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故事:中国大陆的黑白二道 中国大陆自从解放以后,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黑社会帮会组织彻底摧毁。向全 世界宣布:新中国是一个没有黑社会的国家! 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篡夺了党政大权,把他们所控制的那 一部分党政机关变成了封建帮会,由江青之类的封建帮主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疯 狂迫害革命领袖和进步群众,是真正的“黑帮”。 由于“文革”遗毒所造成的社会治安不良,中国社会有出现黑社会帮派的苗头。 这是江青一伙儿的遗毒。中国政府,力争把黑社会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 中国大陆,历史上当然有过黑社会。上海的青帮红帮,四川的袍哥大爷,还有 许许多多的南霸天、北霸天、这个帮、那个帮的,都是黑社会的组成分子。他们勾 结官府,主要是跟管治安的警察联合起来,网罗流氓地痞,开妓院、设赌场、卖鸦 片、贩私盐,甚至从事偷盗、抢劫、绑票,无恶不作。说大陆没有黑社会,指的是 新中国。太远的事情不去说它了,新中国建立以后,公安局不再与黑社会勾结,而 是加强治安管理,对黑社会帮派头子严厉地拘捕了一批,镇压了一批。从此,大陆 就不再存在黑社会的问题了。 不过世界上的事物,没有一成不变的。矛盾着的两方面,在一定条件作用下, 会互相转化。与黑相对的是白。黑社会也叫黑道。与黑道相对的是白道,一般指官 方。黑社会与官方合在一起,通称“黑白二道”。黑白之间,条件成熟的时候,也 会互相转化的。一般说来,天下太平的时候,是“白道”当道,“黑道”只能在暗 地里活动,做一些见不得天日的事情。天下大乱的时候,名义上还是白道当道,实 际上是黑道当道。因为这时候黑道已经转到明面上来,不但能与白道分庭抗礼,还 要造反,甚至已经取而代之了。 “造反”不等于革命。“造反”只是指以武力夺取政权。只有把社会推向发展 的,才能叫革命。所以“造反”有时候是革命行动,有时候只是改朝换代,有时候 甚至是复辟倒退。 在中国,太远的不去说它了,近代的孙中山,领导人民造反,推翻了满清封建 王朝,建立了民主主义的中国;当代的毛泽东,也领导人民造反,推翻了专制独裁 的蒋介石统治,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所有这些,都是把历史推向发展道路 的,因此都是革命。 尽管孙中山和毛泽东在造反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曾经利用过黑社会力量,但就其 主流而言,是革命的,因此,是白道。 但若造反的头头本人就是黑社会分子,他领导的造反,会是什么样子呢?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黑社会势力造反成功的,都属于改朝换代范畴。改朝换代 以后,也许比原先的皇帝要好些,也许还不如原先的皇帝。这就要看新皇帝本人的 素质了。 一般说来,凡是从小在皇宫里长大的皇帝,锦衣玉食,娇生惯养,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养成了骄奢淫逸的习性,当上了皇帝以后,最坏也不过沉溺于酒色,不 理朝政,宠信佞臣,残杀忠良,甚至被太监、乳母所左右这几项,大不了再加上优 柔寡断、刚愎自用之类的性格特点,至于别的“坏水儿”,让他倒也倒不出来了。 而从下层社会或黑社会中杀出来的造反派,一旦当了皇帝,那个坏水之多,可就不 是一般二般的了。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就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当了皇帝以 后办的坏事儿太多,但是离咱们的时间、空间都太远,我就不去多说了。 最典型的例子是发生在一百多年前中国南方由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在 大陆,因为近年来形而上学泛滥,研究历史的人讲究阶级分析和阶级感情,提倡阶 级观点而否定纯客观观点,凡事都从阶级偏见出发,不是纯客观地看问题,所以就 把“太平天国”高抬成“革命运动”了。实际上,太平天国是由黑社会势力裹协或 蒙蔽平民百姓所进行的一场历史大倒退的闹剧加悲剧。洪秀全本人就是一个“邪教” 的教主。他利用迷信邪说蛊惑群众,自称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宣称凡是信上帝的 人无遭无难,享福无穷,天堂路通,不信上帝就要被蛇虎所咬。