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走私者 林建国一家回到北京,领到了补发的工资,购买了家具和动用的什物,总算安 置下来了。虽然比不上原先那么齐全舒适,比起在白洋淀那阵子全部家当都在炕上, 也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了。往后每月有退休金可领,老两口儿晚年的温饱,目然也不 成问题。 忙活了十来天,一切大体上就绪了,林建国忽然想起陈卫国和李爱国来。他们 的父母亲都是受迫害的高干,如今打倒了“四人帮”,他们总该落实政策官复原职 了吧?他们的子女,自从惩办王冰之后,双双南下,打算靠倒卖走私物品谋生。一 别九年,音信皆无;也不知如今怎么样了,想来,只要还活着,总会回到他们父母 的身边吧? 林建国怀着姑妄一试的心情,先找到了李爱国的家。开门的是个保姆,一问, 住在这里的人姓张,是商业部的,家里人都上班去了。那保姆只知道张家搬来之前, 这里的户主姓王。再以前还有个姓李的房主,她就不知道了。 林建国又去陈卫国的家,一按门铃儿,出来开门儿的,没有想到竟是李爱国。 九年不见,她变了,完全变了:不但脸儿黑了许多,个儿长高了许多,连性格似乎 也变了不少。当她认清了来者是谁的时候,两手抓住了林建国的肩头又摇又晃,接 着又捶又打,嘴里连珠炮似的发出了一连串问题,可又不容别人回答,那股子泼辣 劲儿,跟十年前的李爱国比起来,简直像两个人。折腾够了,好像突然想起什么来 似的,一把拉住了林建国的手,一面住院子里跑,一面像个孩子似的扯开了嗓门儿 尖声大叫: “小兵!兵兵!快出来!你舅舅来了!快来叫舅舅!” 随着她的叫声,从屋里跑出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儿来,在台阶前面收住了脚, 却忽闪着一双大眼睛好奇地瞅着面前的陌生人。在母亲的连连催促之下,他甜甜地 叫了一声“舅舅”,显得并不认生,只是那眼神中流露出一种不太相信的神色。看 着陌生人,又看看妈妈,似乎在问:“这真是我的舅舅吗?” 母子连心,灵感与共。母亲马上懂得了儿子眼睛中的语言,拍拍儿子的肩膀, 笑着说: “这一位,可真是你的舅舅了。金华乡下的那个舅舅,是你奶妈的哥哥。这一 位,才是你妈妈的哥哥。”快叫你舅舅看看,像谁?是像爸爸,还是像妈妈?“ 孩子的脸型,基本上像陈卫国,可是眉眼嘴鼻,又恰当地继承了母亲的优点, 因此实际上比父亲、母亲都要漂亮些。林建国抱起他来,在他晒得红朴朴的脸蛋儿 上亲了一下,夸奖说: “真漂亮!可爱极了!”接着又问:“你爸爸呢?上班去了?” 孩子眨巴着大眼睛,像拨浪鼓似的摇了摇头,回答说: “我没有爸爸。我爸爸死了。我妈妈说:我还没有生下来,我爸爸就死了。” 林建国吃了一惊,急忙回头去看李爱国。只见她刚才还满堆着兴奋与喜悦的笑 脸上,立刻遮上了一片马云,阴沉下来,眼眶里也涌上了盈盈泪水。林建国急不可 待地问: “怎么回事?卫国他……?” 李爱国转过脸去,一串晶莹的泪珠儿,终于滚了下来。她取出手绢儿擦去泪水, 却用很平静的口气对儿子说: “兵兵,快下来,这么老大了,还叫舅舅抱?快带舅舅进屋去坐。” 小兵很听话地从舅舅身上挣扎着下地来,林建国拉着他的手,一起进了小客厅, 李爱国也随后跟了进来。客厅里的陈设,跟十年前已经完全不同,连沙发茶几也都 已经不是十年前的旧物,说明这个客厅在十年动乱中也有过一段“三易其主”的经 历。林建国在一张沙发上坐下,把小兵搂在怀中,用他那双深沉的眼睛默默无言地 注视着李爱国,等待着她来揭开陈卫国的死亡之谜。 李爱国在旁边一张沙发上落座,强抑着悲痛,用一种凄凉的声音,平静地开始 了她的叙述。 “卫国死去已经六年多了。关于他被害的经过,我只给他父亲简单地讲过一次, 此外我谁也不说,更不想叫兵兵知道。不过今天我却愿意当着他的面跟你详细讲一 讲他爸爸是怎么死的。 “早在两年前,兵兵就问过我他为什么没有爸爸。那时候,‘四人帮’还没有 垮台,有些话,我还不能跟他说。今天,这种顾虑没有了。唯一的顾虑就是兵兵年 纪还太小,怕他理解不了,也怕他接受不了。不过兵兵从小就很懂事。让他知道一 下他的父母亲在‘四人帮’时代都犯过一些什么罪,又受过一些什么罪,对他今后 走什么样的路,也许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兵兵,你懂得妈妈的意思吗?” 小兵挣脱了林建国的搂抱,扑进了妈妈的怀中,扬起小脸儿来,十分认真地说: “妈妈,我懂。你告诉我是谁害死我爸爸的,等我长大了,一定给爸爸报仇!” 李爱国把脸紧紧贴着儿子的脸,又一次伤心起来,忍不住眼泪“刷”地夺眶而 出,连连亲着儿子的脸蛋儿说: “好儿子,有志气!不过报仇的事儿,有你爷爷,有你妈妈,还有你舅舅。你 只要知道你的今天来得很不容易,往后能够认真读书,做一个有用的人,就算你对 得起爸爸妈妈了。” 李爱国把儿子的脸搂到自己的胸前轻轻地贴着,这才抬起头来,对林建国说: “自从那一天你给了我们一笔钱把我们连夜送走以后,我们按照你的指点,坐 45次火车到了金华。那时候浙江一片混乱,当时的说法,叫做杭州是修正主义,金 华是帝国主义,温州是资本主义。我们到金华的对候,金华的民兵正在武斗,两派 都有解放军的支持。机关枪、手榴弹都用上了。一派占领金华旅社,一派占领第一 招待所,互相对射,墙上满是弹孔,一根电线杆上,就有一百多个弹孔。从金华通 向浙南各地的长途汽车根本不通,汽车站里的汽车也满是窟窿眼儿。旅馆大都关着 门,不接待旅客。一到了晚上,大街上公开抢劫。当地人还好些,外地人特别不安 全。在火车上,我们就听说了。到金华下了火车,已经是晚上八点半。我们没敢出 站,就在候车室里过了半夜。候车室里人山人海,连车站外面的广场上全坐满了人。 金华是民兵们的天下,到处是戴红袖章的中年人在来往吆喝。也许因为裁们两个人 都戴着红卫兵的袖章,那一晚上倒是没人来找过我们的麻烦。 “第二天我们走遍了金华全市,不但找不到旅馆,连饭店也不开门,简直有饿 肚子的危险。后来碰到一个好心人告诉我们说:要去温州,只能先到丽水。因为从 丽水到温州的车还是通的。要从金华到丽水,只能坐生产队的客运拖拉机。我们问 这种长途客运的拖拉机什么地方有,人家指点我们说:如果我们没有行李,只要出 城七八里,就可以在村子里打听到这种拖拉机,连吃饭住宿也都可以解决。 “我们按照指点到了一个地名叫‘九里’的地方,果然看见一辆铁牛停在村口 正要开动,后面的挂车里挤满了人。我们上前去要求挤一挤,不料遭到车上的人一 致拒绝。有的人声势汹汹,并不因为我们是红卫兵就客气一些;有的人耐心向我们 解释说:他们在村子里已经等了三天,领号儿排队才轮到今天上车,明天、后天的 号儿都满了。我们要上车,只能先付钱挂上号,轮到哪一天算哪一天。没有号儿要 想‘挤一挤’,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车上早已经超载,而这条公路又年久失修, 行车很危险,经常翻车扣车…… “我们无奈,只好按照指点进村去‘挂号’,同时寻找住宿搭伙的人家。到了 ‘挂号处’一问,才知道铁牛只有这一辆,每天一去一回,要坐挂车到丽水,只能 等到三天以后,票价是每人三十元,也就是长途汽车的十倍。如果我们急于要走, 也可以明天一早坐手扶拖拉机,票价是每人二十元。 “我们其实并不急于到温州,只为坐手扶拖拉机两人可以省二十元,加上三天 的住宿钱。一共可以省四十五元。我们的钱有限,能省一分是一分,就决定第二天 一早坐手扶拖拉机走。 “当天晚上,由‘挂号处”的人安排我们在一家农户家里过的夜,连吃带住, 每人五元。大米饭加黄花菜炖豆腐,并不定量,我们吃得还真香。晚上卫国睡在一 张小竹床上,我跟房东的大闺女合睡一床。床旁边就是尿桶,还没盖儿,刚上床的 时候直翻恶心,不一会儿就’久而不闻其臭‘,呼呼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去搭手扶拖拉机。照我们原来的想法,只以为一台手扶拖 拉机的拖斗能坐十几个人就了不得了,没有想到聪明的浙江人居然能够把手扶拖机 改装成大卡车!他们在拖斗上绑几根木杠子,再横铺着木板,长宽都跟么三零差不 多少。-辆手扶,定额要坐二十五个人。木板平台转圈儿都坐满了人以后,用一根 大粗麻绳拦腰一围。想到一路上道路危险,随肘有翻车的可能。坐这种车子,真要 有点儿冒险家的不怕死精神才行。 “开车的也是个民兵,戴着红袖章,却不知道他带着枪没有。那情景,真有点 儿像是武装输渡。这条金温公路。果然又窄又险,外加坑洼不平,坐在那种特殊的 车子上,摇晃颠簸不用说起,每逢急转弯,往往一面是高山,一面是深渊,只要一 翻车,准定连一个活的也留不下。像这种运人的改装手扶,我们一路上碰见的还真 不少。 “车到丽水,我们很担心买不到去温州的汽车票,依旧要花六七倍的票价去坐 这种不要命的手扶。赶到汽车站去一看,果然不出我们所料,每天对开两班的汽车 虽然照开不误,但是售票处却根本买不到票,窗口前挂着一块牌子,‘票已售完’。 一打听,这块牌子挂在那里不知道有多久了,从来就没有摘掉过。票子呢?都在二 道贩子手里,想买一张,虽然不至于出十倍的价钱,但是没有门路,别想买到手。 我们正在为难,有民船的船家来揽客。这种船家,当地叫做‘船老大’,简称‘老 大’。船很小,本来以运货为主,汽车畅通的时候,除了押贷,根本没人坐。因为 从丽水到温州,汽车几小时可达,坐船走下水要两天,走上水要三天。我们因为走 投无路,也不赶时间,就坐上了这种十八世纪的交通工具,船钱每入二十五元,包 括饭钱在内。算起来,比买一张黑市汽车票加上三天的旋馆费和伙食费,倒是便宜 些。 “当天下午我们就上了船,第二天一早启锚开船。船上一共七个旅客,两个撑 船的‘老大’,一个做饭的‘船娘’。底舱载货,舱板擦得比桌面还干净。船的宽 度将近两米,勉强能伸直了腿躺下。开船之前,我还挺高兴,觉得这比坐火车卧铺 还舒服:白天坐在船头,可以饱览沿途风景如画的山光水色,伴奏着‘咿呀’的桨 声,简直是妙不可言,美不胜收。哪知道开船之后,那小船一颠一簸一摇一晃的, 没几分钟就把我给晃晕了。开始的时候是天旋地转,头昏眼花,接着就是一阵阵翻 恶心。船刚摇出十几里地,我就一连吐了四五次,不但把吃的东西全吐了出来,吐 到后来,胃里倒空了,直吐黄水,又酸又苦,十分难受。我躺在舱板上,一动不动, 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比大病一场还要虚弱。 “幸亏卫国还顶得住,在我呕吐的时候,能替我捶背,喂我水喝。同船有一位 好心的李大姐,见我吐得不像样子,给我吃了人丹,叫我不要躺着,而要坐起来, 眼睛不要看近处,而要看远处,更不能闭上。卫国把我扶起来靠在他身上,坐在船 头,眼看着远方,果然好多了。船到腊口,是个大镇子,李大姐请船老大停船一刻 钟,她跑上街去替我买回来一种专洽晕船的药和几瓶桔子罐头。歇了一刻钟,又吃 了药,再开船,就不像先头那么晕得厉害了。 “船上的饭,非常简单:闷一锅大米饭,饭锅里蒸一大盘咸带鱼,一掀锅盖, 饭和菜全齐了。我当然一口也吃不下去,只能吃几口糖水桔子,也不觉得饿。 “晚上,船在月光下继续夜航。反正是下水船,江水也越来越深。船到青田, 终于靠了岸,不过也已经半夜了。 “在青田码头我睡了半夜舒服觉。第二天上午,在青田码头靠岸的几十只小木 船连成一串儿,由一艘小火轮在前头拖带。船平稳多了,行速也快多了,我也不再 感到头晕。我精神好了一些,坐在船舱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同船的几个旅客瞎聊 天儿。 “红卫兵大串联,温州的青年有不少人到过北京,但是北京的学生到温州去的 却不多。像我们这样十八九岁的一对儿男女青年单独出门的,就更少了。所以我们 只能说是兄妹。是专程从北京到温州来接外婆的。 “话题从北京拉到温州。我们故意问起了那个著名的三不管小岛上贩卖走私物 品的情况。船上的旅客三个是温州人,一个是丽水人,李大姐自称是金华人。三个 温州人对三不管似乎很熟悉。但显然谁也没有去过。因为他们三个人的说法全不一 样,争了半天,谁也不知道谁的对。李大姐虽然是金华人,但跟我们说普通话,跟 丽水人说丽水活,跟温州人说温州话,加上她说话办事老练外场,分明是个常在外 面跑的,温州也绝不会是第一次去。但她对于三不管却毫无所知。别人争得脸红耳 赤,她却连一句也不插嘴。她只是小声地对我说:温州人厉害得很,农村里早就分 田单干了,有的地方连拖拉机都分到私人手里跑运输;城里很乱,前一个时期还搞 过武斗。如今治安很不好,外地客人特别是单身汉时常被抢劫,叫我下了船特别要 小心,千万不要坐三轮车或人力车。更不要听信码头上的人介绍什么招待所。