣传员读报,每晚的批斗会、讲用会更是一天不停,即便资料都在,也无法 继续写作了。 六、我要用小说来宣扬真理 我父亲是个著名的律师,解放后还出任过上海市第一法律顾问处民事组组长, 是上海市政协政法研究小组九人成员之一,“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希望我子承 父业,因此从小刻意培养我的口才和文才,从八九岁开始,就严格规定我每周一三 五要读、背、默写一篇古文,每周二四六写一篇作文,由他亲自改后交我誊清,并 经常与我辩论一些对我年龄、知识都极不相称的一些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加上我 从小爱好文学,最喜欢看小说,主客观因素配合揉和的结果,是我在写作方面具有 较强的能力,一篇千字文在一个小时之内就能交卷儿。我十岁在县报上发表处女作, 十四岁即接连不断在县报上发表小说、诗歌、杂文,十五岁兼任县报副刊编辑,十 六岁在杭州当专栏作家,除每天在《大华日报》发一篇五百字的“花边”之外,还 要给另几家报社写杂文和短篇小说,十七岁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1949年6 月进入 二野军大三分校,报考的也是新闻系。但是在军大的墙报上发表了几篇小说之后, 政委的结论是我的思想和文笔都太陈旧,不适合当新中国的记者,毕业以后没让我 去报社,却分配我到重庆军管会当了“接管大员”,接管国民党的空军。为此,我 停止了文学创作,改行搞纯语文研究,转业到地方后又调进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 作。 “文革”中我的语文研究被迫停止以后,忽发奇想:我旧书看得多,肚子里装 的旧东西多,积累的故事素材多,明清的历史和社会知识掌握得多,浙南的民风民 俗知道得多,何不发挥我的所长,写一部以清朝为背景的历史小说,而且还可以探 索一下如何利用中国的传统文学形式加以创新、写出新意来! 那时候,全国到处都在讲“阶级斗争”,在此前提下,“血统论”应运而生, “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观点统治着祖国神州大地。事无巨细,干什么都得先查查祖 宗三代,只要是“三代血统工人”,哪怕是犯了罪,也被认为是“受到了资产阶级 的思想腐蚀”,犯罪者同时也是受害者,要“满腔热忱”地去帮助他、挽救他;如 果是三代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犯了同样的罪呢,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顽强表 现”,是“阶级报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不以自己的思想意 识为转移、必然要顽强地表现”的,必须坚决予以镇压,不然,就是“屁股坐到资 产阶级一边去了”。 于是我开始酝酿一部长篇小说,想用形象思维来反对血统论,来说明人的思想 意识主要是根据客观环境和教育程度而变化的,是后天决定,不是从胎里带来的先 天决定,因此“地主的子女不一定个个都坏,工农的子女不一定个个都好”,不然, 富农出身的毛泽东和地主出身的周恩来怎么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袖,就无法 解释了。但在当时,要说明这样一个极普通的真理,也是大逆不道的,是“反毛泽 东思想”。不过我却下了决心,哪怕扣我一个“利用小说反党”,为此掉脑袋,也 在所不计。 七、写我最熟悉的故事 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知道,作家应该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那么什么是我最熟 悉的东西呢?我劳改二十多年,最熟悉的事情,莫过于劳改生活和形形色色的劳改 犯们。尽管通过这一主题也完全可以反映血统论的种种谬误,但是这个题材在当时 绝不能写。尽管写作是秘密进行的,一旦被人发现,我至少应该有一个退步的地方, 作为回旋的余地。 除了劳改农场,我所最熟悉的,那就是我的家乡了。我的家乡在浙南,我六岁 从上海“逃难”回到故乡,到十四岁离开,在故乡度过了八年抗战的非常时期,也 是我的整个少年时期。尽管这一段时间相对而言并不太长,而且还是我思想意识没 有成熟的启蒙时代,但是故乡的山水、人物、风土以及传说故事等等留给我很深的 印象,而且都是极为生动有趣的,作为小说素材,最为恰当不过。 举其要者简单说几样: 我的祖先是永康县后吴村人,世代以石匠为业。清代嘉庆年间,老石匠带领子 侄辈到缙云县壶镇建造贤母大桥,从此在缙云落户,成为永康吴姓族人在缙云一支 的始祖。我的祖父,不但亦工亦农,而且还是个习武的武童生,在我小的时候,还 见过家里的刀枪剑戟和石墩石锁石担之类。 我祖父怎么会学起武来,这中间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离吴石宕不远的地方,就在永康通向壶镇的大路边,有一座年久失修的花坟。 据说这座花坟里面当年是有童男童女殉葬的。但是坟主的子孙不但没有生发,后来 连祭祀的人都没有了,终于变成了一座无主的荒坟。尽管坟主原来是富贵人家,但 是事隔多年,估计这墓早已经叫人家盗过,棺材里面不会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花 坟原是用石板砌成的,有两块石板已经断裂,正好能容一个人跳下去。因此墓室里 面常有淘气的放牛娃钻进去玩儿。 吴家有个小寡妇,还不到三十年纪,胆子倒挺大的,到了年下,日子过不下去, 想了一个歪点子:黄昏时分,钻进花坟里面去,穿上白长衫,腰系稻草绳,戴一顶 粗纸糊的帽子,嘴里叼一条长长的 “红舌头”,只要看见身背包袱回家过年的单 身客人从坟前经过,她就一跃而出,装鬼吓人。一般的情况下,过路的旅客遇见了 鬼,总是扔下包袱逃命要紧,因此先后也让她“捡”了好几个包袱,发了几注小小 的“黑财”。 有一次,她老戏重演,一个过客看见有鬼,急忙逃跑,但是死死抱住包袱,就 是不撒手。小寡妇不甘心,拔脚就追。没想到那个客人第一是会武术的,第二当时 传说鬼不用脚走路,是随风飘的,可是后面紧紧追赶的这个“鬼”分明有脚步声, 就已经估计到可能是人装的,仗着自己力大胆也大,回过身来,一拳将那个小寡妇 打倒,一手按住她胸前,正好按在乳房上,方才知道是个女人,这才一把提起她来, 问她缘何要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小寡妇诉说丈夫故去,家里孩子小婆婆老,不 忍心离去,又无谋生之术,过不去年,不得已方才出此下策。那客人与小寡妇一同 回家看了她家里的情况,的确属实,颇为同情,反正他是单身一人,就留下不走了。 这是吴石宕有了外姓人的开始。 这个人姓刘,是个太平军头目,当然对外是不声张的。从此我祖父及一些青年 子弟就跟他学起武术来。 这个素材如果照实描写,未免不够高雅,形象也不够高大,因此我把它改为刘 浪病倒在路边,吴本良把他背回家来治疗,并留下他当教师。