他打着反封建的旗 号,行专制独裁之实。他不许老百姓娶小老婆,却规定自己可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 偏妃一共八十一个老婆,而到了他灭亡的时候,已经有了八十八个老婆,如果加上 他“建国”之前的那十几个,据说共有老婆一百零八个之多。此外还有一千多个 “女官”,都是只为他一个人服务的。他不许当兵的身上藏一分银子,士兵藏银五 两以上的,就要杀头,所有金银必须全部上交“圣库”,也就是他的金库,供他荒 淫挥霍。他破万人之私,立他个人之私。早饭初期喊的口号如“天下一家,共享太 平”之类,早就忘记得干干净净了。他把明故宫拆了去建他的“天王府”,比北京 的紫禁城大一倍还多;他所用的器物,连浴盆、马桶、夜壶都用黄金制成。到他灭 亡的时候,湘军从他的“天王府”里搜出几千万两银子来。他用人唯亲,只要是洪 氏家族,没有丝毫军功,也可以封王,并且用这些既无功又无能的王爷去监视那些 战功赫赫的将领们。他制造内讧,前方的将士们冲锋陷阵,奋勇作战,血流成河, 后方的王爷们争权夺利,互相残杀,也血流成河。他们不但自相残杀,还杀“妖”, 也就是清朝的官员、满族的百姓、僧尼道士、士绅商人、秀才儒生,凡是不“顺” 也就是不服他收编的平民百姓,也被视为“妖”而杀掉。南京原来有八十万人口, 到了湘军攻下南京的时候,全城只剩下三万百姓了。他的劣迹,如果不是戴着阶级 偏见的有色眼镜去观察,其实是一眼就能看穿的。仅仅因为军队中有一部分将领和 士兵来自烧炭工人和农民,自称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和史学家就把太平天国说成是 农民革命。其实,洪秀全所代表的,是中国当时最愚昧、最野蛮、最落后、最封建、 最反动的一群黑社会分子,根本不能代表积极、勤劳、善良、勇敢的中国农民阶级。 当时为他赴汤蹈火的太平军将士虽然人数相当多,但他们是受蒙蔽者,是无罪的。 幸亏这场邪教头头发动的造反没有成功,不然,中国的老百姓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处 在暴君加昏君的统治之下了。 当然,否定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是农民革命,说洪秀全是邪教教主,到今天为止 还只是我一个人的提法。这样的提法,估计历史学家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历史学家是 不会同意的。如果早十几年在大陆提出这样的观点,恐怕我连命都没有了。但是史 学界也不是铁板一块,早晚他们都会觉醒,抛弃阶级偏见,还历史以真正的面貌。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带不得半点儿偏见。但是历史恰恰又是个最听话的小姑娘, 任凭人家怎样打扮。大陆的历史学家都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来看历史的,因此出 发点必然带有“满腔热忱的无产阶级感情”,实际上是阶级偏见。从这种偏见出发, 历朝历代凡是造反成功,做了皇帝的,都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属于改朝换代, 是反动派;凡是造反没有成功的,都是代表农民阶级利益,属于农民起义,是革命 派。用这样的简单原则一划分,就把洪秀全这样的邪教加痞子造反,也列到农民革 命中去了。 我今天敢于提出这样的看法,当然不是脑子一热信口雌黄,而是有我自己的认 识基础的。还是那句话:一个社会中,某一部分与当今时代思想意识不同的人,特 别是形成帮派或集团的人,他们要把历史推向前进还是拉向倒退,他们带给人民的 是幸福还是灾难,是判断黑道还是白道的主要标准。白道意味着科学、进步、民主、 正派、光明;黑道意味着迷信、落后、愚昧、专制、黑暗。 根据这样的认识,不妨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尽管也号称 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实际上却是江青和康生之流的娼妓和特务分子在操纵,是 地地道道的黑道当政,是变相的黑社会势力在大陆死灰复燃。中国共产党党内有派, 这不是秘密。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先进的革命派被打倒了,落后的 反动派篡夺了党政大权,把一个革命的政党,几乎变成了封建帮派。他们的统治, 其实是黑社会帮派式的统治,他们才是真正的“黑帮”。我这样说的根据:第一, 它充满了迷信、落后、愚昧、野蛮、专制和黑暗。