那些 人有的是开私窝子的,有的本身就是土匪,把人带到冷僻的地方,钱财搜走之外, 连衣服都要扒走。 “我被她说得有些害怕起来,悄悄儿地问她:下船以后,是住在朋友家里,还 是住旅馆。要是住旅馆,请她跟我们住一起,我们有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空白 介绍信。她笑了笑说:在温州,首都红卫兵司令部的介绍信不管用。当地人最讨厌 到处乱窜的红卫兵。旅馆里明明有空房间,一看是红卫兵,怕惹麻烦,就会报说没 有床位。她说:她在温州概有朋友,也认识旅馆,住哪儿都可以。如果我们愿意跟 她一起去住旅馆,必须把红卫兵的袖章摘下来,并改口称她为表姐才行。我悄悄儿 问卫国,卫国还有点儿犹豫,我跟他说:在温州,不会说本地话的人简直寸步难行; 不找个地面人头都熟悉的人,怎么找得到那个三不管?卫国考虑了一下,这才勉强 同意了。 “下了船,码头上果然有许多人来推荐旅馆,三轮车和人力车特别喜欢兜揽外 地人的生意。‘表姐’叫了三辆人力车,说清了地点,讲好了价钱,就叫我们上车。 我们没有行李,每人只有一个军用挎包。表姐有两只中号的旅行包,还有一只坤式 背包。上车的时候,我帮她把旅行包提到人力车上,发现那包的份量很重。 “我以前只在电影上看见过人力车,却没有想到在这个浙南第一大城市里,居 然还保留着这么原始的交通工具。我虽然已经听表姐的话把红卫兵袖章摘了下来, 可是仍穿着旧军上衣,还是一副‘革命小将’的打扮。坐在‘黄包车’上,叫人家 拉着在街上跑,我直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很不好意思。 “车子拐进一条小胡同里,在一家小旅店门前停下。旅店的门上写着‘前进旅 社第三分社’的字样。‘表姐’开发了车钱,我们一起进门。旅店里一共三个人, 是老两口儿跟一个十八九岁的大闺女。他们跟表姐都很熟。表姐只说了‘三个人, 要两间客房’。他们连名字也没问,就接过表姐的旅行包锁进库房,把我们带到楼 上去。这是一座全木结构的老式二层楼房,楼上有六间单间,供第一流客人住宿; 楼下的大间,供第二流的客人集体住宿;晚上还要在过道上搭统铺,那就是供只出 几毛钱住一夜的第三流客人住宿了。 “我跟表姐合住一间房,卫国一人住一间。房与房之间用木板隔开,隔壁房里 的说活动静,全能听得一清二楚。我看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就没敢提起三不管。 “稍为歇了一会儿,喝了杯茶,‘表姐’带我们到街上去走走。这里市面热闹, 商店里生意兴隆,要不是街头巷尾涂着一些大字标语和一些戴着红袖章的大人孩子 摇过来晃过去,简直看不出有‘文化大革命’的痕迹。饭店里的饭菜很便宜,饭给 得很多,半斤饭一大碗,足够我跟卫国两个人吃的。叫花子也不少,有六七十岁的 老头儿老太太,也有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小小子儿。我们剩下很多饭菜,全给了一个 很老很老的老太太。 “晚上我们很早就上了床。这时候,隔壁的房间里除了有个卫国之外,其余房 间里的人都没回来。我跟表姐躺在床上,其实也睡不着,我就装作不经意的样子向 她打听三不管海岛上都卖些什么东西,价钱什么样,在什么地方上船等等。表姐见 我对‘三不管’特别感兴趣,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到温州来接外婆是假,买走私货是 真。因为接外婆的人,没有下船以后不去外婆家却住进了旅馆的。我被她一语道破, 不能全隐瞒,也不便全承认,就半真半假地说:我们两个确实是到杭州来办事的, 朋友们听说温州走私货便宜,凑了点儿钱,让我们带几只手表回去。表姐问我带了 多少钱来,我不敢多说,报了一千。她笑了起来说:要是一千块大头,还值得去走 一遭儿;要是一千元人民币,上了三不管连一只手表也买不回来。因为那里通用的 货币是是银圆和黄金,人民币根本就不流通。我见他对那里的情况并不生疏,知道 她准有办法,就求她帮我们想办法把人民币兑换成银圆或黄金,并设法带我们到岛 上去走一趟。 “我再三请求,说了许多好话。‘表姐’见我既诚恳又可怜,又是外地来的, 不像是化了装的缉私人员,这才好歹答应了。不过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她不能白陪 我们上一趟三不管。她不要我们给带路钱,而是她也要趁此机会买一些走私货,却 要利用我们的红卫兵身份把货带到杭州和上海。我没有想到我的假红卫兵身份居然 还有这么大的作用,就一口答应了。 “第二天,我跟卫国商量这件事,他算计了又算计,决定留下五百,先拿出一 千五百元来,交给‘表姐’去换银圆。‘表姐’拿了一千五百元人民币下楼去,不 出十分钟就回来了。叫我们马上准备动身。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快,也没有想到一 千五百元人民币只换了十五块大头。我正在迟疑,表姐说:一百元人民币换一块大 头,这是搭上人情,把零头抹了,要按当时市价,一块大头值一百零五元到一百一 十元人民币。走私货的价钱,贵贱涨落都很难说,不过总的来说都很便宜;五功能 电子手表,一块大头能买十几只,拿到杭州、上海,一只表就能卖二十五元;苏联 机芯的假东方表,一块大头能买四五只。带到内地,每只能卖八十。碰到不识货的 冤大头,一只能卖一百多;就是原装的东方表,也用不了一块钱就能买到一只,运 到内地,至少卖二百。此外,小型电子 计算器,一块大头能买四五只,拿到大城市,每只能卖一百多。这样一算,十 五块大头看起来不多。买起货来,却也不少了。 “去三不管的轮船。每天只有一班,早上八点开去,晚上五点开回来。票价每 人五十元人民币,一次交清,船票往返有效。赶不上轮船购,就只能坐小木船了。 我们换了一套衣服,带上吃的喝的,紧赶慢赶,总算赶上了轮船。不然,像我这样 在内河航行都要晕船的人,坐小木船到了海上。就没命了。那一天幸亏没风,海上 的浪不大,船还平稳。一个小时以后,就在三不管靠了岸。 “三不管是个很小很小的荒岛,晚上没人住,上午九时以后,沿海渔民在海上 用银圆换来的走私物品就在这里设摊出售。什么东西都有。大件的从电视机到录音 机,小件的从照相机到手表,此外还有服装杂品之类。