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败诉进团河 刘柳的三寸不烂之舌果然发生了效力,说服了焦大炮,在刘云峰的报告送到局 里来的时候,说了几句话,明确表示了他支持重审的态度。另一方面,程英等人到 了劳动教养收容所,看了林建国的案卷,又找本人谈了话,也认为此案处分过重, 提出了重审的建议。局领导看了一份报告、一份建议,又见焦大炮出面支持,也不 得不批下了“同意提请重审”六个大字。 法院判案,被告不服判决,可以在十天内向上级法院提出上诉。上级法院把案 卷调去,另换人马,开庭重审,原审人员,不得参与意见。劳改局是执行机关,没 有审判权,提出重审,由于没有明文规定应该由谁来审理,一般都是由原审单位复 核一下了事。于是林建国的案卷,又被退回了原办分局。 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不论是法院还是公安局,都有一种对付申诉人员的 办法,那就是对确实犯有罪错而又对处分嫌重的人,不但不予减刑,还要酌量加刑, 其结果是越上诉判刑越重。其理由嘛,凡是犯有罪错的人,都应当自认罪该万死, 不论受到什么处分,都应当认为是受到宽大处理,不但宣判当时要三呼万岁,谢主 隆恩,以后每逢提起此事,都应当涕泪交流,感恩戴德,才算是“认罪态度良好”, 才有资格去当“劳改积极分子”。要是不认罪,或认为科刑太重,就是“对自己的 罪恶缺乏认识”,就是缺乏改造的基础,这样的人,即使他一个人能干三五个人的 活儿,也评不上劳改积极分子;这样的人,如果不服上诉,就会因为“对自己的罪 恶缺乏认识”而三年徒刑变五年,五年徒刑变七年,以示“抗拒从严”。在劳教收 容所,一进大门,先要进行“入所认罪认错教育”,对不认罪的人,大会批,小会 整,各种难以尽述的私刑就会一起上,如果仍不认罪,那就进严管班、集训队。如 果还不认罪,那就进禁闭室,也不打,也不骂,一天只管四碗像米汤似的棒子面粥, 任凭饥火慢慢儿去熬煎。许许多多在私刑吊打下挺过来的人,进了禁闭室,躺在草 铺上,却经受不了这个“饿”字的折磨,关不上两三个月,就“认罪”了。但就是 这样饿,也仍有关了八个多月不认罪的“好汉”,放出来的时候,简直像盏纸糊的 人灯,风都能吹得倒。那时候,“人道主义”只在供外国人参观拍照的“模范监狱” 里存在,一到远离首都的劳改农场,说一句比较恰当的话:人就不如牲口了。当时 之所以要这样办,是因为怕一人上诉胜利,人人群起效尤,不但原判机关威信扫地, 重审机关忙不胜忙,管理机关也将难于管理。另外还有一点:那时候办任何事情都 讲“阶级分析法,”五七年的时候,就有不少“法官”因为“为阶级敌人说话”而 成了右派。剩下幸免戴帽者,也就只好学一个“宁左勿右”了。 “文化大革命”之后,清扫积弊,恢复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公安局里面这些 陈年陋规,已经改革了不少,但是由于劳动教养终究是一项规章不全的“法外之法”, 从抓到放,包括审讯、复查在内,都是一包到底,并没有监督机关过问此事,因此 劳动教养实际上是公安局的一块自留地。要怎么种就怎么种。在警察权力恶性膨胀 的今日,这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了。美国电影《第一滴血》所反映的,正是这 种危险的倾向。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民主”早已经被宣 布为手段而不是目的,作为专政工具之一的警察,到底应该有哪些权力,宪法上又 没有明确规定,这就不免也有人把自己驾凌于法律之上,为所欲为,不是保卫了人 民,而是坑害了人民。 林建国的案卷,虽然由劳改局转到原进分局请求重审,但是审案的人,还是那 几个原办人员。即便另换几个人办,跟原办人员不是同一间办公室,也是“低头不 见抬头见”的朋友。办案人员,谁都愿意当“青天大老爷”,最怕听见“错判”二 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是有退回来重审的案件,不管是原办人员还是另换人 马,前提总是从维护自己的威信出发。除了铁证如山无法反驳和来头极大不敢反驳 者外,重审的主要着眼点不是放在辩明是非上,而是尽一切力量在“驳”字上做文 章。