所谓革命造反派的头头,有的本 身就是地痞流氓,他们完全继承了封建帮主的那一套,其所作所为,包括组织系统、 等级制度、家长式统治、独断独行、飞扬跋扈、以强凌弱、打击异己、疯狂报复、 残酷的非刑……等等一系列表现,完全是黑社会帮派式的。有许多连黑社会帮派都 做不出来的事情,他们都做得出来,甚至公开喊出“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给黑 社会帮派的形式披上一件“革命”的合法外衣,行黑社会帮派体系统治之实。第二, 整个“文化大革命”,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从中得到好处,而给绝大多数中国人带 来的只有痛苦和灾难。第三,它的流毒与恶果,将影响中国两代到三代人的素质与 社会风气,今天中国大陆出现了黑社会性质的各种犯罪团伙,正是这些黑帮们的流 毒,有的就是他们直接培养扶植起来的。 这样的论点,当然也只是我一个人的,别人,特别是大陆的人,还没有也不敢 有这样尖锐的提法。 我这样笼统地、抽象地说,对你这个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人来说,未免太空洞、 太遥远也太难以理解了。还是结合我自己本人的故事,跟你形象地说明吧。 我祖籍中国江南山区,世代务农。我祖父从小天资聪颖,是吴家唯一的一个读 书人。他青年时代,思想进步,暗中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发起的同盟会,辛亥革命中 组织光复军,参与了江南一些城市的光复。辛亥革命后在当地军政府工作了一个时 期,不久就继续上大学念书。二十年代从政法大学毕业后,又参加北伐军,当上了 团党代表,一直打到了北京。北伐完成后定居上海,挂牌当律师。抗战军兴,我爷 爷自己奔赴抗日前线当军法处处长,让当时正在工学院念书的儿子也就是我爸爸投 笔从戎,报考中央军校。为了报效祖国,父子两人几乎同时投军,上了前线。抗战 胜利以后,父子二人又先后退伍,我祖父继续当律师,我父亲在一家工厂当技术员。 1949年新中国成立,私人开业的律师被取消了。好在我爷爷是民主人士,又是法律 界的名人,政府部门组织他学习了一段时间,就被安排在上海市法律顾问处当律师。 我爸爸在厂里也有创造发明,升任了工程师。1952年,我在上海出生。我妈妈是个 女医生。 从哪一个角度说,我家都是革命的,进步的。至少不是反动的。 但是我外公家是地主。其实地也不多,就二十多亩。在中国江南,土地虽然比 不上湄南河三角洲,也还是比较肥沃的,每亩地能收租谷500 市斤,合250 公斤。 全部租谷,一共五吨,一辆大卡车就运走了。这点儿粮食,对已经从经营土地发展 到经营工商业的江南地主来说,不算一回事儿。因为我外公主要靠在县城开布店和 织布厂赚钱。 我还有个舅舅,也是抗战期间投笔从戎的,本来在部队里当军需主任,抗战胜 利后在武汉当某军的留守处处处长。是他先认识我爸爸,后来才把他妹妹也就是我 妈妈介绍给我爸爸的。1948年5 月,我爸爸和我妈妈在上海结婚。1949年4 月,我 舅舅奉命撤退到台湾。后来退伍了,在九龙开了一家饭店。1950年江南开始土地改 革,我外公把全部土地都主动交出,被评为“开明地主”,没有受到斗争。他觉得 自己年纪已经大了,戴着一顶地主帽子,生意也不好做,儿子在台湾,没有任何消 息,女儿在上海,即将生育,正写信来要老伴儿到上海照顾她。于是他干脆把布厂 和商店都关了,在1952年带着一些积蓄,到上海来与女儿一起生活。 一直到1955年,我一家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辛勤劳动,都平安无事。我外公、 外婆照顾着我,他们的户口也都从农村迁来上海了。 到了1955年,大陆开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不是由公安、司法机 关办案,而是由各机关、企业、厂矿通过群众提意见的方式来“挖掘”。 我父亲本来就是个大学生,只因为抗战上了前线,应该说,他不是勇士也是 “爱国将士”,而且是尽人皆知的,本来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根本就挂不上钩 儿。可是群众一“挖掘”,首先把我父亲挖掘出来了。口口声声,只问我父亲为什 么不跟蒋介石到台湾去。我父亲说:他是学工的,他的事业在工厂,不在军队,抗 战期间当兵打仗是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是爱国行为。