在这里买东西,一律不挑不 拣,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是好是坏,全凭运气;是贵是残,全凭眼力。上岸以后, 表姐就吩咐我们不许开口说话,以免被人认出是外地人。我们不看大件的,专看手 表和电子计算器。表姐是内行人,先转了一圈儿,看了货色,问了价钱,很快地就 用最便宜的价格买下了一批最好的货色。除了我们的十五块大头之外,她自己买的 货,就不下于一百块大头。单看她朴素的外表,谁会相信她是个腰缠万贯的大客商 呢! “买好了货物,我们席地而坐,吃光了带来的熟食,又去参观了三不管岛上另 一处更热闹的地方──赌场。 “这个荒岛虽然不大,每天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却绝不止一千。这一千多人中, 买卖走私物品的不足三分之一,绝大多数人是来赌钱的。当然也有人既做买卖又兼 赌钱:他们把货物卖了去赌博,或赌赢了钱就手买点儿便宜货。一般是想发小财的 人做买卖,想发大财的人去赌钱。做买卖准赚钱,但是钱数有限;赌钱输赢只在一 反掌之间,只要运气好,片刻工夫就能变成大富翁。不过外地人到这里来赌钱,只 有输,不会赢。倒不是赌具上做假,而是温州人讲究做生意凭良心,赌钱凭黑心。 一个外地人赢了钱,就会有许多本地人来向你‘借’。借给他们万事全休,不借给 他们,你就别想离开那个海岛。只要你上不了轮船,就得坐他们的小船。只要你上 了他们的小船,那就连命带钱都是人家的了。 “我们第一是要命,第二是不想发大财,所以我们只是看了看赌场里的盛大场 面。到这里来赌钱的人,并不是为了消遣,因此都是一些豪赌之徒,押注在十块大 头以下的都不多,赌具则以‘宝’和‘牌九’为主,也有‘花会’。这些赌具,我 以前连看也没有看见过,这一次,算是开了眼界了。 “下午五点,我们离开三不管回到了前进三分社。那天晚上,‘表姐’向我摊 了牌。要我们护送她到上海,那里她有联络点,货物可以很快脱手。只要一切顺利, 除沿途一切花销全归她之外,全部盈利,我们两人可以分到三分之一。只有一个条 件:路上怎么走法,一切全得听她的。这一回,我没跟卫国商量,就点头答应了 “第二天,‘表姐’托人去买了三张到上海的轮船票。我们恢复了红卫兵的装 束;她穿上一身破衣服,背一个破被褥卷儿,装成是逃犯的样子,我们取出空白怔 明来,填了一张‘解逃犯返回北京,希沿途哨卡放行’的证明信,把我们的全部货 物都藏在‘表姐’身上和她的破褥子里,登船出发了。 “当时温州也算是一个有名的走私口岸,从温州到上海的轮船,缉私核查还比 较严格。但是检查人员万万没有想到两名红卫兵押解的一个潜逃专政对象,居然镌 带了上万元的走私物品。每逢缉私人员上船检查,我们只消把证明拿出来给他们一 看,再指一指用绳子拴住的李大姐,就可以免予检查,一路通行无阻。 “我们平安到达上海。李大姐通过她的关系户,销去了全部私货。由于是‘批 发’,我们只拿到一倍多的赚头。也就是说,这一趟冒险,我们两人的一千五百元, 变成了三千五百多元。李大姐又从她的一万多元盈利中,分给了我们四千元。我们 两人手中,一下子就有了八千多元的现款了。 “李大姐问我们是否愿意继续合伙儿。我们表示愿意。到了这个份儿上了,我 们也不再对她隐瞒身世了。李大姐很同情我们,决定带我们到她家里住一些日子, 再去跑第二趟买卖。 “我们给刘姨和卫华汇去了五百块钱,跟李大姐回到了金华。 “李大姐名叫景霞,丽水人,那年三十五岁。她丈夫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生, 也姓李,金华人,解放前在浙南游击区编过油印的《路南报》,解放后在教育部教 材编审室当编审,五七年划为右派,先下放到中学教书,‘文化大革命’初期,全 家被轰回金华乡下。她们有四个女儿,都长得很漂亮。一家六口人,靠李大哥一人 种地当然活不了。好在他全家都是老革命,兄弟们在村子里都是说一不二的人物, 尽管不能给哥哥摘帽子,给哥哥找个清闲活儿干干还是办得到的。头新年他有个老 同学找上门儿来,要他帮忙在农村兑换一些黄金白洋,好到温州去收买走私货。他 虽然是个老革命,如今走到了这一步,感慨了一番之后,也还是答应了。从此他们 就跟走私挂上了钩:丈夫负责收银元,妻子负责往温州送,有时候也带点儿私货回 来卖卖。如此大宗地带,在她也还是头一回。 “我们在李家住了下来,跟景霞姐妹相称。她们一家对我们都很好。换够了银 元以后,我们就到温州去走一趟,每一趟总能赚个一两万元。这买卖,靠着我们有 红卫兵的身份加上过硬的介绍信作掩护,运货并不难,难的是银元没有来路。那时 候,就是在农村里,零散的银元也不是那么多了。我们通过许许多多分散在各地的 ‘银牛’,用二三十元一块的低价把银元收上来,经过层层加码,到了我们手上, 一块银洋的价格往往超过了一百元人民币。由于银元不足,我们一年中只能到温州 去跑三四次。 “景霞大姐知道了我和卫国的关系之后,到了她家里,就收拾出一间房间来, 让我们住在一起。一年以后,卫国到安徽去了一趟,悄悄儿地见了卫华一面,给她 们留下了两千块钱,就回来了。一九七一年初春,我怀孕了。我们两个天涯沦落人, 自己都没有户口,根本就没有权利要孩子,不过景霞却劝我把孩子生下来。她说: 手上有几万块钱,还怕养不活一个娃娃?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乐趣都没有,只 剩下天伦之乐这一宗了,难道还要拒绝上帝的这种恩赐么?我想想也有道理,就说 服了卫国,决心冒着风险,让我们的孩子降临人世。 “那一年,革命形势峰回路转,许多文革初期被批被斗的领导干部,经过检查、 亮相、站队以后,又进入了新均领导班子。我们想到各自的父母亲经过这几年的批 斗,总也该有个结束的时候,就想着到北京去看个究竟。只要我们两家有一家被解 放了,我们就可以回北京,我也就可以安安心心地生孩子了。 “过了五一节,我和卫国两人到了北京,先到机床厂去打听卫国他母亲的情况。 门口传达室的老头儿说:陈希元因为是叛徒、特务,本人又不认罪,已经在两年前 跟他爱人一起被逮捕法办了,如今在什么地方,没人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又 到部里去问我父母亲的情况。部里的人显得特别客气,告诉我们说:李副部长的问 题已经解释清楚,如今正在家里休养,不久就可以回到领导岗位上去。我高兴极了。 