林建国有前科,本就是个流氓团伙的头头,说他流氓成性,似乎并不过份;国 庆节动刀子,为的是李爱国,也完全符合氓爷们为争“圈子”而“挄架”的习性; 而最最有力的一条,还在于林建国的那一刀,捅进了王冰的胸膛,而王冰的那一刀, 只不过在林建国的手臂上划了一道浅浅的口子,可见林建国心狠手毒,在这次打架 事件中,应负主要责任。 但是就连这样的复查结论,也不能病痛快快地下达。因为拖的时间越长,越能 够表明办案人员的慎重从事。 十月十八日,三百多名注销北京市户口的教养人员押赴新疆。林建国因为等待 复查结论,暂时留在收容所。刘云峰心里明白,注销北京市户口押送到边远外地的 教养人员,很可能这是最后一批了。换言之,即使林建国的申诉失败,至少“递解 出境”的可能性是很小了。 果不其然,就在刘云峰踏上去新疆的火车的第七天,也就是十月开五日,原送 分局办案人员专程来良乡向林建国宣读了复查决定书,主要内容为。一、林建国和 王冰发生互殴事件,不是一方无故挑畔一方自卫还击,而是素有积冤,根本原因在 于争夺李爱国,因此属于流氓打架范畴;二、节日期间,在国际友人如云的游览胜 地动刀子行凶,影响极坏,应从严处分;三、考虑到林建国自粉碎“四人帮”以来, 组织一新工程队,有一定成绩,且从未发生过大家斗殴事件,此次互殴,可以视作 偶犯,准于改过自新,特从轻处理,改为在本地劳动教养三年,不注销北京市户口。 林建国听了这样的复查决定,当时即提出抗议,表示仍不服。可是劳动教养不 同于判刑,不服判决,可以逐级上诉。办案人员说:他的申诉经过复查已经被接受, 处分也已经改轻了许多,再不满足,就是“无理取闹”了。──而无理取闹,可也 是教养理由之一呀! 林建国的申诉,是胜诉?还是败诉?连他自己也茫然了。 十月二十八日,林建国就被押上大汽车,跟许多教养分子一起,被送到了北京 市郊的一所教养农场──团河农场。 因河农场,坐落在北京市南郊大兴县境内。它的西界,紧挨着大兴县县府所在 地黄村镇;东边则紧挨着“团河行宫”。团河农场,即以“团河宫”命名。早在清 代,这里是皇家射猎场所“南苑”的一部分。“团河行宫”,就是皇帝及其家族们 围猎之后的休息、进膳之所。因此“行宫”里设有殿堂楼台和御膳房。正中央一个 大荷花池里养着鲤鱼,四周都是合抱的参天古柏,池边有水榭,御碑亭里刻有乾隆 皇帝手书的修建团河行宫的题记,环境非常清幽。但是“行宫”外面,碱性的沙土 地十分贫瘠,只长蒿草,不长庄稼,当地乡民称它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日伪 统治期间,日军在“南苑猎场”的北部修建了一个机场,这就是今天的南苑机场。 剩下南部的大片土地,就这么荒着。一直到一九五五年,北京市公安局第五处看中 了这块“近地”,在这里开办了一座劳改农场,这就是“团河农场”。 五十年代的团河农场,规模没有现在这么大,当时全场共分三个大队:一大队 全是犯人,以种稻麦为主;二大队全是劳改释放的“就业人员‘,以种葡萄为主; 三大队是少年犯管教所出来的大孩子,称为”少年职工“,以种蔬菜杂粮和饲养为 主。六十年代初期,又把北京市公安局属下各劳改农场中未曾解除教养的四百多名 右派分子集中在这里最北边的三余庄继续教养,编为二大队七中队。这是当时团河 农场唯的一个教养中队,也是全国农业单位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中队。 六十年代的团河农场,种葡萄的尽管只是些躬腰驼背、步履龙钟的“老反革命”, 一个月平均不过三十几元工资,但是技术过关,效率很高,葡萄园里不见一棵杂草, 年产量达到八百万斤,按北京市人口平均分配,每人一斤还有富余。“文化大革命” 起来之后,为了纯洁首都,勒令牛鬼蛇神们离开北京,团河农场停办,人员全部转 移到天津市北面的清河农场,原址改办干校,北京政法、文教系统许多干部曾经背 着铺盖卷儿到这里来种过葡萄。由于“人无恒业,则无恒心”,对技术不求进取, 对劳动得过且过,果树冻死、病死了不少。不久干校又停办,原址交给了北京卫戍 区,解放军开进了农场,到了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果树已经死去大半,一个年 产八百万斤的葡萄园,只能生产二三十万斤了。──当然,比起十年浩劫的全部损 失来,这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看起来,团河农场只有“归劳改”才能兴旺发达。