从形象上看,似乎高 大一些了。 太平军攻占壶镇以后,的确是被民团打败了的。李世贤的儿子,也确实就是被 东勇陈士佐用鸟枪打死在壶镇贤母桥的瞭台上。这件事不但在当地流传,而且有县 志可以证明。关于民团惨杀俘虏的经过,当地也流传有许多传说。我所听到的是: 民团把壶镇大桥的两头一堵,让俘虏们自己人杀自己人:张三杀了李四,王五再杀 张三,赵六再杀王五,直到剩下最后一个,才由民团给了他一刀。据说一次杀了有 二百多人,大桥上尸体都堆满了。 这个素材,就是壶镇团防局在大桥上“杀俘祭忠”的原形。但是让太平军自己 人杀自己人,我觉得太窝囊了,只好“演义”一下,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我祖父学武,颇有成就,也想通过“仕途”改变自己的生活道路。他曾经到县 城去报考过武秀才,论武功,是有希望考中的,结果让同乡人告了个“冒籍”,虽 然临时借了一百多块银元走门路办理了“改籍”手续,但是这边手续没有办完,那 边就张榜了,白花了一百多块银洋,武秀才还是没考上。从此就“灰心仕途”,没 去再考。这一段故事,就是吴本良下考场并奔走改籍的原形。不过第一我把出面首 告的人改为林炳,第二没花那一百多块银洋,就主动放弃了。 我祖父四十岁上,因为一条黄牯牛,死于林炳的手中。 那年秋天,我小叔叔牵了家里的黄牯牛在山坡地上放牧。他把牛往草地上一轰, 就和小伙伴儿们爬树掏喜鹊窝儿玩儿去了。那牛见没人看它,跑到林炳家的豆田里 吃了一片豆子,被林炳的父亲看见牵回家去。等到我小叔叔从树上下来,黄牯不见 了,只好哭着回家来。我祖父出去一打听,有人告诉他是林炳的父亲牵回家去的。 当夜他就到林炳家去问,人家一口回说没看见。到牛栏里一看,只有一头水牛、一 头花牛,确实没有黄牯。第二天我祖父再出去寻找,有人告诉他林炳家的花牛,就 是吴家的黄牯,是被林炳用生豆浆抹成的假花牛。我祖父一气之下,带了家伙和几 个族人一起到林炳家讲理,一言不合,先是争执起来,继而动武,大打出手。我祖 父仗着会几下拳脚,打伤了对方好几个人,但最后还是被林炳一刀扎破了肝脏,踉 踉跄跄逃回家来,还没进门,我母亲赶紧迎上前去扶住,结果没留下一句话,就死 在我母亲的臂弯上了。 当时我父亲不在家,等到他回来,仗着自己也学过几天拳脚,当时就要到林炳 家去拼命,但被族人死死地按住,劝他不要再动武械斗,不如告到县里,由政府发 落。 这场官司到底拖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只听说县里袒护对方,最后以各有死 伤为由,葫芦提不了了之。为此,我父亲虽然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化,却从此下了决 心,一定要去考大学,学法律! 我父亲小学毕业以后,一直给人家跑腿当账房,做的是收购药材土产的生意, 到年底分一成红利。直到二十八岁了,才攒够了安家的钱,借了一张中学毕业的文 凭,考进了浙江法政高等学堂第一期。因他年纪比别人大,当上了学生自治会主席, 在地下共产党的领导下,介绍他参加了同样是地下组织的国民党,带领学上街游行, 支持上海日商枪杀顾正红的五卅惨案,为此遭到军阀孙传芳的通缉。于是仍由地下 共产党出面,介绍他出任北伐军的团党代表(相当于团政委),从浙江一直打到北 京,北伐完成以后,才退伍回到司法界。 可以说,我父亲是吴石宕第一个“冲杀”出来的读书人。关于我家的这一类家 史,我父亲在晚饭后的散步时间曾经断断续续地给我讲过不少,他自己晚年也写过 一部四五十万字的长篇回忆录,可惜在1966年8 月被红卫兵抄走,从此不知下落, 他自己也在几天后“自绝于人民”了。 我决心继承我父亲所没有完成的遗著。尽管我没有看过他写的回忆录,但是大 概内容我都知道。不过我不想以他为中心人物,免得人家说我是给“自绝于人民” 的“牛鬼蛇神”树碑立传。而是以我所熟悉的家乡为故事背景,以我祖先的往事加 上当地的一些传说故事为创作素材,写一个小小的江南山村从清朝同治年间到“文 化大革命”共一百年来的沧海桑田、风云变幻:地主败落,儿孙参加辛亥革命,重 振家业;农民受到官绅欺压,被逼上梁山,扯旗造反,终于全军覆没,但是子女经 商,终于成为财主。总之,全篇突出一条主线:人是立体的,所处阶级也是在不断 地变化着的,地主的后代不一定都坏,工农的子女不一定都好;世上没有一成不变 的“血统地主”或“血统贫农”。 此外,还打算把我所熟知的当地风土人情和传说故事等等都穿插进去,把小说 写成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浙南风俗画长卷。其中如神偷谢三儿的故事、城隍娶妻的故 事等,都是十分生动有趣而且也是别处所没有的。这两个故事的原形,请参看本书 附录一和附录二,我这里不细说了。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关于本书第三卷上册中本 忠在温州“代新郎”在洞房中巧遇未婚妻的故事。 看过《括苍山》的人,有人说整部书中的故事虽然都很离奇,但是大都可信; 独有本忠在洞房中巧遇未婚妻的故事,编造的痕迹太明显了,天下的巧事固然多, 但不可能这样巧的,因此绝不可信。 在这里,我要郑重地声明一下:“因代新郎在洞房中巧遇未婚妻”的故事,确 实也是真的,而且故事梗概与我在《括苍山》中所写的也差不多,只不过本忠是我 创造的小说中的人物,这个真实的故事当然不可能发生在子虚乌有的本忠身上罢了。 它的故事原型是: 宋高宗绍兴末年,在缙云县南门附近,有一个小小的村子,叫做詹山下,村里 有个十几岁的少年,名叫詹大中,父母双亡,跟着叔叔、婶婶过日子。一天,他正 牵着一头牛在詹山岭上放牧,忽然看见路旁一块大石头上放着一个扎包,捡起来一 看,里面有二百多两银子和一些账本儿杂物之类,就不动声色,继续放牛,静等失 主回来。 不久之后,果然有一个温州客人神色慌张地小跑着回来,在大石头前后左右寻 找东西。詹大中问他找什么,那人说:他不久前在这里拉屎,把扎包解下来放在大 石头上,走的时候忘记了。詹大中问明了扎包的样式和银两的数目,把扎包原封不 动地还给了他。那个温州客人非常感动,拿出一百两银子来相谢,詹大中也坚决不 要。温州客人没有别的办法,问明了大中的姓名和住址以后,从身边摸出一根碧玉 簪来,在石头上一磕两截儿,递给詹大中一截儿,说:他叫陈焕文,是个收山货的 客人,家中广有资财,只有一个女儿,愿意招赘詹大中为婿。只为他已经跟人家约 好了时间地点,打算进山去,如今为了寻找扎包,耽误了一会儿,没工夫到詹家去 了。说定三天以后,他从山里出来,一准到詹家去,并把大中带回温州去读书。说 罢,就匆匆地走了。 詹大中回家跟叔叔说起此事,不料他叔叔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当时就大发雷 霆,把大中鞭打了一顿,说他不应该把银子还给人家,如今只落下半支断簪,人家 绝不会再登门了等等。 大中被打之后,又生气又伤心,当天就逃走了。他到了丽水,无以为生,就投 了一家戏班子学做戏。 几年以后,大中在温州演戏,有一家财主因为儿子既丑且傻,找到戏班来重金 礼聘大中去代新郎,到岳家迎娶新娘。不料到了岳家,忽然下起了暴雨,不能耽误 吉期,只好在岳家拜天地入洞房。进了洞房以后,大中坐以待旦,无聊中翻出一本 唱本来,用半截断簪击节而歌,被新娘一把夺去,方才发现来人正是自己的丈夫。 ──原来陈焕文到詹家去找他的时候,大中已经“失踪”,以后每年去找,都没有 消息,陈焕文只好将女儿另嫁他人了。 这边夫妻相认,财主那边,儿子久盼新娘不到,到河边迎接,不慎落水淹死, 只好认大中为子,完成花烛,从此在温州发愤读书。 宋孝宗淳熙二年,詹大中改名詹骙赴京赶考,居然状元及第。这是缙云县历史 上唯一的一个状元,但是报的籍贯却是温州。为纪念这个状元,缙云人在詹山岭上 詹骙拾金不昧处建起了一座状元坊,詹山岭也从此改名为“状元岭”。缙云的民间 说唱中,也有一部书,叫做《玉簪记》,说的就是这一段故事,据说流传甚广,老 一辈儿缙云人大都知道。我虽然没有听过这部书,但是听我父亲说起过故事的梗概, 而且詹骙的生平,也可以从詹氏宗谱和县志中查到。 我基本上是按照原故事进行再创作的,只是增加了一些与《括苍山》的有机结 合和许多环境铺垫,让“巧合”的可能性更加自然、更加可信而已。 我当时的所处环境,不可能让我坐下来安然书写,只好在头脑中构思情节,也 就是“打腹稿”。“文革”期间的劳改农场,一切都强调集体化,排队出收工、排 队打饭,吃饭要以班为单位在院子里围成一圈儿,连工间休息十五分钟,也要集体 听读报,晚上则是没完没了的讲用会、批斗会,不到深夜十一二点没个完,电影也 只有那么几部,哪怕你看过十几遍,还得排队去看,因此根本就没有个人的自由活 动时间。于是乎批斗会也好,看电影也好,不管台上怎么热闹,我则有如老僧入定, 脑子里闪现的是我小说中的场面。可以这样说:这部小说的腹稿从1966年打到1974 年,反复推敲,再三修改,故事比较成熟,结构也比较紧密了。 如此反复构思,初步拟定了一个写作大纲,计划共写五部,每部五卷,每卷三 四十万字,总计二十五卷七百五十万至一千万字。 这样巨大的写作计划,而且是在劳改农场里,听起来似乎很可笑也不现实,但 我当时却的确是这样定下来的。其前提是:反正我是终身劳改的,不妨终身就写这 一部书,来一个“前无古人”,也不求生前能够出版,只要像《红楼梦》那样死后 三十年能够问世,于愿已足。 然而,像这样的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尽管第一部的故事梗概已经构思 成熟,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一吐为快。 八、乘虚而入,秘密写作 一直到了1974年,一鼓作气的“文化大革命”,似乎进入了“再而衰”的阶段: 批斗会不怎么开了,晚上的学习,也以读报为主;“抓革命”则落实在“促生产” 的行动上,出工虽然依旧排队,到了工地却允许或不得不分散开各干各的。特别是 当时我担任稻田放水工作,一个人管理八十亩稻田,到了我的“管理区”,四周连 一个人影儿也看不见,给我造成了一个“秘密活动”的绝好良机。每天一早带上干 粮来到工地,把畦口做好,把闸门拉开,让清水慢慢儿流进田里,趁早晚凉快施肥 除草,盛夏的中午酷暑,正好坐在林带的树荫凉底下写我的小说。当然没有桌子, 只能在大腿上用只有我自己才认识的“狂草”鬼画符似的奋笔疾书。 有一次我正坐在水渠上低头写稿,忽然一只螳螂跳到我的稿纸上来,居然舞动 着“大刀”向我瞪眼凝视,久久不想离去。我也歪着脑袋注视着它。三角形的脑袋, 外凸而无神的大眼睛,细长的脖子,两臂瘦弱而无力,偏偏还要傲慢地耀武扬威, 目空一切,不可一世。当时我刚写到金太爷下乡验尸,正决不定如何来描写这个既 贪赃又贪淫的“京里官”,看到了这只螳螂,灵机一动,就把螳螂的形象移植到金 太爷的身上没,似乎倒也惟妙惟肖。 我秘密写小说的事儿,当然不能外扬,只能我自己一个人知道。万一泄露出去, 抄走了我的稿子,随便一分析,我就会吃不了兜着走,进学习班严管是最轻的,弄 得不好,判徒刑、挨枪子儿,都有可能。 关于书名,开头我想用《宁静的好溪》,但是想到和《静静的顿河》太相近了, 又改名《恶溪西去》。有一次我和杜高(著名戏剧家,吴祖光的大弟子,当时和我 一起劳改,他当宣传员,我值班看大门;落实政策后他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当总编辑, 而我则在他手下当文学编辑)一起扫院子,我问他世界上哪一部小说的情节最离奇, 他说是《基督山恩仇记》。《基督山恩仇记》就是《基督山伯爵》解放前译本的书 名,当时还没有解放后的译本,我也没看过这部书,不知道这部书离奇到什么程度; 但是我有这样的信心,一定要写一部情节和《基督山恩仇记》一样离奇甚至更加离 奇的小说,所以我就把自己的小说定名叫做《括苍山恩仇记》。 九、绝处逢生,巧遇知音 一个成功的人背后,都有几个支持者、协助者,我也不例外。 1974年深秋的一天中午,我正沉浸在自己编造的故事当中,坐在田埂上低着脑 袋只顾写写写,冷不防背后传来嘶哑的一声:“写什么呐,这样认真?” 我回头一看,不由得凉了半截儿:站在我背后的,是中队宣传员赵植林。 劳改农场的中队宣传员,尽管也是我们同类,却是最最靠近政府的积极分子, 负责组织大批判、讲用会、出墙报、演节目等等“宣传口”的工作,当然是脱产的, 最多协助统计员做做丈量土方、过秤验收之类的事情。因此凡是当上了宣传员的, 绝对是队里的红人、队长的亲信。这个赵植林,来头更其大:是新中国第一批派往 苏联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深造的留学生,回国后在交通部工作。五七年反右的时候他 在苏联,没赶上当右派,却在六○年当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被送到劳改农场 来了。他能歌善舞,能写会算(上大学读的是数学系),全大队集合开会,总是由 他指挥。他出任宣传员,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过我与他之间,从来没有矛 盾和冲突,我脾气好,人缘儿好,遵守一切纪律制度,从来不吵嘴打架,更没有当 过批判对象,仅仅因为宣传员是“接近官方人士”,对他“敬鬼神而远之”而已。 这可真是当场人赃俱获,要躲要藏,都已经来不及了。我没想到横祸会来得这 么快。事情既然已经败露,我也不加隐瞒,直认我在写小说。当然要在积极意义上 大做文章,说我描写的是清代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不料赵宣传员对此大感兴趣, 当时就把草稿拿过去看。可惜我的字迹太潦草了,无法卒读。我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有声有色地读给他听。那天我写的正是师兄弟校场比武那一章,我读得唾沫星 儿四溅,眉飞色舞,他听得一节而三叹,频频点头,称赞不已,鼓励我好好儿写下 去。我不知他是真是假,赧颜相求,要他为我保密,他连说:“放心,放心,这个 我知道。” 从那天以后,他倒是真的常常到我的责任区来看我的“下文”,而且以他“莫 大”新闻系的高造诣为我推敲情节,斟酌字句,指点迷津。渐渐地我相信他不会故 意害我了,就把自己的写作计划约略向他透露一二。他听后也没讥笑我的不自量力, 反而一再打气,表示要帮助我完成预订的计划。果然,以后每逢星期假日,他就把 我倒锁在属于宣传员管理的放锣鼓、道具、语录牌之类的仓库里。