特别问清了是不是原来的那所房子,说了声‘谢谢’,拉起卫国来就往家里跑。刚 接了门铃儿,门儿一开,冲出四个彪形大汉来,出其不意地把我们两个拽进门去。 大门里面,站着的竟是王冰! “事后回想,当我们去机床厂去打听消息的时候,很可能被认识我们的熟人看 见了,打电话通知了王冰,这个魔鬼才安排了这么一条妙计,叫我们去自投罗网。 当时我们因为太高兴了,所以才会上当。如果稍稍注意点儿,哪致于落到了他的手 中! “我们知道事情不妙,但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王冰受到我们的一次严惩,心 心念念,只想报复,苦于无处寻找,如今自己送上门去,还能轻饶得了我们?他照 方抓药,把我们两个扒光了衣服,只剩一条小裤衩儿,吊在我家原来堆放杂物的一 间厢房里。王冰把打手轰定,找了一根皮带来,亲自下手,先结结实实地打了卫国 一顿。打几下,骂一句,又咬牙切齿地跟上几脚,足足打了有半个来小时,直打得 他自己浑身淌汗,筋疲力尽了,方才住手,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似的站在一旁喘气 儿。卫国抱着必死的决心跟他对骂,忍受着鞭打,绝不讨饶。到后来全身上下都被 打成了条条血印,也无力回骂了,就低头咬牙,默默忍受。这时候我就接了他的下 茬儿跟王冰对骂起来。我也豁出去了,什么难听骂什么,什么解气骂什么。渐渐地 王冰的火气转到了我的身上来,这才住了手,不再打卫国。 “王冰一面喘着粗气,一面瞪着血红的眼睛盯着我,慢慢地收敛起凶种恶煞一 般的眼光,又露出他那奸诈下流的本色来,走到我的面前说:‘咱们这叫一报还一 报,公平交易。当年他是怎么打我的,今天我也怎么打他。当年你对我手下留情, 只打了我三下;如今我原礼奉还,绝不多打你一下。说着,尽他的力量,在我的背 上抽上三皮带。我怕他又去打卫国,嘴里不停地骂他。他却嬉皮赖脸地笑着说:’ 你别忘了,你本来是我的人,是陈卫国把你从我手中夺走的。今天一报还一报,我 应该把你从他的手中夺回来,叫他也尝尝心上人叫别人夺走了是个啥滋味儿!‘说 着,扔下皮带,解开吊我的绳子,把我按在地上,当着卫国的面就想强奸我。我的 两手被绑着没法儿打他,就用脚踢,用牙咬,用唾沫啐地,用最难听的话骂他。一 方面是我拼了命,一方面是他已经把力气用尽,所以虽然我被绑着两手,也没能让 他得逞。 “王冰从我身上找不到便宜去,只好又把我吊起来。我也确实累了,就借这被 吊的工夫休息一会儿,不再骂他。看样子,王冰也累得够呛,仰天靠坐在一张椅子 上,点着了一支烟,在琢磨着想什么新的点子整治我们,卫国见这个平日文质彬彬 的人居然无耻到了这种程度,忍不住满腔怒火,又对他破口大骂。王冰挨骂挨多了, 偏不发火,静静地抽完了一支烟,又点上一支,这才站了起来,踱到卫国的面前说: ‘咱俩今天清理债务,我差点儿把一笔老账给忘了。’他指着自己的脸腮,左右两 颊上各有一线发亮的伤疤。‘上次承蒙你们看得起我,送给我这两条光荣的记号, 今天我要是不加利奉还,显得我姓王的也太不懂得交情了。只可惜我这里没有煤球 炉子,没法儿原礼奉还,只好让你占点儿便宜算了。’说完,就恶狠狠地把手上的 香烟朝卫国的脸上烫去。卫国两脚悬空。躲无处躲,踢无法踢,一声惨叫,脸上登 时突起了一个大泡。王冰并不解气,嘬一口烟,把烟火嘬亮了,又是一下,一连在 卫国两边脸上烫了四个大泡。烟火也灭了,这才罢休。 “打在卫国身上,烫在卫国脸上,却伤在我的心上。对于王冰这样的人,骂已 经不足以解气泄忿了。我只是对他怒目而视,眼睛里几乎要滴出血来。王冰狞笑几 声,把烟头朝地上狠命一甩,开开房门,管自出去了。 “我们在琢磨王冰会怎样了结这桩公案。他把我们打成了这个样子,报案等于 告发了他自己,看来送公安局的可能不存在。就在这里处死我们么?他不是不敢, 只是已非文革初期。两具带伤的尸体不怎么好处理。看起来,他确实要照抄我们治 他的老办法:受够了活罪之后,一扔了之。我们都是公安局挂了号的人,去告他等 于告了我们自己,这一点,他当然懂得,所以完全可以放心。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到了下半夜,进来几个人把我们解了下来,堵上嘴,抱 上我们的衣服,把我们推进停在门口的一辆面包车里,就开走了。也不近,也不远, 车开到左安门外上次你放王冰的地方,就把我们推下车来。 “好在我们是两个人,很快地就互相解开了绳索,穿上了衣服。我抚摸着卫国 身上的伤痕,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卫国反倒来劝我,说是只要保得活命,王冰总 还有落在我们手里的一天。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们无法再在北京呆下去了,只好先 回金华把伤治好了再说。摸摸兜儿里,幸亏王冰没把我们的钱掏走,就挣扎着一步 一步往火车站走去。那年月,买火车票还不算太困难,第二天就上了车。只是我们 付出了这么惨重的代价,却没有打听到我父亲的生死下落,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卫国连气带伤的,在火车上就吃不下东西,再加上旅途劳累,伤后得不到休 息,回到金华,就病倒了,先是吐血,接着高烧不退。乡下地方又没有高明大夫, 只能到处找草药吃。景霞大姐说是麝香治伤最好,专程跑了一趟丽水,从畲乡猎户 手中买到了真麝香。只可惜等到李大姐从丽水赶回来,卫国断气都已经一天一夜了。 “卫国是大口吐血死的。也就是说,死在王冰的毒打之下。他断气之前,叫我 一定要把肚子里的孩子拿掉,不要给自己增加拖累。不过我却坚决要把孩子生下来。 我说:万一我自己不能手刃王冰,等孩子长大了,也要报这个血海深仇。我要让孩 子从小就知道他的杀父仇人是王冰。这也是今天我要在孩子面前向你详细讲述这一 段冤仇的目的之一。单独给兵兵一个人讲,我恐怕会说不下去的。 “以后的事情,简单说来,就是我生下了兵兵以后,继续跟景霞大姐去‘跑单 帮’。在这条线上跑的时间长了,认识的人越来越多,生意也越做越大。从温州到 福州直到广州,都有我们的人,买卖的货物,也不单单是计算器和手表了。直到去 年打倒‘四人帮’的时候,我手头的现款和存贷总值已经将近有十万元左右。这些 钱,都是你给我们的那两千块钱的利息。 “打倒‘四人帮’以后,我急急忙忙赶到北京来,寻找父母亲的下落。这一回 到部里去,虽然已经没有人再骗我,明确告诉我父母亲早在七年前就先后死在狱中, 但是当时‘四人帮’线上的人还在台上,尽管不敢说‘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这样 的话,可还借口‘正在复查’尽量捂盖子拖时间。对于我恢复户口、发还财产的申 请也迟迟不办。我到机床厂去找卫国的父母亲,才知他的母亲已经死在变相劳改的 五七干校;她父亲虽然已经彻底平反,回到了北京,归还了财产和住房,但却以年 纪太大为理由并不任命职务,全厂上下都叫他‘老书记’。我赶到这里来,让孩子 叫了爷爷,说明了卫国外逃和死亡的经过,又告诉他卫华在安徽已结婚并有了一个 孩子的消息。陈叔叔听说爱子惨遭横死,当然很伤心,不过见到了孙子,又听说卫 华也有了孩子,多少也是一种欣慰。 “从此我就在这里住了下来,三代人相依为命。我一方面为父亲的平反和自己 的户粮关系四处奔波,一方面把我所知道的王冰的罪恶写成材料,送到了咱们的母 校去,要求层层上转。那时候老校长已经官复原职,据他说,‘四人帮’一倒台, 王冰和他父亲同时被隔离审查,由专案组处理。他答应一定负责把材料转到专案组 去。他也是受到王冰迫害的人,对他我是信得过的。 “半个月之后,卫华和刘姨一起从安徽回来了。我问卫华怎么没带丈夫孩子一 起来,她只是淡淡地说:”我们离婚了。“我问她孩子呢,她说:”那是他马家的 孩子,我带来做什么?“我奇怪她怎么会这样无情又这么狠心,悄悄地问过刘姨, 刘姨说:她们回到安徽,全靠村里的支书另眼相看,才能平安地活下来,卫华长大 以后,一者看不到有回城的希望。二者跟支书的儿子感情也不错,就由刘姨做媒, 结了婚了。打倒了‘四人帮’,她公公丢了官罢了职,在村子里失去了权力,她爸 爸却得到了解放,而且她哥哥已经死去,她成了她父亲唯一的女儿,就宣称她的婚 姻是出于马家父子强迫,并非自愿。一个下台的基层干部,又是‘四人帮’时代上 台的,破鼓万人捶,到区上去申请离婚,还不一离一个准儿? “当时下乡插队的女知青,凡是跟农民结了婚的,户口都迁不回城里来。开头 的时候,我还只以为卫华是为了要把户口迁回北京城来,才出此下策。等到去报户 口的时候,才知道她不是下乡插队知青,户口根本就没有迁到安徽去过。她在安徽 结了婚又离了婚,还有过一个儿子,恢复户口的时候,她都没有说;所以在户口本 儿上,她依旧是个没有结过婚的大姑娘。 “当年卫国带了一千元钱到安徽,不是没法儿活下去。只是为了让刘姨和卫华 能够活得更好一些,他才自己一个人跑了出来;倒卖票证赚几个钱,也一分一毛地 省下来给她们寄去。后来卫国跟我倒卖走私物品,手头富裕了,也没有忘了她们。 就是卫国死了以后,我也依旧照常给她汇钱。平均起来,每年不少于五百元。可是 所有这些她都忘记了。她回到北京,就没有叫过我一声‘嫂子’。我跟卫国没有正 式结过婚,如今他又不在了,她又是一向叫我节节的,不叫我‘嫂子’,其实也无 所谓。不管怎么说,兵兵总是卫国的,叫她一声‘姑姑’,应该说是天经地义的吧? 可她也不答应,非得让孩子改口叫‘阿姨’不可。背地里还跟刘姨说;兵兵到底是 谁的孩子,只有天知道。气得我搂着孩子大哭了一场。 “我爸爸的案子得不到平反,连我的户口也报不上。我没有办法,只好住在这 里等他们慢慢地‘研究’。前几天去问,说是基本上搞清楚了,过几天就可以做出 决定。只要父亲的案子一平反,我就可以恢复户口,要求分配工作、归还财产。我 父亲死了,原先的住房不能给我住,至少总应该由部里给我解决一个单人房间吧? 这两天刘姨回安徽去了,要一个月以后才回来。那时候,我就带着兵兵搬出去住, 省得卫华担心我们会分走她家的财产。我现在缺的不是钱,而是情和义,可惜这两 样她都没有。 “卫华报上户口以后,就要求分配工作。可是她连中学都没上过,能干什么? 机床厂答应她一面当徒工,一面补习功课,她还不愿意当工人,缠着她爸爸非要给 她找一个上班不出汗也不用换衣服的工作。陈叔叔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当年立马 横枪的英雄气概又在五七干校里磨了个一干二净。如今只知道一心疼闺女,女儿怎 么说他怎么听。头些日子就带着卫华天天在外面卖老面子,想给女儿找一个坐办公 室的工作,只可惜一问学历、一看她写的几个字,就都为难了。今天爷儿俩一早又 出去跑,中午也没回来,不知道是不是有了眉目没有。 “我这十年来的经历,要是详细说,只怕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先简单这么说说 吧。你呢?你们那个‘总部’,还有你的那个‘小地瓜儿’后来都怎么样了?” 十年动乱,坏人得志,好人遭殃。像林建国那样,先得志,后遭殃,算是好人 还是坏人?像陈卫国那样,家里遭殃,自己也跟着遭殃,可是又倒卖过票证,贩运 过走私物品,危害过国家,最后还死在“四人帮”小爪牙的毒打之下。他算是好人 还是坏人? 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在复杂的社会中,作为一个人,不但具有两重性,甚至还 具有多重性,简单地用“好”和“坏”两个字来划分所有的人,已经是不可能了。 李爱国的叙述,小兵兵还不可能全部理解。在他那天真无邪的眼睛中,世界上 的人只有两类:一类是好人,一类是坏人。他的爸爸被坏人打死了,爸爸当然是好 人。他记住了仇人的名字叫王冰,等将来他长大了,如果妈妈和舅舅还不能置王冰 于死地,他就要当一个小复仇者,把王冰杀死,为爸爸报仇。 他瞪着怒目,紧握着小拳头,在妈妈和舅舅的面前,说出了自己的决心。 林建国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沉默了半天,这才长叹了一口气,简明扼要地 把近十年来自己的遭遇叙述了一遍。正在这时候,陈希元带着他的女儿卫华回来了。 十年不见,原来满脸红光、步履矫健的陈希元,已经变成了满头白发、满脸皱 纹、步履艰难的干瘪瘦老头儿了;而他的女儿呢,当年离开北京的时候,还是个什 么都不懂只会哭鼻子的小姑娘,如今已经二十三岁,长得又高又苗条。在安徽山区 晒得又黑又红。看她那天真活泼的样子,要不是事先听说了,怎么会想到她已经是 个年轻的妈妈? 