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破罐子破摔 林建国到了北京,找到了小鸽子。她还住在原来的地方,不过已经有了合法的 正式丈夫,不能再留他过夜了。她告诉他:大痞子在农场呆了两年,就被送往新疆。 车过兰州的时候,不知怎么跟押送的警卫发生争执,来了牛劲儿,想上去夺枪,让 警卫当场开枪打死了。说到小地瓜儿,她说她替她平安地拿掉了胎儿,又好吃好喝 地待承她,却没有想到她会悄悄儿跑到公安局去告密。就在大伙儿被捕的第二天, 她才听到消息,可是已经晚了。等到她晚上下班回家,小地瓜儿已经离去,留下了 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五十元钱…… 他心里起急,又没有地方可以落脚,当天晚上就买了车票动身去四川。他是不 用担心旅费不足的,因为他有“二龙吐须”①的拿手本事,只要一上火车,妙手空 空,马上就有用不完的钞票源源而来。 -------- ①二龙吐预──北京流氓黑活。也叫“二龙戏珠”,指小偷几行窃。因为小偷 儿偷钱包,一般都是用中指和食指伸进人家的衣袋里去的,这两个手指头,就好比 两根龙的触须,也好比两条“龙”,去“戏”别人口袋里的“珠”(钱包)。 几天之后,他到了绵阳,按照小地瓜儿当年告诉他的地址,在一所小学里,终 于找到了她的母亲。 她母亲原来是个小学教师,因为男人解放前在省保安司令部当过几年准尉司书,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家属。虽然没有送进专政队去劳改,但也 挨了几皮带,抄了家,给轰到一间小破房子里,从此不准进课堂,改行扫厕所了。 小地瓜儿就是在母亲被斗之后,在县里呆不下去,才跟外地来串联的红卫兵跑了的。 这些事情,哪怕是小地瓜儿跟林建国最好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跟他说起过。他问她 母亲许文英现在在什么地方,她母亲说:自从六七年她跟人家一起出去串联,到如 今四年多了,连个音讯儿也没有,不知她是死是活,反倒向林建国打听: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看见过她,后来又听见过什么消息没有。他只好说:六七年初秋在北京跟 她见过面,那会儿她跟一位将军的儿子在一起,后来就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 她母亲噙着一包泪水,非要留他吃饭不可。在那样的情况下,他怎么坐得住又 怎么吃得下?只好苦苦辞谢,告别出来。好在凡是吃大轮儿的,都偷得有各种各样 的工作证和空白介绍信,随便填上几个字,就在旅馆里安顿下来了。 林建国万万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个样子;也没有想到小地瓜儿所以要死死地抓 住他不肯松手,原来还有这么一段不可告人的苦衷。她离开小鸽子的家以后,当然 不会忘记去取出她所埋藏的全部财产。但是尽管她手里有钱,却也是有家回不得。 到底上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直到今天,家里连她的生死下落都搞不清楚。看起 来,像她那样儿的姑娘,只要一上火车,甚至还没有离开北京,就有可能跟男人勾 搭上,或者让男流氓给“带”走了。她虽然揭发了流氓盗窃集团,但是她自己却很 难跳出流氓盗窃这个圈子之外。仍免不了要出卖色相皮肉,继续当“圈子”当“婆 子”。事实确实像小英子所说的那样,她害了人家,但是归根结蒂她自己也是一个 受害者。她所得到的下场,也许还不如被她所告发的那些人。她那自私怯懦的性格, 注定她只能当一个弱者,在屈辱与眼泪中度过她的一生。 “既然我们都是受害者,那末,究竟谁是那害人的人呢?要是我能把这个人找 着,我是绝不惜去跟他拼命,去跟他同们于尽的。” 深夜里,林建国躺在绵阳县小旅社的木板床上翻来覆去地思考着,久久不能入 睡。他想找那个罪魁祸首去拼命,但是凭着他对人生、对社会一知半解的认识和似 是而非的理解能力,当然不可能也找不着这个人。想来想去,他只能把这种症结和 罪责归咎于社会,认为所有这许许多多的弊端,全都是来源于这个不公平、不合理、 不适应时代潮流的社会。他在寂静中沉思着,考虑着,回顾了自己的过去,也鸟瞰 了社会的现状,他越想越觉得不满,越想越感到忿恨,思想的路子,也就越走越窄, 越走越偏激,一股“磕了”、“拼了”的念头油然而生,并终于形成了决心,将指 导他今后一生的行动了。 “我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一天诞生的。我长在红旗下,从小受的是共产党的 教育。我热爱我的社会主义祖国,也有过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远大理想 和抱负。在我的头脑中,也确实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 是唯一能使国家强大、人民幸福的社会制度。”