我用一只箩筐反 过来当凳子,用三只箩筐摞起来再架上一块语录牌当桌子,开始把我在田边地角涂 涂改改潦潦草草写成的稿子加以誊清。到了晚上,则用一顶棉帽子把自制的土台灯 罩住,只留脸盆大一块亮光照在语录牌上,窗户外面,根本看不出屋子里有人。到 了冬天,仓库里没有火,冷得要命,就穿着大衣、戴着手套写。一坐三四个小时, 等到站起来的时候,往往连路都不会走了──脚冻僵了。 后来胆子越来越大:每天晚上的读报、讨论,只要指导员不坐镇,人们照例是 海阔天空地胡扯一气,照例由我在记录本上杜撰一篇冠冕堂皇的发言记录,反正指 导员的那点儿文化,也只能看看发言者的名字,看看发言记录的长短,并不真看内 容。于是,两个小时的学习时间,除了半个小时用来编造发言记录之外,其余时间, 就都是我的“创作时间”了。外人看起来,发言的很踊跃,记录的也很认真。 这些情况,班里的人当然都知道的。这就叫“瞒上不瞒下”。有几个对小说感 兴趣的,我写一章,他们看一章,成了我这部小说的最早读者。 写稿要用纸笔。我写《括苍山》的时候,用的是一支四角六分钱买的最最便宜 的自来水笔,而且一直用到我落实政策之后。在劳改农场倒不是买不到稿纸,而是 我买不起。当时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是三十二元钱,衣食住行加上返浙探亲的路费和 给老婆孩子买东西的钱都从这里面出,一个月的伙食费只能控制在十五元钱以内, 要我每月拿出三五元钱来买稿纸,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好在劳改队的供应站有 一种芦苇造的极薄的纸,名称虽然叫做“办公纸”,而且我们从队部领来写检举揭 发材料或年终总结之类,也的确用的斗士这种纸,但我相信除了劳改队之外,是没 有几个机关单位用这种纸办公的。供应站供应这种纸,主要是给劳改犯卷烟炮。 当时社会上香烟是“计划供应”的,当然不供应劳改犯。在劳改队里要抽烟, 只能买叶子烟,也就是干了的烟叶,揉碎了,用一条二指宽的纸条卷一个“喇叭筒”, 把碎烟末装进去,再把口子拧紧,一支烟就“生产”出来了。 卷烟炮的纸叫做“炮皮”,供应站每人每月三大张。每一大张裁成八开再对折, 就是十六开大小,写草稿每面可写两千来字,誊清稿在下面衬上20×25的格子,每 面可写五百字。 即便我打草稿用废纸,单是誊清稿,每月供应的三大张纸,也只能写两万四千 字。这当然是绝对不够的。好在中队里并不是人人都抽烟,我就动员哪些不抽烟的 人,每月登记买日用品的时候,也都登记买三张纸,供我写稿之用。《括苍山》初 稿一百八十万字,三易其稿,加上密密麻麻的草稿,摞起来有好几尺高,总字数绝 对超过六百万,最后交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去的稿子,都是用这种“卷烟纸”誊清并 用双线装订成册的,可以想见一共用了多少纸。没有朋友们的支持,连稿纸都买不 起的“作家”,怎么写稿哇! 我的小说既然要以浙江缙云为背景,有关缙云的历史、地理,就必须如实描写。 我虽然在缙云生活了八年之久,但究竟是我六岁到十四岁的少年时代,以后再也没 有到缙云去过,许多故事,难免遗忘了或者模糊了。为了印证这些故事,并继续搜 集创作素材,我决心去一趟缙云。 自从六六年八月我父亲被红卫兵迫害致死以后,我母亲孤身一人,第一没有收 入,第二眼睛失明,无法生活,已经由我大姐接到缙云乡下去住了。但是我们劳改 职工没有探亲假,要回家探亲,只能有急事才能请事假,车旅费当然不能报销。而 我一个月只有三十二元生活费,要攒下一二百元的旅费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我节衣缩食,一年以后,总算攒够了来回的路费。于是在1975年2 月,我请大姐夫 给我发了个“母病危速归”的假电报,请事假二十天,到了一趟缙云县。 我已经有二十多年没到缙云县了。这一趟探亲之行,我办了三件大事:第一看 望了阔别多年老母,第二核实、搜集了许多写作素材,第三意外地找到了自己的另 外一半儿──我现在的妻子楼兴蠲。 关于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说起来实在太长,好在我已经写成了一部三十多万 字的长篇回忆录《二劳改和女人们》,不久即将出版,这里只能简单地说几句。 我回缙云期间,偶然的机会由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叫楼兴蠲的大姑娘。她原是 缙云县新建区粮食管理所的的营业员,“文革”初期,两派武斗,银行关门,她怕 抽屉里当天收入的现金和粮票被抢,偷偷儿地装进书包里,拿回家去藏在大梁上, 武斗结束,一分不少地拿了回来。这样一件保护现款有功的事情,仅仅因为对立派 掌权而被打成“非法转移现金”,加上她对近似于封建仪式的“早请示晚汇报”十 分反感,经常逃避,做仪式的时候,不是上厕所,就是去洗衣服,为此又被打成 “对毛主席不忠”,二罪并罚,把她“下放农村锻炼”处理了。我见到她的时候, 她已经在区食品站当临时工,一个月二十七块钱,穷得床上连张床单都没有。当时 她已经三十五岁,但是下了决心,“文革”不结束,冤案不平反,绝不结婚。 我们同病相怜,一见钟情。这时候我的《括苍山恩仇记》第一卷八十万字已经 杀青,我回到农场以后,就抄出一份儿来寄给她看。她赏识我的才华,对我写的小 说非常称赞。也是凭着这部稿子,她对我有所了解,有所同情,并答应在任何情况 下都为我保存原稿。──也就是说,她决心上我这辆车,要与我“同呼吸,共命运” 了。 我秘密从事写作活动,有一个队长似乎是知道的。他姓焦,名如棕,外号“焦 大炮”。此人文化不高,性格粗鲁,脾气火爆,遇到不如心的事情,张嘴就骂,动 手就打,小流氓们特别怕他,但不知为什么对我却很客气,从来没有给我看过脸色。 据说他是红小鬼出身,原来是中南海的机要通信员,经常往来于毛刘周朱之间。他 爱人则在收发室当收发。有一天两口子为什么事情戗戗了起来,他拔枪就给了老婆 一枪,打中了她的大腿。为此不但失去了老婆和党籍,从此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一律 不许带枪,他也不许再在中南海呆下去了,被发配到劳改农场来管劳改。早期的官 儿比现在大得多,一次次发火吵架打人犯错误,官儿也就越当越小。如今只落得当 一个管生产的中队长,而他对于苹果、葡萄的栽培管理,也确实真有一套。 我说他也许知道我在写小说,是因为有一次他偶然地露了这么一句:“我这一 生经历过的事情,要是让你这个会写小说的写出来,准保比现在任何一部小说都生 动。” 但我唯唯不置可否。你不挑明,我也不承认,省得自找麻烦。 1976年8 月唐山地震,清河农场离震中只有五十公里,全场一共死了五百多人, 房屋倒了一大半。我幸亏睡觉警醒,逃得快,如果再慢十几秒钟,也被砸死在房间 里了。这以后,大家都住在窝棚里。焦队长不知出于有意或出于无意,忽然调我到 远离居民点一里地之外的一个水泵房去看守、管理二十几亩大白菜。用农场的话说, 这是一宗“滋润活儿”,只要每隔若干天在白菜地里撒点儿化肥,合上电闸,让清 水流进菜地里,就什么也不用管了。其余时间,一个人住在水泵房里,只要不藏浪 女人,爱干什么干什么,没人来管我。