陈卫华猛地推门进来,见李爱国跟一个大小伙子在相对而泣,愣了好一会儿; 等到认清了是谁,忽然跳着蹦着哈哈大笑着过来拉住了林建国的手又摇又晃: “哈哈,我当是谁在这里眼我姐姐说悄悄话儿呢,没想到是从天上掉下来个建 国哥哥!怎么样?你这个响噹噹的革命小闯将,后来没叫无产阶级司令部把你送到 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呀?” 林建国赶紧站起身来,先叫了一声“陈叔叔”,扶着老人在沙发上坐下以后, 这才转脸对陈卫华苦笑着说: “我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从十八层地狱 里逃出来的。这十年,不像你有哥哥、姐姐养活你,有刘姨照顾你。如今时来运转, 苦尽甜来,又有你官复原职的的爸爸带着你到处去找工作。快告诉我,你找到了一 个什么好差使?让我先替你高兴高兴!” 陈卫华好像仍只有十二三岁那样,不脱雅气地噘起了嘴,装出一副很不满意的 样子,但却用一种欢快的口气说: “我们这一代青年,算是倒了血楣了。刚懂事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正是 上学的黄金时代,全都贡献给了山沟沟。要不然,我今年正好大学毕业,还怕没工 作?如今倒好,爸爸带着我到处磕头,要文化技术的活儿我干不了,卖苦力的活儿 我不想干,剩下那谁都干得了的美差,一个位置就有十八个人去抢!我爸爸如今手 中没有权了,说话也就不怎么管用,带着我转了不下十几个地方,都是考虑考虑, 研究研究,连一句痛快话儿也没有。今天总算不错。爸爸的一个老战友,也是个刚 刚落实政策的,在一个出版社当社长,答应让我到他那里去管阅览室,每天就是整 理整理报纸杂志,除了扫地,没什么累活儿。先凑和着干吧!谁叫国家耽误了我们 呢!……” 陈卫华说起话儿来像打机关枪,滔滔不绝,牢骚满腹。陈希元一连瞪了她几眼 见她都没有注意,就干咳一声,打断她的话说: “十年动乱,没能上学读书的又不是你一个,为什么有的人在艰苦环境中自学 成树了,有的人变坏了,有的人光阴虚度了?还不是靠自己个人努力吗?别忘了, 今天你找到了工作,不是靠你自己的本事,而是靠爸爸的面子!更不要忘了今天郑 叔叔说的那句话:把你安插在资料室,主要是给你提供一个学习的条件。你的问题 算是暂时解决了,快听听你建国哥哥这十年来的情况吧!你们兄妹两个,要没有他 的帮助,只怕早在十年之前就要流落街头了呢!今天见了面,怎么连个‘谢’字都 不说?” 林建国自我解嘲地笑了笑,接着就简要地把自己这十年来的情况又说了一遍。 在陈希元面前,他当然不能说得那么详细,因此只说自己是被当作‘五幺六分子’ 抓进公安局去的,教养了三年,完了又就业六年,如今户口还在茶淀茶场。这次是 爸爸落实政策,回北京来帮着安置新家。他也诉说了自己的菩恼:年纪不小了,却 还陷身在劳改农场不能自拔,父母都已年逾古稀,家中乏人照料。而五幺六分子又 被公认为是极左思潮的产物,不属于冤假错案范畴之内,一时半会儿的不可能得到 社会的谅解而平反。 陈希元也很感慨。他们这两代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经是不可调和的两 个对立面,但由于种种原因,至少在他们两个人之间,这种不可调和的关系并没有 存在过。曾几何时,叱咤风云的英雄们,一下子变成了狗熊,整人者终于也变成了 被整者。但是同为被整者,他们两人之间仍有明显的本质的不同。这种不同的标志 之一,就是“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之后,像林建国那样的人仍被多数人所痛恨, 仍然得不到谅解和平反。陈希元手中无权,更是爱莫能助。这时候,他忽然想起, 早几天他带着女儿四出找工作,在朋友的家中遇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分管治安的副局 长。闲话中谈到公安局的许多积弊,其中有一条就是只抓不放,只进不出,自己给 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如今公安局清理积弊,决心甩掉这个包袱,对那些能够自 谋生路或有子女赡养的就业人员,将分期分批地允许他们回到北京。陈希元把这个 消息告诉了林建国,叫他回场以后,赶紧打报告争取。至于谋生的手段嘛,只要肯 于卖力气当工人,他可以尽力帮助。 林建国得到了这个消息,顾不得在陈家吃饭了,急忙回家跟父母亲商量办法。 老两口儿听说公安局要放人了,哪儿还等得及叫儿子回农场去打报告?当天下午就 带上儿子直奔设在自新路里仁街的公安局第五处。 五处接待室里人头挤挤,水泄不通。也不知是消息早已经传出去了呢,还是这 里一向就是这么热闹。来的人中间,绝大多数都是满头白发的老头子、老太太,他 们既不知道守秩序,更不懂得轻声细语,先是一个劲儿地往里挤,好不容易挤到了 接待人员的面前,也不管人家听见听不见,就大声地嚷:有要求还他儿子、孙子的, 有申诉冤枉、要求放人同时平反的,乱糟糟,闹哄哄,几个接待人员一脑袋汗,手 忙脚乱,声嘶力竭,劝了这个阻那个,把精力和时间都用在维持秩序上了,根本听 不清谁说的是什么。 林建国带着父母亲往里挤了半天,一看那样子这里不像是解决问题的地方,只 好又挤了出来,回家去另打主意。 第二天,林建国正在打点行装,准备回农场去办这件大事儿, 李爱国带着小兵兵看林姥姥、林姥爷来了。 两位老人见到了爱国和小兵兵,真是悲喜交加,百感汇集。想当年三个四同兄 妹同时落生,同时长大,一个个全聪明好强,谁不说是有出息的孩子?可是二十八 年过去,一个到了阴间地府,一个挣扎在社会底层,一个年轻轻的就守了寡,还拖 着个孩子!一往后的路还很长,该怎么走哇?老两口儿一个牵着爱国,一个抱着小 兵,淌着眼泪欢笑,心里却在滴血! 李爱国见林建国在收拾行装,问他要到哪里去。林建国说:目前别的事情都可 以不着急,尽一切努力,先把户口办回北京来再说。他讲了昨天去五处接待室的情 形,认为那里解决不了问题。打算回农场去找场长。茶淀农场的老场长梁英,“文 革”初期被斗,“文革”后期“结合”到东方红炼油厂去了。“地震”之后,他杀 回农场,把他当年失去了的权力,又从军代表手里拿了回来。人人都说梁场长能办 事,也肯办事,回去找他,说明自己和家里的情况,只要上头确实有放的政策。想 来梁场长是会优先考虑的。 李爱国的看法却不同。她贩运私货多年,讲的是门路和关系,深知公章不如私 章,戳子不如面子。