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国是富有历史传统的国家。这种传统,可以是深厚的创造潜力,也可以是沉 重的因袭负担, 我国大多数成年人,思考问题时带有很深的历史意识,当然层次角度各不相同。 经过十年动乱,噩梦醒来,人们都在苦苦思索。有约人沉湎于伤感,视传统一切皆 黑;有的人简单地来个“统统推倒”,最完整的还是大大小小的自我;有的人丧失 了对国家人民的责任感,转而奔竞于名、利、权、窝;有的人不讳言弊端,谋求改 革,勇于探索。 作家吴越以劳动教养为题材写了这部小说,作为探索性的通俗文学作品,呈献 给大家。它不是时下流行的纪实文学,但其中确有部分是具名具姓的真人真事。文 学作品自然有所概括、提炼、想象、虚构,但小说反映了作者二十多年来亲眼目睹 的生活现实,溶入了作者的痛苦、困惑、思索和追求。在十年“文革”的特定历史 条件下,在劳教农场的典型环境里,出现了那么多怵目惊心的现象,存在着那么难 以置信的黑暗面,这一切又是合乎逻辑的,是特定历史的产物。这是个棘手的题材, 带风险的命题。作家写了它,提出了问题,也作出了他的回答。反映的分寸、深度 是否恰当,艺术手段是否有成就,自然有广大读者去鉴定,但作家的创作劳动,表 现了他对历史的责任感,也表现了他对现实生活的信心和热情,首先应予肯定。 作品写了几个文革初期红卫兵的命运。作为极“左”思潮的畸形儿和受害者, 他们有的先是狂热地进行打砸抢,后来又卷入了流氓集团,干起他们曾经“横扫” 过的勾当,最后进了劳教农场。有的人原是“根红苗正”的革命娇子,朝夕之间, 又成了待罪的专政对象;有的人娇生惯养,幼稚懦弱,经受了种种凌辱欺压,经历 了流离颠沛,终于在生活磨炼中坚强起来。十年动乱中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都 在历史的浪潮中受到了淘洗。这些小青年进入了中年,他们经历磨难,也成熟成长 起来,终于迈入了人生的正道,去着手治疗心灵的创伤,从事新生活的建设。小说 从独特的角度写了另一类红卫兵的生活道路。这是与知音上山下乡为题材的“知青 文学”平行的文学作品。作家为人们展示了生活底层的另一个世界。 建筑工人的人儿子林建国,是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是社会生活中的群众自发 “领袖”。他和李爱国、陈卫国,都是“四同”兄妹:是同年何月同日同时在同一 医院中出生的新中国同龄人。他们是红旗下长大的青年。原先充满着建设祖国、保 卫祖国的理想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风云变幻的政治运动,完全改变了他们玫瑰色 的生活。幼稚的青年卷入了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去,思想搅乱了。性格扭曲了。他们 也曾经风云- 时,在别有用心的政治野心家唆使怂恿下,干了不少错事和浑事,后 来康又遭到了种种不幸的待遇。在他们年持红宝书、挥舞着皮鞭去“革命”的时光, 哪儿曾想到后来的命运。林建国坚毅好强,思维敏锐,有组织能力,也有正义感, 本来应该是个有为的青年;后来却由于种种力量的驱使,成了流氓团伙的头头儿, 偷钱包、吃二馍、打砸抢、行凶斗狠,和女流氓鬼混,直到进了劳教农场。作品塑 造了这个独特的艺术形象。他的一些好的思想素质和才干,如正义感、上进心和他 的组织能力,使他在各种情况下都是个头儿,在红卫兵团、在流氓集团甚至在劳教 农场里,都是众人心目中的首领人物。作者写了他的胜利和失败、奋斗和挣扎、沉 沦和自拔,写了她的恋爱经历,写了他的两次劳动教养(二进宫),描绘了这个人 物的生活道路的悲国性,也反映了现实生活的悲剧性。我们感谢作家为文学之林增 添了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通过这一形象,可以帮助人们进一步深入认识历史和现 实。 监狱和劳动教养场所,本是集中形形色色人物的所在,在这里出现种种黑暗丑 恶的现象,原可想见。而在极“左”的口号下,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各种凶残、 蛮横以至卑鄙无耻的活动,则更令人发指。极“左”的种种现象原是经济文化水平 低下的产物,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遗留物的保护伞。国家举办劳动教养的原 意,本是政造教育犯有过错的人员。而在法纪破坏、是非颠倒的日子里,什么都乱 了套。在社会的那一角,人性的丧失或扭曲,演出了种种惨剧。蒙受冤屈的人、犯 有过失的人、思想品质低下的人、社会渣滓,都圈到了一起。而整个社会为政权的 安危进行着剧烈的斗争,当局无暇顾及下面发生的一切,人们呼唤人性的恢复,要 求人格的尊严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是一种历史的呼唤。作家对人性的解释, 人们也许有不同的意见,但作家揭示的极“左”肆虐、封建愚昧为害等事实,则正 是中国人民所要彻底铲除的。 小说从北京德胜门外的劳动教养收容所,写到茶淀、团河两个劳动教养农场, 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劳教情况,反映了其中的若干弊端,提出了健全法制,以促 进社会改革的问题。作家指出的过去时斯劳动教养可由单位领导决定,缺少法庭的 核实检察和申诉辩护,劳教的待遇和判刑相同,有时候还不如犯人,教养期限有若 干主观随意性,正当申诉和不认罪的混淆,会造成冤屈等等,确是过去未为人们所 重视的。这里有法制不健全的原因,有工作人员素质不佳或任用非人的原因。作家 感同身受,痛切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小说中塑造的刘云峰、陈志骛、宋亦兵等劳教 警官,都有真实 的原形人物为依据,他们是公安司法队伍中革命正气的体现,也 是作家呼唤民主法制的理想形象。小说的后半部描写了团河农场揭开教养值班员为 非作歹问题的斗争,描写了农场进行民主管理、改革劳教管理工作,都是真实生动 而确有现实依据的。在字里行间,表现了作者的巨大热情和对司法改革的期望。这 么一部尖锐题材的作品,从一个方面让人看到了希望,增强了信心,听到了生活前 进的脚步声。应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 作家吴越,是一位在逆境中取得成就的文学工作者。他原是个早慧少年,中学 生时代,就发表过不少小说。在五十年代,从事过文字改革的研究和世界语(Esperanto) 的推广工作,后来被错划为右派,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劳改农场生活中,经受了种种 磨难;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他以顽强的毅力悄悄地从事文学写作。生活遭遇的曲 折,并未使他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和对祖国的挚爱。恢复工作以后。他积极面向未来, 一面认真完成本职编辑工作,每年编发上百万字的书稿,一面每年都要写作几十万 字的文学作品,以巨大的精力和热情,去夺回失去了的时间,完成了《括苍山恩仇 记》等多部作品。他常说“什么苦日子都过来了”,从来不提过份的待遇要求;自 奉薄而成效高,历坎坷而志弥坚,是难得的长处。吴越高兴地自称是通俗文学作家, 不以为卑下。也不摆架子;为了国家昌盛和百姓的安乐,他以清除封建主义的历史 遗留为已任。平易、勤勉、顽强追求,这就是吴越性格。作为最早的读者和同事, 写了如上不成熟的感思,以表示对他创作劳动的感佩和尊重。 周 明 1988年9 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