这对我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于是 这座四野无人的五平方米小屋,在水泵上搭一块木板,就成了我的专用创作室,三 更灯火五更鸡,一任想象的小鸟儿在广阔的天地中自由地翱翔。 焦队长这样安排,是特殊照顾,还是仅仅因为我老实,相信我单独居住不会出 问题? 十、形势逆转,带来生机 1976年9 月中旬的一个深夜,毛泽东死了还不到十天,村子里熄灯已经很久, 我裹着大衣,缩着脖子,还在一百多年前的浙南山村中徘徊踯躅。忽然门上响起了 剥啄之声,把我从遥远的括苍山脉拉回到渤海之滨。传说这个水泵房历任看泵人都 遇到过旷女夜奔的故事。夜这么深了,刮着料峭的寒风,天上又没月亮,连我这个 男子汉都不想迈出门外去,是哪个浪女人有这么大的瘾头,半夜里出来找这罪受? 我凝神静听,厉声喝问:“是谁?”门外轻声回答:“是我!快开门!” 阿弥陀佛,是个男人。我一时听不清来者是谁,反正我没有仇家,没什么可害 怕的,起来开门一看:天爷,来的是赵植林!瞧那打扮:戴着皮帽子,两手紧紧裹 着棉大衣,下身穿的是秋裤,没穿袜子,却套着棉鞋。──看样子是刚从床上起来, 来不及穿外衣就跑来了,有什么大事,急成了这样?! 他顾不得寒冷,进门第一句话就是:“有极不寻常的消息!刚才我听莫斯科电 台的俄语广播,说是中国发生了政变,江青被抓起来了!” 我一愣,如堕五里雾中,还有些将信将疑。毛泽东死了还不到十天,江青能这 样快就倒台?他以宣传员特有的敏感分析说:“我注意了这几天的报纸,华国锋的 名字还有,江青的名字确实好几天不露了。如果‘老莫’的消息准确,说明‘红色 恐怖万岁’的时代已经过去,对咱们是绝对有利的。” 我一个人住在水泵房里,有如隐居的高士,不看报纸,也不听广播,每天只和 一百年前的古人打交道,根本不知道天下大事,只有听他分析的份儿。据他估计, 江青一倒,“文革”中的“革命派”必然也要下台,为了安定民心,阶级斗争的弦 势必会略为放松一些,来一个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即便不能立即把在押的右派们 都放掉,至少我的书不必等我死后三十年再出版了。他问我小说进行得怎么样了, 能不能掐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来争取先出版第一卷? 我说第一部五卷共180 万字的初稿基本上已经杀青,现在正在做修改誊清工作。 第一卷80万字,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可以独立成篇,而且已经有誊清稿。他就劝我 把这第一卷先寄出去,争取一炮打响。 这一夜我们谈到深夜两点,他方才兴冲冲地回村去了。倒好像这部书也是他的 心血与成果似的。 第二天我到他那里翻看了报纸,从将信将疑到半信半疑,接受了他的建议,立 刻写信给兴蠲,请她帮我把稿子寄给浙江人民出版社。 大白菜砍光了,焦队长忽然调我回村去当电工。劳改农场有一句话,叫做“溜 溜达达是电工”,当电工的,除了粮食进场脱粒需要日夜守在机器旁边之外,平常 日子,白天基本上没事,夜里哪家电灯灭了,找根电线接上,只要会亮就得,等白 天再来仔细修理。因此,我有足够的时间,可以从早到晚地用全力继续写稿子。─ ─焦队长如此全力支持我,1983年9 月我的小说出版以后,趁我到天津市新华书店 去签名售书的机会,曾顺便到清河农场四分场去了一趟,给他送去一套小说,向他 表示衷心的感谢。 十一、当头棒喝,好梦醒来成画饼 第一卷稿子八十万字,是全部用恭楷誊清的,分钉八厚册,由兴蠲在10月3 日 寄给了浙江人民出版社。 这时候“四人帮”的案子早已经公开,举国欢腾,百废俱兴,出版界也正要有 所作为。而浙江是我的老家,小说的故事写的也是浙江,把稿子寄给浙江,是顺理 成章的事情。 浙江人民出版社处理稿子可谓神速:一部80万字的稿子,仅仅用了20天时间, 估计至少经过三个人的审读,就在10月26日给我写信来,通知我稿件审读通过,他 们接受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也不再保密。难友们听说我朝于斯、夕于斯、苦心孤诣写 出来的“巨著”有了出路,人人都为我高兴,纷纷前来祝贺。但是没过三天,分场 部的张场长忽然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去,脸上带着三分轻蔑的讪笑,貌似和蔼地 问:“听说你写了一部小说,是吧?” 我理直气壮地点点头:“有这么回事儿!” 他的大嘴一撇:“你的保密工作做得还真不错嘛,怎么我就一点儿都不知道呢?” 我也轻蔑地笑笑:“那是您深居简出,从来不到下面去走走,怎么会知道?中 队里的人,大都是知道的。” “写的是什么内容?”他嘻嘻一笑,似乎颇感兴趣地问。 “是写清朝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我也微微一笑,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农民起义”,当然是积极的主题。他不知道怎么反驳我才好,迟疑了半天, 忽然迸出了一句:“你在清朝生活过吗?” 我不由得真的笑起来了:“张场长,我今年才四十四岁,怎么可能在清朝生活 过呢?” 这一回,他算是逮住了我的把柄,得意地笑起来了:“你会写小说,总知道文 学是生活的集中反映吧?既然你没在清朝生活过,那么你写的小说,岂不是主观主 义的作品吗?既然是主观主义的作品,我们党的基层组织,能让它出笼吗?告诉你, 文艺是党的事业,我们党的基层组织,是有权力严格把关的。再说,你的小说写完 了,也没给我们看,就偷偷儿地寄到了出版社去,这是,这是……一种违法的走私 行为。现在我代表政府和基层党组织正式通知你,你的稿子,我们不同意出版……” 我心里明白,一定是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外调公函”到了。那时候的逻辑:开 除了党籍的党员不算党员,但是摘了帽子的右派依旧是右派。我如果和“代表政府 代表党”的张场长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那是永远也说不到一块儿去的。中国的文 学,要由这样的人来把关,还谈什么兴旺发达,出现什么里程碑! 我什么也没说,就默默地离开了场长办公室。 不到一个星期,稿子就从浙江退回来了。信中只有冷冰冰的两行: 吴越先生: 你的稿子经我们再次研究,决定不用了…… 十二、改换门庭,重找出路 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当然是很大的。尽管我也曾经有过“死后而志成”的决 心,那是指“红色恐怖”继续统治神州大地而言,如今拨乱反正了,似乎应该有我 的出路了。我提前投稿并不为名为利,而是希图通过小说的出版证明我的才能,从 而达到离开劳改农场走上“我的岗位”的目的。小说出不了,意味着离开农场的希 望也破灭了。 老赵却比我更有信心。他分析说:出版社先来信表示愿意接受这部稿子,说明 稿子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作者的身份。