积极分子们就问他:“你是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们,特别是 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们,谁敢说自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只好承认自己 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啰。于是积极分子们就用三段论证法来批驳我父亲:“大前提: 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是唯利是图。为了赚钱,他们是连祖宗都可以出卖的。小前提: 你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结论:你的阶级特性注定你只能 去当汉奸,你是不可能爱国的。再不然,你去当兵,就是为了想当官,好骑在人民 头上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因此,很可能你就是一个潜伏的特务。” 您别笑,像这样的逻辑,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大陆,不但没人笑,而且被奉为经 典的至理名言,被当作唯一标准,可以用来分析一切是非曲直的。 我父亲据理力争,当然不会有人听他。幸亏经过内查外调,他确实是上着大学 去参加抗战的,抗战结束,以上尉副营长的军衔复员,以后继续从事本行业务,没 有血债,也没有罪恶。仅仅因为他是个国民党员,是“连以上伪军官”,最后被定 了一个“历史反革命”,控制使用。本来因为他有创造发明,技术部门原计划提升 他为副总工程师的打算,也因为“控制使用”而取消了。 好在我爸爸认定自己是“凭本事吃饭”的人,对于这种是非颠倒的“光荣称号”, 本来就不太计较,也无法计较,只是苦笑一声,也就算了。 可是我妈妈却想不通。1957年,大陆又开展“整顿党风”的运动。本来这是共 产党内部的事情。但是共产党很诚恳地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我母亲也就很诚恳地 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她说:我爸爸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太冤枉了。在抗日战争那 个历史时期,只要是抗日的,就都是爱国的,进步的,革命的。好,所谓征求党外 人士的意见,本来就是一个“阳谋”,要的就是你这样一条意见。联系到她父亲是 地主兼资本家,哥哥是逃到台湾的反动军官,丈夫又有历史问题,认定她是阶级异 己分子反攻倒算,经过批判,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下放到生活最苦的苏 北农村劳动改造去了。幸亏她是个医生,没干多久的农活儿,农村人民公社成立, 就让她到乡村医院当医生去了。 从此,我父母被人为地分隔在两个地方,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也因此我母亲 没有再生育。而我还没有上小学,就等于失去了母亲,失去了母爱。 1960年,中国大陆因为天灾人祸,主要是“瞎指挥”和贪大喜功、虚报产量, 造成特大浪费,于是出现了特大饥荒,到处饿死人。苏北农村生活本来就苦,一闹 饥荒,老百姓连糠都吃不上了。我们在上海,生活比别的地方还好一些,但也是什 么东西都买不到。我们一家还不能不节衣缩食,从已经很少的口粮定量中节省出一 些来,接济我母亲。 1965年,我母亲经过八年的劳动锻炼,总算“改造好了”,给她摘了右派帽子, 把户口迁回上海。但是还不能让她当医生,只能让她到挂号室当挂号员。 对我们一家来说,只要她能回来,大家都念阿弥陀佛,关于职务高低、工资多 少,都不去计较了。 1966年暑假,我14岁,刚上初中一年级,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就开始了。我家从此陷入了分崩离析四分五裂的悲惨境地。 首先遭殃的是我外公、外婆。革命派说他们是“逃避改造的地主分子”,没收 他们的全部存款,把他们押解回原籍,交贫下中农监督改造,还什么也不许带,只 准许他们带一床被子和几件替换的衣裳。那一年,我外公、外婆都已经七十多岁了, 说起来虽然都是农村出身的人,可一天农活儿也没干过。到了农村,只能参加积肥 组干点儿轻活儿,每天所得的“工分儿”,只够喝粥的。天天晚上还要挨批斗,不 挨批斗也要陪斗,没有一天消停的日子。没过几年,就这样被活活折磨死了。 接着遭殃的是我爷爷。当时他虽然年纪已经很大,早就离开了法律顾问处,但 仍在市政府的政法研究小组挂一个“组员”的名义,有时候去开开会,讨论一些司 法方面的政策性问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革命派”就说他是“反动学术权 威”,先贴他的大字报,接着拉出来批斗。