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家破人亡 我父亲回到祖国的头两年,日子过得还不错。夫妻两人都被安排在潮州卷烟厂 工作。厂里分配了两大间宽敞明亮的宿舍;收入虽然不太多,也足够一家四口过丰 衣足食的生活。 可惜好景不长。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我父母因派遣特务嫌疑被隔离审查了 半年多,最后虽然因为证据不足恢复了工作,可是结论却留下了尾巴,只说“经过 调查,未发现有背叛祖国的行为”。也就是说:问题不是没有,而只是“未发现” 而已。 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中,提倡大民主,搞大鸣大放,贴大字报。在肃反运动中 受了冤屈的人,大都贴出了大字报。我父母亲心有余悸,噤若寒蝉,会上会下,不 发一言,不写一字。厂党委书记知道我父母心里都有话要说而不敢说,就再三登门 动员,态度十分诚恳。我父亲被他感动了,出于帮助党整风的好心,写了一篇题目 叫做《“有没有”与“未发现”》的大字报,措词其实相当委婉。但是不出三天, 《人民日报》一连发了好几篇社论,伟大的反右运动从此开始。我父亲因为“恶毒 攻击肃反运动”而首当其冲,先点名批判,后戴上帽子,总算因为车间里一时还离 不开他,没有把他开除公职送劳改农场,而是宣布降级降薪处分,下放车间劳动, 过上了“夹着尾巴做人”的日子,但从此他变得谨小慎微,连跟田平一雄的书信来 往,也被迫中断了。 一九六二年,我父亲因为劳动积极,表现良好,宣布摘去右派帽子,接着调到 本市光华烟厂来,恢复他技术员的职务,控制使用。一九六三年,又生了一个女儿, 这就是我。为了纪念研制“金凤凰”香烟的苦楚,给我起名叫张金凤。 在“十年浩劫”中,我母亲被打成了“国际间谍”,原因是她的妈妈是俄罗斯 人,她的爸爸是日本人。我父亲又一次被打成了“派遣特务”和“里通外国分子”, 原因是他调来光华烟厂以后,想有所作为,曾经写过一封信给田平一雄,一者报告 搬迁消息,二者请求他把那半张配方寄到中国来。田平一雄并不知道我家五五年以 后的情况,回了封信来,谴责中国政府迫害归侨、阻止与海外亲属的书信往还,加 上他了解到中国当时的天灾人祸两相为害、老百姓饿肚子等等诸种不景气,不单不 把那半张配方寄到中国来,反而劝我们一家带上另半张配方到日本去,由他负责推 荐到烟厂当个高薪职员。 这封信没有送到我们家,却落到了党委书记辛德林手里,一压压了三年多,并 没有找过我父亲一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辛德林公布了这封信,愣把香烟的 配方说成是特务系统秘密联络的凭证,为此给我家招来了一场家破人亡的大难。 那会儿我刚三岁,什么也不懂,只是不敢出门。因为一出去小朋友们就会骂我 是小特务、小反革命。可那时候我大哥张金龙已经十九岁了,年轻力壮、血气方刚。 一天晚上,辛德林带领一帮红卫兵到我家来查抄罪证,指名要我父亲交出那半张配 方,我父亲死也不肯。辛德林就指挥红卫兵用皮带猛抽,加上拳打脚踢,我父亲登 时晕倒在地上。我哥当时正在场,火气一上来,二话不说,悄悄儿从厨房里拿了把 菜刀,冲上去对辛德林猛砍了两刀。他当场被红卫兵用凳子砸伤抓了起来,送进了 公安局。 这件大案子发生以后,我父母亲同时被送进了牛棚,家里只留下我和二哥张怀 祖。不出两个月,我大哥就以反革命杀人罪被枪毙了。 这时候,革命造反派起来反对辛德林。辛德林的儿子也在烟厂,他改名辛向东, 与一帮干部子弟组织保爹保派,两派从文斗到武斗,一斗斗了两年多。我父母亲被 关在牛棚里,天天写认罪书,每天只给几个窝头吃,一分钱工资也没有。我和二哥 无法生活,只好满街上去捡烂纸。那会儿大字报满天飞,烂纸也多,捡一天能卖两 块多钱,凑凑合合地也够我们兄妹俩填饱肚子的了。 一九六八年,我父母亲刚从牛棚里放出来,我二哥就被送到内蒙古插队落户去 了。我和我父母亲被厂里的革命造反派押回潮洲原籍去监督改造。到了潮州,当地 根本不承认我们是潮州人,不肯收。没奈何,又押回厂来,最后跟着辛德林和一班 科室人员一起去了五七干校。 长话短说,我们一家在五七干校住了两年半,去的时候是三个人,回来的时候 只剩下我们母女两个人──因为父亲经不住折磨自杀了。起因是我二哥在内蒙古插 队,生活很苦,又因为家庭的关系被划为“黑五类”,受到歧视,什么前途、出路 似乎都没有了。走投无路中,他想起了那个在日本的舅舅。但是那时候出国比登天 还难,唯一能够侥幸成功的路子,就是偷越国境。于是他悄悄儿做了些准备,铤而 走险了。其结果,是被边防军开枪打死在国境线上。我二哥被打死了,五七干校还 开会批斗我父亲,说是他指使的。我父亲绝望了,当天夜里就一根绳子寻了短见, 在留给我们的遗书中,包进了那半张等于是他生命的“金凤凰”配方。 我父亲的遗书中说:他当初悔不该不听田平一雄的良言相劝,不去日本,却回 到这个并不爱他的祖国来,以至于两个儿子惨遭横死,带累妻子女儿也吃尽了人间 的苦楚。他叮嘱妈妈好好儿教我日语,以便有朝一日机会来了,我们母女可以带上 那半张配方到日本去投奔我舅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