他回忆起少年时代对未来的憧憬, 直到今天还感到快乐和幸福。“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社会主义’突然 间变成了皮鞭加镣铐、饥饿加贫困、愚昧加无知、没有民主、没有法制、没有人身 和精神上种种自由的那么一个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混血儿了呢?它继承并且发 展了古今中外一切最反动、最凶恶、最黑暗、最残暴的专制独裁统治,把全中国变 成了一所大监狱,把全国人民推到了朝不保夕的死亡边缘。说实在的,这样的‘社 会主义’,我宁可要资本主义!我学过几天社会发展史,知道资本主义至少比封建 专制主义要先进得多文明得多。尽管我也曾经为这个‘社会主义’挥舞过皮鞭充当 过打手,但是今天我却决心要为推翻这样的‘社会主义’而尽力了。一旦被捕,我 就去当反革命,去坐牢。去挨枪子儿;要是抓不到我的把柄,我就接茬儿干我的! 不怕你高楼万丈,大树参天,架不住小小白蚁从根脚上去蛀空它,从基础上去动摇 它。到了有朝一日每根表面上看来油漆光亮的柱子内膛全部蛀空的时候,这所大厦 离倒坍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天刚蒙蒙亮,他就离开了旅社,钻进了火车,往北京方向急驶而去。 林建国回到北京以后,都干了些什么?像他那么一个人,在那动乱的年代,无 非是在大乱之上,又增加一些小乱而已。他既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重新改造这个社 会,也没有那么大的魄力去彻底摧毁这个社会。像他这样的人,如果按照正常的道 路稳步前进,是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材的。但是不幸在他的身体、思想、性格都 还没有成熟、没有定型的求学时代,就被人盲目地引向了邪路,就被人过早地驱向 了社会,并且得到了恶性的、畸形的发展,先是作为一名帮凶肆无忌惮地践踏了这 个社会,后来又成为牺牲品遭到了这个社会肆无忌惮的践踏,最后成为蛀蚀这个社 会、危害这个社会的蠹虫,受到了这个社会的唾弃。有人说,他们这一代人是“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制造出来的废品,实际上他们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出现 的那个时代悲剧、那场亘古未有的大浩劫的制造者同时又是受害者。他们是历史的 牺牲品、时代的牺牲品,也是贡献在林彪、“四人帮”之类野心家们的祭坛上的牺 牲品。他们本来都是龙种,是可以成长为东方巨龙的;但是历史的车轮抛弃了他们, 时代的巨浪冲击了他们,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大浩劫中,他们从龙种变成了跳 蚤,变成了依附于他人机体上吸血的寄生虫。真是既可悲,又可叹! 当然,在这一代青年中,像林建国那样的人,毕竟还是极少数。由于他的幼稚、 肤浅和偏激,对于六十年代后期的那一场灾难,他不可能作出正确的认识和估价; 对于自己及亲友们所受到的痛苦,也不可能找到真正的原因;对于当时的社会现象, 他有强烈的不满和抵触,但是他又找不到造成那种怪现状的症结所在。因此,哪怕 他已经下了决心甘愿冒着杀头之罪去当“反革命”,他依旧找不到真正的对象,依 旧不知道找谁去讨还这笔血债。回到北京之后,由于他的身无一技之长,除了继续 去偷、去抢、去骗、去蛀蚀这个社会之外,他不可能干出“四·五”英雄们所干的 那种光辉业绩来。归根结蒂,他的矛头所向,依旧是人民;他所危害的,依旧是广 大的群众。问i 题的可悲,也正在这里! 在他们这一代人中,像田春英那样的姑娘,可以说是相当勇敢、相当坚强的了。 她天真、纯朴、正直而善良,她相信过真理,敢于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到刑部大堂去 滚钉板、告御状,和地头蛇作对,跟土皇帝打官司。在那个年代,像她家那样的案 子,全国多如牛毛,都想依靠中央来加以解决,当然是不可能的。就在她走投无路 的时候,出于无奈,自甘堕落,加入到流氓盗窃集团中去,却又出于幼稚,错拿狗 熊当英雄,把自已纯洁真挚的爱情,去献给一个政治上的帮凶、社会上的蠹虫;一 直到临死之前,心心念念,还把自已的情人当作罗米欧。不过她总算是个强者。她 敢于手刃仇敌,敢于跟残害自已一家的恶人同归于尽,而没有向代表着封建法西斯 的黑暗统治低头。最可怜的,还是像许文英那样的“红卫兵”。她为了逃避家庭所 遭遇到的不幸,想离开她所生活的那个现实世界,到另一个世界去寻找她个人的安 慰与欢乐,结果现实生活所报答于她的,却是把她变成了一个供人泄欲玩弄并驱使 奴役的工具、奴婢和“圈子”。她如果不改变自已的性格,即便能够活了下来,也 是很难找到幸福的。 六十年代过去,七十年代到来。头脑发热的,渐渐冷却下来了;头脑发昏的, 也渐渐清醒起来了。