他们采用“形而上学”的逻辑,问我爷 爷:“你当了一辈子法官,有判错的案子没有?”我爷爷是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 知道自己不是圣贤,经手的案子大大小小没有一万件也有几千件,怎敢说连一件也 没有判错的?他刚答应了一声“那当然有”,“革命派”就递给他三张纸、一支笔 要他写交待:要写出判错的都是什么案子,为什么要错判,被错判的都是什么人。 我爷爷说:“说有,那只是估计而言。如果自己明明知道是错判的,还要那样判, 岂不是明知故犯了?”他们说我爷爷态度恶劣,抗拒交待,“呸”地一声一口唾沫 吐在他的脸上,继续批斗。 如果我爷爷理直气壮地说“没有”,“革命派们”当然要说他不虚心,不实事 求是,结果依旧是继续批斗。 总之,那时候是只讲一面理,凡是被批判的人,是不许讲理的。这一点,连封 建帮会都不会这样干。 我爷爷一辈子光明磊落,仕途通达,没有受到过任何侮辱,如今当众被乳臭未 干的小辈唾面自干,无法忍受,当天夜里一根绳子就上了吊。第二天我们发现的时 候,早已经断气了。 在他的桌上,用整张白纸写了“士可杀不可辱”六个脑袋大的字,这是他的绝 笔。 此外,写给我爸爸、妈妈的遗嘱是:“忍辱负重,度过难关”八个字。写给我 的遗嘱最长,是“认真学习,做一个无愧于自己良心的人”。 我爷爷革命一辈子,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他是上海市第一批自杀的人。幸 亏他有先见之明,走得早,不然,等待着他的酷刑和折磨,还不知道有多少呢! 我爷爷生平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毛泽东。他在上大学的时候, 一本《三民主义》读得滚瓜烂熟。他当北伐军团党代表,靠的就是这一本《三民主 义》。新中国建立以后,他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又对毛 泽东崇拜得不得了。四卷《毛泽东选集》读了又读,圈圈点点,眉批脚注,书上几 乎没有空白的地方了。这还不算,还写了厚厚的十几本读书笔记,总字数绝对超过 了雷锋的笔记。他按照毛泽东的每一句教导实事求是办事,认真到从粮店买回面来, 都要过秤,多一两要送回去,少一两必须去补,粮店的人都叫他“老认真”。没有 想到的是,最终他还是死在自己最尊敬、最崇拜的人所发动的运动中。 我爸爸、妈妈当然也逃不掉。好在他们都是“名牌货”,并不是“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运动的矛头,并不针对他们而来,经过象征性的批判、抄家,只 要老实、听话,没发现“现行”,无非接受监督,低头认罪而已。他们先后被轰出 办公室,在单位里扫院子,扫厕所。比起被打倒了的厂长、院长们,日子似乎还好 过一些。 至于我,在那个形而上学猖獗、是非好坏只凭出身就能决定的年代,尽管我是 新中国出生的孩子,但是我有这样的父母、爷爷、外公、外婆、舅舅,我的生死簿 上,早就注定我的终身前途了。我在学校里被同学称为“黑五类子弟”。什么叫 “黑五类”呢,指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这五类人。凡 是这五类人的子女,只许接受“正面教育”,不许参加当时学生中最叱咤风云、可 以随便鞭打老师、可以随意抄别人家的“红卫兵”组织。这五类人中,我家就占了 三类,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说心里话,我倒真得感谢我的这个出身成分,不然,我 不当红卫兵固然不行,当了红卫兵不去造反更不行。要我违心地去鞭打老师,去抄 无辜者的家,我还真做不到呢! 但是封建帮主们是绝不会放过我和我们一家的。1968年,我16岁,彻底拆散我 们一家的日子终于到了:爸爸、妈妈接到通知,要分别到各自系统的“五·七干校” 去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我也接到学校的通知:要到西双版纳去插队落户,接受 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句话,上海把我们扫地出门了。 对你们来说,当然不懂得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名堂。