干是解放军撤出团河,农场 仍由劳改局接收。靠边站的老杨长,去请回来;已经“递解回籍”,在家干得十分 红火的技术员,通过“特批”又去“挖”了回来。给他们的任务是恢复旧规模,三 年不问产量。大家眼看着缺行断垄、奄奄一息的葡萄园,不禁流下了眼泪! 可借,由于人力不可抗拒的新陈代谢,当年那批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技术高 明、价格低廉的“老反革命”们,有的已经离开了人世,有的落实了政策,回到子 女家人身边,安度晚年去了。进驻葡萄园的,是一批十七八岁、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是一伙儿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闯将”,是一拨儿新近进收容所的“文化大革命” 的新产品──扰乱社会治安的坏分子。 这一批毛头星,在十年动乱中经过世面,见过阵仗,软硬不吃,死活不怕,就 连在劳改队里当了二三十年队长的老将出马,也拿他们没有办法。望着那一帮吃起 葡萄来生龙活虎,干起活儿来阴阳怪气,打起架来舍生忘死的“垮了的一代”,看 着那一棵棵淹没在比人还高的荒草丛中垂死挣扎的葡萄树,难怪从五五年就来到这 里跟犯人、跟果树打交道的老场长会伤心流泪,摇头叹息了。 为了维护首都的治安,让北京市的居民不遭受生命财产的损失,北京市公安局 的民警同志动了许多脑筋,花了许多力气,一心想把北京市治理得“比水晶玻璃石 还透明”,却不料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如今还在搞“严打”,坏人竟然会越抓越 多!干一行有一行的难处,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可不是那么好当的。三十多年来, 平心而论,他们虽然也“左”过,也“右”过,也“聪明”过,也愚蠢过,但是 “坏人越抓越多”的责任却不在他们。公安局抓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那么 容易。动手去抓之前,起码要经过侦查、了解,一个公安分局,一天能抓起十几二 十个坏人来,就多得不得了了。可是另有一种力量,说一句话就能够叫大批安份守 己的人去杀人放火,一夜之间就能把大批发奋读书的孩子们变成流氓、强盗;灭的 没有生的快,更何况灭的既没有从本质上转变,又没有从肉体上消灭? 三十多年来,单是为了对付够不上刑律的“小三号”,北京市公安局在劳动教 养之外,又创办过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组织劳动、强制劳动等多种多样的劳改形式。 实践证朋,形式越多,处理起来也越难。不仅案情轻重难于细分,就是如何区别对 待,也很难把握。因此,随着“四人帮”政治体系的瓦解,这些新发明也统统取消 了。对待坏人。除了依法逮捕判刑者外,只剩下一种行政处分:劳动教养。因为这 是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由国家主席刘少小奇签字批准并公布执 行的,作为市局,无权否定或更改。以前,像团河农场这样的劳改单位,除就业名 义上不算处分者外,其余犯人、教养、强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样样俱全,应有尽 有,管教工作,按《劳动教养条例》规定,应该由公安局和民政局共同管理,实际 上民政局并不参与,此外,也搞不清它到底是执行机关还是审判机关。似乎每个干 部都手握审判权。而更可悲的是许多干部不仅是文盲,而且还是法盲! 现在,经过改革,恢复了司法局的建制,原属公安局领导的劳改局,划归司法 局领导。劳改对象也单一化:清河农场只收犯人,不再收教养。团河农场只收教养, 不再收犯人。既便于管理,也便于教育。 林建国他们,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团河农场的。这个时候,团河农场的葡萄栽 种面积扩大了一倍,共分五个大队,每个大队辖三个中队,共计有教养分子三千人。 干部加职工共一千五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