浙江人民出版社不敢出版这部稿子,是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出版过右派的稿子。姚雪垠就是个右派。中国青年出版社既然可 以出版他的《李自成》,也就可以出版我的作品。他要我把稿件寄到中青社去试试。 我又一次将信将疑地听从了他的话,于1976年11 月初把稿子用我未婚妻楼兴 蠲的名义寄出。她家是贫下中农,一家都是党员,她自己还是民兵连长。我天真地 想:如果中国青年出版社也发公函到浙江去“政审”,总可以过关了吧? 十三、无意中出现的典型人物 1977年1 月,我回缙云去完婚,因此而增添了一个《括苍山》中的典型人物, 说起来也颇有意思,不妨在这里附带一笔。 与我在同一个中队继续劳改的右派中,有一位姓安的先生,是个业余书画家, 写得一手好字,也能够画一些仕女花卉之类,大家都叫他“安才子”。劳改农场里 藏龙卧虎,能人极多,善于书画的人也不少。但是安才子却自视甚高,除了书画之 外,还自称善于诗词。我对诗词一道没有下过甚么功夫,只是父亲给我讲过一些平 仄和对仗,但因为故事行文的需要,东抄西凑地在《括苍山》中也勉强写了一些诗 词,为了不露怯,就特地拿去请安才子斧正。没有想到他看了以后,却用一句话完 全加以否定:“你写的那东西,根本就不能叫诗词,只能算是顺口溜!”意思是根 本就不值得改,因此也就没给我改。我自感赧颜,只好默默地把稿子撤回来算完事。 我请了婚假,动身之前,再次赧颜向他求一墨宝,他倒是很痛快地答应了。他 买来两张虎皮宣,龙飞凤舞地用行草写了一诗一词,诗是七绝,词名“贺新郎”, 在落款的地方,还特意写上了“录旧作以为新人贺”等字样。又再三声明没有工夫 填新词,以旧作塞责,不堪入目,不要见笑,也不要见责。我高兴之极,回到缙云, 就在我的新房里张贴起来。不料小小的缙云县,却不乏辞赋高人,见了这两张诗词, 当即指出都是赵朴初的作品。我当然不相信,告诉人家这是我的朋友所写。人家倒 是比我更认真,也不与我争执,回家去把赵朴初诗词集捧来给我看。我一对照,这 一回可是真的赧颜了,两首诗词,一字没抄错,果然都是赵老的作品。羞得我无地 自容,当时就揭了下来,藏进了箱子,至今仍在我的箱底卧着。 当天夜里,一个梳拢红云的假才子“安三公子”的形象,就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了。许多读过这一章的朋友都说:尽管这个人物根本没出场,只是通过几个人的叙 述,那副形象就已经活灵活现了。可谁知道我就是那个因孤陋寡闻而被骗的红云呢! 回北京的路上,我在上海买了一部赵朴初诗词集,翻到了有那两首诗词的地方, 夹上书签,然后拿去送给我们的“安才子”,说了一声:“你的诗词风格很像赵老, 路过上海,特地买了一本送给你。”“安才子”一见这部书,就明白西洋景已经被 拆穿,磨不丢丢地客气了几句,红着脸走开了。 十四、第一次落实政策 从缙云完婚回来,我又把第二卷40万字修改誊清,于1977年暑假期间托一个在 清河农场劳改的美国人丹尼尔·凯莱的夫人带到北京,送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8年底,我的原单位国家语委派人来给我第一次落实政策,口头宣布我为错 划右派,恢复原工资级别,但却没给我看书面材料,并以“单位紧缩”为由,不给 我分配工作,却要求劳改农场“妥善安置”,为此焦大炮跟他们吵了起来。焦大炮 说:“人是你们错划的,也是你们送来劳改的。我们是执行单位,没有责任和义务 给你们擦屁股。吴越在这里,只能当电工,拿三十二块钱!” 来人无可奈何,答应回去以后向领导反映,当天就走了。 没过几天,赵植林也接到通知,回到原单位宣布平反,并安置了工作。我虽然 先他而平反,但我的安置工作则搁浅了。 我心想:只要我的小说能够出版,哪怕果真留在劳改农场,至少能够给我安排 一个文化方面的工作,不至于还当没有电工本子的电工。为此我到队部去请事假, 焦大炮也很支持,还嘱我得不到结果就住在招待所,不要回来。 我第一次到国家语委去“上访”,一面天天到“落实政策办公室”去扯皮,一 面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去询问稿子处理的情况。 接待我的是中青社的一为老编辑黄伊同志。他告诉我,稿子在他们手上并没有 耽搁,已经有五位编辑看了稿子,但是看法各不相同:两位编辑看了说可以出版, 两位编辑说在大陆不能出版,第五位编辑是李荣胜,一者他也吃不准,二者他正要 调到中国青年报去,为避免“举足轻重”,他不表态,没写出审读意见。为此,稿 子才由黄伊同志主动要过来,成为第六位审读者。他说:他看了稿子,基本上主张 接受出版,但是他也说:他职卑言微,无权拍板,为了争取多数赞成票,已经把稿 子送请基本上主张出版的编辑去审读了,要我耐心再等待一段时间。 黄伊同志对待未成名的业余作者非常热情而诚恳,才第一次见面,就让我拿了 条子到和平宾馆找白桦要话剧《今夜星光灿烂》的票子,进入阔别二十三的剧场, 看了一场精彩的话剧。 我的“上访”并没有结果。原单位强调没有具体政策,加上单位紧缩,没有编 制,要我再等一等。我离开北京之前,坐在招待所里给中青社的编辑写了一封长达 两万字的信,干脆把话都挑明了。我说明这部稿子的创作经过以及自己的身份,并 附了一份用英文写的自传。出版与否,成败在此一举了。 十五、第二次落实政策 一晃到了1979年初,我已经第二次落实政策,回到了北京。这一次虽然看到了 书面材料上的确有“撤消一切处分,重新安置工作”字样,但是国家语委也的确单 位紧缩,编制只有五十个人,而实有一百多人,现有人员尚且要调出一半儿还多, 我想回原单位,困难确实很大。但是他们表示对我的问题一定负责到底。考虑到我 爱人在浙江,只要我答应到浙江去工作,他们负责按下调干部派人与浙江联系。 我提出了两个意向:第一,到浙江人民出版社去当文学编辑。他们看过我的书 稿,原来打算出版的,当时仅仅因为我是“摘帽右派”而退稿了。但他们应该知道 我具有的水平。现在平反,稿子已经到了中青社,人却是可以到浙江的。第二,到 缙云县文化馆去当一个馆员,专门从事于文学创作。 原单位果然派出一名姓袁的处长到浙江去联系。我就住在招待所里等待安置工 作。但是我的编制不在国家语委,他们不但无法给我开工资,还要我交住招待所的 房钱和取暖费;而劳改农场则因为我不出工干活儿,不但不给我开工资,连粮票都 扣下了。我在招待所一住半年,靠我妻子向友人借来的一百元维持最低生活:每天 一块钱伙食费,早饭两角,午餐和晚餐各四角,天天吃豆浆馒头和素炒饼。 袁处长在浙江跑了几个月,人都累病了,我的工作还是没有结果。浙江人民出 版社表示欣赏我的文字水平,可以接受我去当编辑,但是没有住房,要我自己解决 住宿问题。我在杭州举目无亲,这不等于婉言拒绝么?缙云县文化局答复得更干脆: 我们有的是笔杆子,缺的是作曲家。要是吴越会作曲,欢迎他来。要不然,就让他 回来在中学教英语吧。──我倒是学过作曲,但是自知不是天才,缺乏灵感,也不 想在这方面继续发展。后来还是通过赵植林的介绍,认识了科幻作家郑文光;郑文 光又介绍我认识了科学普及出版社社长兼总编郑公盾同志,才由他点头把我安置在 科普出版社当科学文艺编辑的。 十六、千呼万唤始出来 在我住招待所的半年多时间中,除了帮我的老师倪海曙先生编辑不定期刊物 《语文现代化》之外,主要就是跑中国青年出版社,钉问稿子是否能够出版。 老编辑黄伊同志几次接待了我。