简单地说,“五·七干 校”就是变相的劳改队,主要是收容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和五类分子,当然也有“革 命派”,不过那是起监督作用的;插队落户呢,是因为当时的学校并不上课,学生 一届届招进,毕业了也什么知识、什么本事都没有,什么也不会干,经过“大革命 洗礼”的小将们,人人锻炼成天不怕地不怕的闯王,谁也奈何他们不得,又没地方 可去,总在城市里闹事,连帮主也头疼起来了,只好把这些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 们统统送到农村去,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农村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广阔天 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作为”的口号下,把这盆脏水泼到农村这个大院子里 去,以减少城市主要还是帮主们的压力。 我们家既然是这样的组成成分,家破人亡,被赶出上海,当然是必然的命运了。 比较起来,我们家还不算最惨的呢。 我父母只有一个要求:不论是下“五·七干校”还是插队落户,希望一家三口 都在一起。但是这样的要求谁也无法答应。因为父母的单位系统不同,而我又是教 育系统安排的。父母的单位说:“你儿子又不是干部,哪有带着儿子进干校的?” 负责插队的干部则说:“你父母又不是学生,插队嘛,哪有带着爹娘的?就因为你 们这些孩子太骄气,离不开父母,所以才要让你们到农村去锻炼锻炼呢!” 好,帮主的决定,根本就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们一家,只好把家具财产送进信 托公司廉价处理了,大家分一点儿,然后三个人抱头痛哭了一场,爸爸以“历史反 革命”的身份去了苏北,妈妈以“摘帽右派”的身份去了江西,我则以“可以教育 好的子女”的身份到了西双版纳。从此一家三口,劳燕分飞,天各一方,相距千山 万水,谁也照顾不了谁了。 我和同学们到了西双版纳。这个地方是傣族聚居区,到处是美丽的竹楼。傣族 实际上就是泰族,从语言、服装到生活习惯,都与泰国的泰族和缅甸的掸族十分接 近。可见努丹说的泰国的泰族和缅甸的掸族是十四世纪从云南迁移过来的,有一定 道理。 当时被送到西双版纳的学生有两种,一种叫做“生产建设兵团”,属于军队系 统,由军队派人管理,人员集中,管理得严些,生活相对地比较好一些;一种是插 队,属于人民公社系统,也就是把学生分配到各乡各村,人员分散,一个“知青点” 最多不过十几个人,少的只有四五个人,管理松散,要自己挣工分儿,自己做饭吃, 生活相当艰苦。 那里是亚热带地区,勉强适合于橡胶树的生长。当时中国的橡胶,主要靠南洋 进口,其次靠在海南岛种植一些,供不应求,大大落后于需要,所以决定把我们这 些“知识青年”送到这里来开垦橡胶园。 种橡胶,需要比较大的场地,需要严格的管理,需要有组织的熟练技术工人, 因此,最好是组织国营农场。但是“文化大革命”把国家仅有的一点儿资金都折腾 光了,国库里没有钱,只好把我们分送到各生产大队去,以大队为单位,营造一些 小面积的“队有橡胶园”。我们在公社技术员的指导下,和傣族社员一起把热带雨 林毁掉,砍树,烧荒,栽种树苗,施肥浇水,中耕除草,费了好几年工夫,什么收 益也没有。生产大队对这种既没有眼前利益又劳民伤财的经济作物没有兴趣,逐渐 放松了管理,橡胶园又变成荒地了。 这期间,我外公还在老家监督劳动。我是他从小抱大的,对我特别宠爱。我到 了西双版纳以后,就数他给我写的信最多。这是因为爸爸、妈妈在“干校”劳改, 监督得严,所有来往信件都要经过检查,所以除了报平安的“例行信”之外,除非 必要,互相之间很少通信。而外公在农村,所谓监督,只要不破坏生产,不散布 “反动言论”,给外孙多写几封信,村干部并不管。因此他每隔一个来月,总要给 我写一封信,讲讲江南农村的新闻。我也每隔一个来月给他写一封信,谈谈西双版 纳的新鲜事儿。 我外公年纪大了,生活又苦,精神非常空虚,就去找书看。那时候,全中国除 了四卷《毛泽东选集》和一本《毛主席语录》之外,只有一部“以阶级斗争为纲” 实际上是以阶级偏见为主导思想写成的小说《金光大道》,宣传的是地主的阶级本 性怎么怎么坏、贫农的阶级本性怎么怎么好。这是一部没有文学价值但却可以当阶 级斗争教材的小说。别的书找不到,只好也拿来看。他看了以后,很不以为然。本 来,像他这样的身份,帮主恩典,没有杀他,让他当一头会说话的牲口活着,就应 该感恩戴德才是,偏偏他脑子还会思考,思想还很活跃,就在他写给我的信中,结 合他读了《金光大道》后的感想,给我说了一个发生在我外公老家的真实的故事。 四十年代,我外公在县城开布店办纺织厂,我外婆在老家管理田产。本来,二 十几亩地,大都是租出去的。可我外婆总说:“儿要亲生,田要亲耕。”上等好田 租给佃农种三年,就会肥力大减,变成三等田。因此,她哪怕自己辛苦些,雇了一 个长工、一个牧童,亲自监督春耕、秋收,种起田来。