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市人口被迫迁往外地的不 下几十万之多,如今“文革”一结束,这些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儿,都惦着迁回北京 来。那么多人,即便政策允许,也不可能一下子全回来,总得有个先后。这样看起 来,平反冤假错案的、上山下乡的,似乎有回城的优先权,劳改、劳教结束就业的, 就只有往后错错了。因此,对就业人员即便有放的精神,肯定也只能一步一步走, 一小批一小批地放,谁能赶上这第一二批,这就不是靠运气、靠表现,而是靠关系、 靠本领了。论错误性质,林建国是“四人帮”的小帮凶;论表现,就业六年来,是 个“常”跑运动员,在农场的日子,也大都是蹲学习班,没干几天活儿。去找梁场 长,所能提出来的,也不过家里有两位老人没人照顾这一条。而比林家困难多得多 的就业人员,势必不少。因此,到梁场长那里去排起队来,他林建国也只能排在最 后。要想头一二批就回到北京,非另想主意不可。而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在公安局 内部找关系、走后门。他问林建国:在北京那么多年,可有认识公安局里的头头脑 脑? 这一问,可真叫林建国张口结舌,瞠目不知所对了。“文革”初期,也就是他 荣任“作战部副部长”那会儿,他分工负责协助维持北京市的治安,倒是认识公安 局里的几个头头儿,但是一者不久之后双方就成了对立面,二者这一批人罪行最轻 的也在隔离审查,泥菩萨过江,自身尚且难保。除此之外,他所认识的公安人员, 就只有劳改农场的队长、干事了。 一想到队长、干事,他忽然想起王干事来了。这个人水平固然不高,却是公安 局的老人。“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没有受到迫害,却也受到了排挤。而最有利的条 件是:林建国曾经救过他一命,他对林建国也很了解,而且多少还有些同情,要不 然,林建国早就升级送劳动教养了。他地震负伤以后,一直在公安医院住院治疗。 他固然无权放人,但在公安局认识的熟人多,通过他的关系,能不能蹚出一条路子 来?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李爱国,李爱国认为不妨一试,而且事不宜迟,说走就 走。他们把想法跟两位老人说了,带上兵兵,买了一网兜水果、罐头之类,直奔沙 滩银闸胡同公安医院。 当时地震的威协还没解除,公安医院大楼前面的院子里,搭着防震棚,这就是 住院部。巧的是那天正赶上探视日,林建国他们找到王干事的床位,他的妻子女儿 正好也在那里。 王干事没有想到自己的救命恩人这时候会来看他,激动得眼睛里饱噙热泪,握 住了林建国的手,竟说不出一句话来。当他的妻子知道了眼前这个英俊的小伙子就 是丈夫的救命恩人。拉住了林建国,说了许多道谢的话,那种感激的心情,恨不得 给他磕俩头才解气。“治人者”和“治于人者”之间的隔阂,一下子烟消云散,似 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样了。王干事的外伤,经过几个月的治疗,都已经好了,只 有一条输尿管,断裂以后时间过长,没接好,接头处形成一个疙瘩,每过十几天就 要闭锁,目前经过手术扩张,已经好转,估计再过几天就要出院了。由于他近一二 年内每隔一个月就要做一次输尿管扩张手术,处里决定他出院以后就留在处部参加 重点案件的复查工作。林建国见机不可失,赶紧提出了离场的要求。他不敢奢望能 够翻案,只要求照顾年老的父母,准予离场自谋生路。李爱国又保证离场以后的生 活问题由她负责。王干事见他们带着孩子双双而来,女方还口口声声愿意负担男方 的生活,只当他们是既成事实的夫妻──那时候,这种事实上的夫妻可多了去了─ ─又听说她是李副部长的遗孤,就不再问。他写了一张条子,叫林建国到前门外茶 淀农场办事处去办一下续假手续,三天以后,到他家里再具体细谈。 林建国是个聪明人,知道在病房里面,谈话只能到此为止,就起身告辞。 一九七七年五月,由于有王干事的努力,林建国以“年幼无知,受‘四人帮’ 煽动利用,偶然失足,教养期间,有悔改表现,特别在抗震中表现突出”等原因, 办了离场手续,把户口迁回了北京。 不久,李华的案子在中央直接过问之下,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开了追悼会, 发还被查抄的财产,给了李爱国一室一厅的一个单元房子,户口也报上了,只有工 作问题。一时还无法解决。 去上户口之前,李爱国特地去找了一趟陈希元,问他兵兵的户口是落在他那儿, 还是落在她那儿。想不到陈希元还没有开口,陈卫华就表了态:第一,孩子只能姓 李,不许姓陈,因为谁也不能证明这孩子是卫国的;第二,既然连孩子的爸爸是谁 都不知道,她陈家当然就没有这义务来抚养别人的孩子。 陈希元经过毁家以后,全部财产加在一起,也不过几千元钱,李爱国手上的现 款,就超过他十倍二十倍。但是这种底细陈卫华并不知道。这个姑娘在山区住了十 年,眼睛里看到的财产,只是几个鸡蛋、几根柴禾;如今重返北京,又坐上了沙发 椅,又睡上了弹簧床,母亲已经故去,父亲已经年老,自己又没有本事,心心念念, 只希望凭自己的美貌和这点儿财产找个好丈夫,快乐幸福地过日子。因此她最最害 怕的,就是有人来跟她争夺财产。她当然知道兵兵是哥哥的孩子,也没有忘记哥哥、 嫂嫂是怎么挣钱来养活她的。可是此一时也,被一时也,要是哥哥还在,她自然不 敢有所非议,如今哥哥死都死了,她一个没跟哥哥正式结过婚的女人,也想来平分 秋色,没门儿! 陈卫华不顾父亲的连连呵止,冲李爱国大叫大嚷。李爱国心里明白:陈卫华为 了一个人独得陈希元的全部财产,已经到了丧心病狂、六亲不认的程度。她气得脸 色铁青,全身瑟瑟发抖,只说了一句:“从今往后,我母子二人跟你陈家没有任何 关系!”牵着孩子,就上了派出所。她在孩子的户口卡片上填着“姓国名兵,没有 父亲”。 于是,她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儿子之外,就只有个哥哥林建国,算是她的亲人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