通过诚恳的交谈,这才得知这部稿子在编辑部 内部虽然大家的看法并不一致,但是前后经十一位编辑看过,特别是被错划为右派、 刚刚落实政策回来的原总编辑李庚同志看了,提出了长达七千字的审稿意见,现在 总算是基本上通过了。同意出版的编辑,主要看到小说的主题积极,故事离奇,文 笔流畅,尤其是有大量浙南的风土景物描写,是一部风俗画长卷;不同意出版的编 辑,主要意见是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不够高大,甚至有许多缺点,而反面人物则坏得 不够,甚至还很有人情味儿;其次是小说中有许多男女私情特别是通奸与嫖妓的描 写;第二是好几个地方写到了大小老婆,对宣传一夫一妻制不利;第三是对封建帝 皇涂脂抹粉,例如县里遭受了水旱灾害,皇上居然下诏豁免当年的田赋,当皇帝的 哪有这样好心?等等。 我心里很明白:当时“四人帮”虽然被打倒了,但是“帮八股”并没有被清算, “四人帮”的文艺理论或多或少地在某些编辑的头脑中还有残余影响。“四人帮” 文艺理论的主要一条,就是正面人物必须是“高大全”的,不能有任何一点儿缺点; 而对于反面人物,则必须是“头顶上长疮,脚底下流脓──坏透了”。不然,就是 给英雄人物抹黑,给阶级敌人涂脂抹粉。我写《括苍山恩仇记》,正是冲着这些论 点来的,怎么可能还依循这些条条框框写?当时中国公民的“出版自由”,前提是 必须经过编辑审读,只有按照某种口径审读通过的,才能得到出版,不然就没有出 版的可能。但这又是我写这部小说的原则,要我放弃这个原则,理论上似乎可能, 实际上是绝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我放弃了我的原则,整部书势必重写,而《括苍山》 也就不成其为《括苍山》了。 尽管我是个没有学过文艺理论的无名作家,但是我必须“据理力争”,我从 “金无足赤”说到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主张文学作品中的人 物 必须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幸亏在这个问题上黄伊同志的观点与我基本上 相同,问题不在说服他而在说服另外的人。这,就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够达到的了。 再说,“文革”期间,连写爱情都是禁区,谈“性”而色变,直写通奸、嫖妓、 纳妾、借种,不是大逆不道,也是胆大包天。但是通奸、嫖妓、纳妾、借种等等丑 陋的现象,又的确是封建社会中的“固有内容”之一。要比较全面地描写封建社会, 不写这些丑陋的东西,不是不可能,而是作品不生动、不现实也不全面。 《括苍山》中,吴本良不是第一主角,我只写到了他的本质善良,而不想继续 继续拔高。在马列主义已经进口的现当代,先进政党的领袖们头脑中尚且难免有顽 固的农民意识,在那个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如果把本良写得过于成熟,是不现实的, 反而会有损与这个人物的形象,还是让他真实点儿,更切合他的身份的好。有两个 人物则是我着力描写他们的“渐变”过程的,一个是林炳,一个就是本忠。林炳从 一个乡村地主少爷变成一个官绅恶霸,受老少讼师和金太爷的影响颇深;本忠从一 个农村小石匠变为投机商人,也是黄逸峰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结果。而其中影响 他们最深的,则是“财色”二字。对林炳而言,则还多一个“权”字。瑞春是一个 大家闺秀,她居然会到庙会上去向马三公子借种,是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婚后三 年不孕,兄弟二人变成了独子,林炳的出生入死,没有后代将形成多方面的威胁, 加上她小婶婶的怂恿和现场只有马三公子一个人像人样儿以及几次偶然邂逅相遇等 等因素,最终促成了“稀里糊涂”地走上了这条路。这中行为虽然等于通奸,但是 和林炳与翠花儿的通奸,的确不能同日而语,不能认为瑞春是“自甘堕落”。如果 删除了通奸、嫖妓、纳妾、借种这些故事,这些人的变坏过程就说不清道不明了。 文学作品中排斥男女私情的描写,只是“文革”那个非常时期中的不正常现象。 任何一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都不会排斥男女私情的描写。至于写到什么程度,那 就要根据客观社会所能允许的范畴,适当掌握其分寸和火候了。在明代末年那种淫 靡之风盛行的社会,才会产生《金瓶梅》那样赤裸裸的性行为描写。在新中国的 “社会主义文化”领域内,特别是刚刚结束没有爱情、谈性色变的“四人帮文艺黑 线”,小说中的男女私情描写允许达到哪一个“度”,本来就是一件很难掌握的事 情。七十年代放电影,每逢出现男女演员接吻的镜头,放映员都要用手遮挡一下, 到了九十年代,银幕上半裸甚至全裸的男女演员相拥而卧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可见这个“开放度”,是与时间和认识有关的。我的原则是:在情节需要的大前提 下,允许有男女私情的描写,但绝不允许有性行为的描写,叙事行文,则以我国的 文学作品里程碑《红楼梦》作为典范,适可而止,最多为了显示个性而语涉狭邪甚 至说两句粗话、脏话,绝不写到床上去。 但就是这样的“度”,在七十年代末,要求能够层层通过,也相当困难。到底 允许写到什么程度,这个分寸,就只能根据“主刀”的编辑任意取舍了。 至于说:“我们是团中央的出版社,在我们的出版物中,不能宣传一夫多妻制”, 以及“封建皇帝没那么好心,不可能豁免农民的田赋”等等,我只能苦笑一声,因 为这已经只知道单纯“突出政治”,离开文学和历史都太远,简直无法与他们对话 了。 黄伊同志说:他是另一个编辑组的,现在他已经主动把稿子接了过去,正在争 取更多的编辑支持。至于意见能不能完全取得一致,特别是能不能与我取得一致, 就需要做工作并希望我能够谅解,适当退让了。 也难怪,中青社有史以来从没出版过这一类小说,要他们“破天荒”,谈何容 易呀! 长话短说,在黄伊同志的努力之下,先后看了这部稿子的十一个编辑,总算大 多数人都认可了,甚至连原来持不同态度的两三位编辑,也表示同意出版了。稿子 最后由社长阙道隆和总编辑王维玲二人通读,又由王维玲同志出面和我传达如何修 改的意见。我趁还在国家语委住招待所,有足够时间并有机会到北京图书馆找参考 资料的有利条件,用了一个多月的日日夜夜,把稿子从头至尾修改了一遍。 前面说过,我坐在劳改农场的田埂上,用膝头当桌子写小说,身边没有任何一 本参考书。所有历史事件、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包括清代的米卖多少钱一斤,茶 卖多少钱一碗,都是凭我平时看书的记忆写出的。写历史小说而没有任何参考书的, 恐怕也只有我这样一个吧?由于1955年肃反运动中把我的日记抄去,并因此生出许 多“莫须有”的罪名来,所以肃反以后我不但把所有日记都烧掉,也从此不再记日 记,而强迫自己用脑子记下一切。经过这样的锻炼,我的脑子不算最好,也不算差。 但是人脑终究不是电脑,储存量不像电脑那样大,准确率也不像电脑那样高。