除了极少一部分人之外,大多数人通过一次次的愚弄和教训, 逐渐意识到了自己已经受骗上当,对斗争感到厌倦,对血腥更感到憎恶,对曾经一 度恶性膨胀过的权势欲,也冷淡了,不再舍生忘死不要命地去抢去夺了。于是轰轰 烈烈热热闹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逐渐消沉下来,有的人成了观战派,有的 人成了消遥派,上班没事干,下班没书看,男的打扑克,女的打毛线,生产直线下 降,人口翻了一番…… 林建国在这个时候回到了北京,虽然父母亲都还在乡下,北京没有自己的家, 但凭着他教养三年来所结交的一群铁哥儿们的照顾,尽管是东住三天,西歇两夜, 却绝不会缺少吃的和住的。钞票么,花完了,只要两个手指头一伸,就会源源不断 而来;女人么,只要他愿意,双臂一张,自然会有人投进他的怀抱里来。他抽好烟, 喝名酒,吃高级饭馆,一叠一叠的“大团结”甩给向他献殷勤的小婆子。对他来说, 只知道有今天,不知道有明天。风声紧了,买张票子,登上火车,南到广州,西到 新疆,北到黑龙江,有钞票,有证件,真是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跃,东南西北, 三教九流的朋友都有,就是不去白洋淀,也不给父母汇一分钱。他已经认定自己不 会活多久了,还是让父母亲以为他早就死了的好。 舞刀舞枪有失手的时候,走路过桥有失足的时候,掏包儿扒窃也有失风的时候。 只要被抓进公安局,他就招认自己是茶淀农场的就业人员。那年月乡“飘”在外面 的就业人员多了去了。公安局里有个规矩:凡是从劳改单位逃出米的人,只要不是 犯大罪,不管路途有多远,一律交原单位处理。劳改单位也有个规矩:凡是逮回来 的逃跑人员,一律先送学习班交代问题,能主动坦白罪错并能深刻认识的,一般大 都不了了之。因此有经验的外逃人员,一旦失风,第一是赶紧说出单位,争取送回 来;第二是赶紧认错,争取进学习班;第三是赶紧装孙子,争取免予处分或从轻发 落。外逃的犯人或教养分子,因为牵上一个“逃”字,逮回来以后,一般是要加刑 或延长教养期的。“就业”既非处分,就不能称为“逃”,只能称为“久假不归” 或“不假外出”,论其性质,只是“旷工”。“就业‘本身就已遥遥无期了,因此 也不可能再有”延长就业期“一说。那年月,人命案子尚且多得处理不过来呢,一 个”旷工“的”工人“有点儿小偷小摸,可不是学习学习,提高一下认识就算完了 么! 那个年代,正是就业人员不满就业政策闹得最凶的时候。就业政策,其实并不 是北京市公安局制定的。因为全国皆然,只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包袱却背得最重:历 年刑满的犯人和到期的教养分子,除保留公职的回原单位、家在农村的回去种田之 外,其余的人几乎全部留在劳改单位“就业”。小小一个公安五处,单是就业人员 就有好几千甚至上万。开头几年,称为“就业职工”,可以参加工会,干得出色的, 还可以到北戴河去休养,工资一般都有四十多元,并不比劳改队的队长拿得少,因 此大多数人都比较安心,或把家小接来,或在农村找个对象把户口迁来同住。没过 几年,“就业职工”改称“就业人员”,工会取消了,新就业的,工资一般只有三 十二元,低的只有二十七元、二十五元。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业人员又 成了专政对象,星期假日不许外出,一年只给七天事假回家探亲,转场的时候还要 用机关枪押送,等等等等特殊的待遇,使得就业人员很自然地产生了不满情绪。 “文革”初期,迫于高压,没人敢说。如今压力减轻,久经压抑的不满情绪一下子 爆发出来,叫五处的官员们非常头疼。有的人装病不出工,有的人出工不出力,有 的人叫家属到五处去讨户口,五处接待室里老头儿要儿子回家伺候,老太太要孙子 回去照顾,连哭带喊,嚷成一片,有跪下磕头的,有躺倒不走的,简直无法开交。 年轻的小伙子,有的跑到新疆去当长工;有的跑到山西去下煤窑;不肯吃苦的,就 “飘”在外面吃大轮儿,当扒手。逮回来,进学习班,交代逃跑动机的时候,一个 个异口同声,全说对就业政策不满:工资太低,有吃的没穿的,有穿的没吃的,有 妻小的养不了家,没妻小的成不了家;身有专长的无用武之地;政治地位太不平等。 只要能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就不逃跑云云。事实上,这些问题连局里也解决不了, 一个主管学习班的管教干事,能有什么办法?当然只好难于自圆其说地讲一通大道 理,一放了之了。 林建国就这样跑了又抓回来,学习完了又跑,一跑就是一年半载不照面儿,成 了茶淀农场有名的“马拉松长跑运动员”。从七二年开始,王宝生调到茶淀农场八 分场当管教干事,主要任务是长期蹲在西村办学习班。他跟林建国是老相识了,他 那沙威式的忠诚,似乎也有了沙威式的觉醒,只是还没有沙威式的得到自我解脱。 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他一个小小的科员级干事,对于就业人员的经常逃跑,又有 什么良策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