雇的长工姓杨,因为是个遗 腹子,长辈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百了”,是“一了百了”的意思。长大了,人家 送他一个外号叫“伯劳”──伯劳是江南的一种常见鸟;当地方言,伯劳也是乖巧、 能干的意思。 这个伯劳果然乖巧能干。二十亩稻田,年年种得籽粒饱满,比租给佃农种产量 要高得多。由于多施绿肥和圈肥,土地的肥力不但没减低,反而一年比一年好了。 我外婆对他很满意,常给他几件旧衣裳,农活儿累的时候,总要炖肉煮鸡蛋,给他 做点儿好吃的,还给他酒喝。他对我外婆也很满意,常对别人说:这样好的东家, 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只要我外婆不嫌弃他,他哪儿也不去了。 新中国建立,江南土改,他作为雇农,被工作队吸收为积极分子,通过学习, 回村来开展工作。这时候,他还对我外公、外婆很好,悄悄儿地告诉我外公:共产 党对富农采取的是孤立政策,对地主采取的是打击政策,但如果主动把土地全部交 出,就可以评一个“开明地主”,至少可以不挨斗。他劝我外公看开一些,免得皮 肉受苦。我外公本来就不把这点儿土地看在眼里,于是就接受了他的忠告,把土地、 房屋连同家具、农具全部交了出去。当然,有许多东西,就悄悄儿地让他拿走了。 后来分房屋、分田地,他分到的,全是外公的好地,外公的那座瓦房,也归了他。 我外公在土改中没吃到苦头,他在土改中立了功,入了党,当起村干部来了。 打土改以后,他又得了一个新的外号,叫“杨白劳”──这是歌剧《白毛女》 中一个女儿被地主霸占的老佃农的名字。 十几年过去,等到我外公、外婆被遣送回籍监督生产的时候,他已经当了大队 长兼支部书记,在村子里是最高领导,什么事情都是他说了算了。 房子呢,土改时候分给他的原来外公的房子,已经作价让给生产大队做了大队 部,他在大队部的前面新盖了一座三层楼。后门正好对着大队部,进出非常方便。 他对我外公、外婆倒还“不忘旧情”,特地把我外婆当年盖给长工、牧童住的 三间小房子“还给”他们住下。他的这一举措,当然含有“如今天翻地覆,当年你 住的大房子,归我住了;当年我住的小房子,现在得让你们住了”的意思。他让我 外公到积肥组参加劳动,好歹给几个工分儿,好让他到秋收的时候能分到两个人的 口粮。还特地对我外公说:国家的形势在那里摆着,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 既然彼此是敌对的两个阶级,他也不可能照顾得更好了,以免上级批评。只要我外 公不生是非,不多口多舌,在他的治下,可保证老两口儿平安无事,算是他对我外 婆当年对他好的报答。 但是不久以后,我外公就发现这个大队长兼支部书记有问题,而且问题还不小。 杨支书本来不识字,后来上了扫盲班,不但摘了文盲帽子,也摘了“光棍儿” 帽子:他把扫盲班的女老师给娶过来了。 杨百了当上了大队支书,他老婆也当上了设在乡里的中心小学校长,住在学校 里的时候多。他床上一有了空缺,就总有人来填补。而且不是一个两个,往往是这 个走了那个来,走马灯似的团团转,又安排得非常周到,从来没有撞车的时候。这 些女人,有些是本村的大姑娘小媳妇儿,有些是外村来的。不过也有非常明确的分 别:凡是本村的女人,对他家的房间家具布局十分了解的,一律在夜里从他的后门 进出;而外村来的女人,对他家的情况不太了解的,他大都先安排在大队部的客房 里住下,然后他自己半夜里从后门溜进大队部。因为尽管他老婆经常不在家,可他 家里还有老母、幼子,万一撞上了,不麻烦至少也不好看。 不仅如此,大队里收获的农作物,特别是产量少的品种,如芝麻、向日葵之类, 往往以“不太干燥”为理由,先不进大队仓库,而是先送到大队部“晾”起来。大 队部的大门钥匙只有他和大队会计两个人有,于是送进大队部,也就等于送进他家 一样了。 为什么这些事儿我外公会知道呢?前面说过,杨百了安排给我外公、外婆住的 房子,就是当年我外婆盖给他住的“长工屋”,就在当年我外婆的住房、后来分给 杨百了、如今变成大队部的那座房子旁边,只要从后窗户看出去,他家的动静一目 了然,清清楚楚。 怪不得我外公刚到的时候,他要说“只要你不生是非,不多口多舌,保证你平 安无事”的话了。 我外公自己是那样的身份,支书又这样交待过,他当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 去多管这些“闲事”。何况那年月农村里什么文化娱乐活动都没有,只剩下“色食, 性也”,男女们从本能上找点儿乐趣,也是很普通的事情。 再过一段时间,尽管我外公不主动找别人说这些事儿,别人主动跟我外公说起 这些事儿的场合也不是没有。通过三个五个人无意中的叙述和透露,我外公才渐渐 明白过来:杨支书有这么多“相好的女人”,对他来说,固然是出于“性的本能”, 多多益善,而对于那些女人来说,却大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另有所图的。