特别 对于记数字是我的最弱项。我曾经因为忘记了家里的门牌号码而半年没给父母写信, 至今所有的电话号码都要查通信录,也还有一次到银行交电话费居然想不起自己家 的电话号码来。因此,趁这次在北京修改稿子,我专门到北京图书馆去把各种版本 的缙云县志都借出来逐项核对。有关太平军打到缙云以后的种种,几乎是全部重写 的。此外,根据中青社的意见,把同治皇帝嫖妓女的一段全部删除了。第一怕有负 面影响,第二也是野史,不一定真实。 这部稿子经我自己修改以后,黄伊同志又删改了一遍,故事和回目没动,愣是 从字里行间删下了二十万字,把原稿的八十万字变成六十万字,原因无他,纯粹是 为了减少篇幅,降低定价。稿子从1976年11月寄到中青出版社,经历了六年又九个 月的“旅游”,第一卷上下两册终于在1983年8 月得以问世。真不容易啊! 设想此书如果交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总不会跑这样长时间的“马拉松”吧? 只是我的“五部二十五卷”计划,则被出版社所否定。原因是篇幅太大,第一 读者买不起,第二也怕作者功力不足,驾驭不了这样的宏篇巨制。《括苍山恩仇记》 现在以三卷五册一百回结束,所以书中有许多伏笔,例如林炳的一妻一妾给他生的 一子一女,都不是他的亲骨血,瑞春生的是个女儿,为了维护她的自身利益,孩子 一落生,就买通接生婆,对外谎称生的是个儿子,并且真的当儿子养着,以男孩儿 的身份上学读书,最后还给她娶回一房富有财产的儿媳妇来,从而产生了许多阴差 阳错的故事和纠葛(故事的素材是我父亲经办的一件案子);再例如林炳的弟弟林 焕,书中以打城隍后逃亡日本告一段落,后文他参加同盟会,出任外交部副部长, 重振家业并成为缙云一霸(缙云真有这样一位外交部次长,他家也的确是缙云一霸) 等等,属于“沧海桑田”、阶层变换的主题,就无法继续表现了。 十七、几点遗憾 这部书的出版,是在“四人帮”刚刚被打倒不久,编辑们的脑子里,或多或少 受到过“四人帮”文艺理论的影响。第一卷上下两册的责任编辑是黄伊同志,他年 纪虽然比我还大,思想却不僵化,有一些观点,经过书信往还,他不但同意了我的, 后来还把这些来往的信件发表在《编辑之友》杂志上,让双方的观点在读者面前亮 相,风格极高。但他编完了我的前两册书,就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了,第二三卷 共三册的责任编辑换了人。此公年纪比我小,思想却特别激进,对于不符合今天社 会制度的故事内容,大笔一挥,统统删去。因此,关于嘉兴“陆海空三军”(堂子、 船娘、尼姑)妓院的描写,基本上被删除了。一百多年前,“一子双祧”是浙江民 俗,第三卷中写到主角吴本忠在嘉兴娶的第二房老婆,也一定要我改为“认干妹子”, 以适应今天《婚姻法》中一夫一妻制的规定。诸如此类,令人啼笑皆非,但又无可 奈何。特别是他身为“社委”,工作极忙,二三两卷稿子在他手中前后拖了十年方 才杀青(第一册出版于1983年8 月,第四五两册居然拖到1993年才出版,并不是我 没给他稿子,而是他压着不发),等到书印出来,看过第一二两册的人有的已经作 古,有的虽然未死,却连故事梗概也淡忘了。没有抓住良好的出版时机,一次推出 或紧接着推出,是中青社出版此书的一大失着,也是此书后两册影响不大的主要原 因。 这是第一个遗憾。 尽管如此,文学评论界还是认为:所有在“文革”期间写成的长篇小说,仍以 《括苍山恩仇记》沾染“四人帮”的帮八股为最少。原因无它,因为我在动笔之初, 就是反对帮八股、冲着帮八股来的。而这正是我写此书的目的,也就是我当时的使 命感。 此外,章回体小说盛行于明清,到民国特别是五四以后就逐渐被“新文学”亦 即西欧形式的小说所取代;到了解放以后,真正能够完全按照传统章回手法写小说 的人越来越少了。这部《括苍山》,则是从内容、结构、形式、笔法,完全继承了 传统的章回体写成。在我之后,就没有另一部章回小说有如此巨大的篇幅、如此庞 杂的内容、如此传统的笔法了,因此,这部书曾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末章回小说的 “压卷之作”。 曹雪芹的《红楼梦》成稿以后,又花了十年时间,增删五次,中间也许高鹗先 生在续貂的时候又帮他动了一动,方才成了今天咱们看见的样子;我这部《括苍山 恩仇记》,成稿以后,也增删了五次,却花了比曹雪芹多一倍以上的时间! 解放前公民没有出版自由,因为有文学检查官制度,作品在问世之前,都要经 过这些老爷们的审查;解放后有了出版自由了,制度上也没有这种检查官的设置了, 但好像每一个出版单位的文学编辑都自觉地充当起文学检查官来似的,你不按照他 的条条框框去写作,他就有权不让你的作品出版,而出版以后书中出现的幼稚和可 笑,责任却可作者去负。这种苦衷和遗憾,也许不是我一个人仅有的吧? 《括苍山恩仇记》中否定了洪秀全是农民起义的英雄,而是个代表封建反动势 力的痞子。尽管这一观点并不是我第一个提出,但在那个历史时期,这样的内容没 有被删被否定,就应该念阿弥陀佛了。 中国文坛上向来“百花齐放”,各种流派,推陈出新,各种风格,异彩纷呈。 特别是近年来“娃娃作家”和“美女作家”异军突起,很受新潮欣赏者的欣赏。尽 管我写不出韩寒式或卫慧式的“小说”来;但我同样相信,至少今天的韩寒和卫慧 还写不出《括苍山恩仇记》这种“老头儿作家”写的东西来。但我并不排斥“新派”, 也不否定“另类”。我相信不同类型的作家各有自己的读者群。只要你喜欢看她的 作品,请尽管看,绝不勉强你来看我的小说。我只在我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辛勤耕 耘。我相信“章回体”这一传统文学形式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当我看见两个小时 内我的书卖出两千三百套的时候,当我看见我的书在地摊上以高出定价一倍的价格 出售的时候,当我看见从来不看小说的工程师们居然也饶有兴味地读下去的时候, 我高兴了,也满足了。在文学作品逐渐失去读者的今天,能挽回一部分“失去了的 读者”,总是好事吧? 如今二十年过去,“四人帮”的文艺理论早已经被彻底抛弃,我这部《括苍山 恩仇记》,写作的时候并没有受到“帮八股”的影响,但是在出版的时候,却不得 不违心地在某些情节上接受“帮八股”的余波,以求能够出版。这当然也是很遗憾 的事情。我发现我的思想认识怎么总是超前呢?五十年代我主张党政分开,主张人 才交流,反对以党代政,反对人才垄断,三十年后,证明是我对了;七十年代我主 张文学作品应该全面地反映社会、立体地刻划人物,反对阶级偏见,反对千人一面, 二十年后,还是证明我对了。现在我根据原稿把《括苍山恩仇记》重新改写了一次, 力图恢复初稿的样子。可惜的是第三卷原稿删除部分统统被编辑抽去,已经再也找 不到了,只能根据记忆重写,不是原汁原味儿,似乎也是一件憾事。 ──2001年4月5日于北京双旗杆蠲兴楼 注:本文主要内容曾以几种不同的标题发表在《纵横》、《绿洲》等多家杂志 及网站上。现在加以综合,加上心香一瓣,用来祭奠古往今来为自由、平等而献身 的英雄们,并祭奠我自己躯壳中一缕虽有若无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