因为如 果从“性的需要”出发,杨支书已经年近五十,脸蛋儿是黑的,皮肤是粗的,年纪 太大,文化太低,说话缺乏风趣,家里还有老婆孩子,绝不是大姑娘小媳妇儿为解 决“性的苦闷”所可选择的“最佳对象”。她们真要打点儿“野食”吃,村里年轻 漂亮的小伙子有的是,特别是那些“知识青年”,正处于“性饥饿”阶段,招之即 来,何至于去找他? 关键的一个字,是他手中有权。 权这个东西,在民主国家中,是属于人民的。人民选举自己的公仆来执掌“权 柄”,掌得不好,立即罢免,简单得很,也明确得很。没有至少很少有人敢用权来 给自己换取点儿什么。 只有黑社会的帮主们,才拥有无限大的权力,而且可以通过权力来取得他所不 应该取得的一切。 据了解内情的人透露:杨支书玩儿女人,其对象和档次,是分期分批逐步提高 的。 第一批,是土改之后不久。那时候地主受到管制,富农受到孤立。作为村支书 的杨百了,经常要登门“训话”,进行教育。看见哪家地主、富农的女儿、媳妇长 得有几分姿色,就吩咐她们于某夜到村公所谈话。谈话当然是个别进行的,所以谈 话的内容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人们只发现:凡是有女儿、媳妇到他那里经过他 “教育”的,那家地主或富农就得到了“宽恕”甚至“优待”。慢慢儿的,全村所 有的地主、富农的女儿或媳妇都接受了他的“教育”,他们全家人这才得到真正的 解放,走路也不用低着头了,干活儿也不比别人多、比别人累了。 他的这个秘密也曾经被本村或外村的干部们所得知,也曾经半开玩笑地提醒他 “要站稳阶级立场”。他却振振有词地答复:“我怎么没站稳阶级立场?我执行的 是‘阶级报复政策’:当年地主奸污了杨白劳的女儿,如今变了天,杨白劳翻身当 了主人,玩玩儿他们的姑娘、媳妇儿,还不是应该的吗?即便不合法,至少是合理 的嘛!” 干部们哈哈一乐,大家心照不宣。 第二批,是五八年公社化以后,他当上了大队长兼支书,凡是社员要外出做泥 瓦木匠的,打小工的,都要大队开证明,不然不但寸步难行,队里还不给分口粮。 这张证明,当然要他开,要他盖公章。可是要拿到这张纸,却不是那么容易的。到 大队部找他,他总说忙。找了三次,如果还猜不透他的腹内文章,他会暗示你一句: “我白天没空办这些事儿,晚上再说吧。”不懂得暗示的人,如果自己夜里去,他 照样有许多理由可以推三阻四,让你把腿跑细了,也拿不到他这张纸;如果心有灵 犀一点通,懂得“夜里”两个字的“内涵”,打发女儿、媳妇或自己的老婆去,这 证明当夜就能拿回来,最晚不会超过第二天。 第三批,是农村里人口恶性膨胀以后,住房紧张起来了。家家都想盖新房。可 是土地收归国有了,要从“国家”的手里也就是他杨支书的手里“批”一块土地出 来,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你捧着几条烟、提着几瓶酒登门请求,不铁面 无私地把你送的东西扔出来,那才叫怪事儿! 如果知道杨支书的“毛病”,投其所好,其实也简单得很:只要打发女儿、媳 妇或自己老婆“夜访”一趟杨支书,尽管当时并不能把“批条”拿回来,可过不了 三五天,杨支书自然会亲自登门把条子送来的。 第四批,才轮到了知识青年。 说杨支书“好色”,这话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好色”的人喜欢的是漂亮姑娘。 不漂亮的女人,也许送上门来还不要。这个杨支书呢,他是“叫花子吃死蟹──个 个好”,只要是女人,不管是姑娘,是媳妇,也不论美丑,更不管大小,比他小二 十多岁的固然不错,比他大个十岁八岁的,他也凑合,一律照单全收。反正中国大 陆当时性病已经绝迹,艾滋病还没有进口,他大可不必像乌冬那样,非处女不要。 因此,当地流传着一句不敢公开说的歇后语,叫做“杨支书玩儿女人──多多益善”。 但是,人的欲望,是随着经济和权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就好像吃东西,穷的时 候,有猪肉吃就满足;有钱了,就说猪肉这不好那不好,连碰也不碰,讲究吃“天 上飞的,水中游的,外国进口的,本地没有的”。杨支书女人玩儿得多了,对本地 的乡下妞儿也玩儿腻了,口味高了起来,本地猪肉不想吃,也想尝尝“进口”的罐 头是什么滋味了。 正好这时候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杨支书 这个大队,也来了二十多个知识青年,有本省本县的,还有外省市的。不论来自何 方,都是城市来的孩子,模样儿风度,跟农村孩子就是不一样。特别是女孩子,那 张脸又白又嫩,简直吹弹得破,个个会唱会跳,说起话儿来,也比本地姑娘好听。 最使杨支书惊讶的,是这些姑娘比本地姑娘大方得多:她们住在知青点里,男知青 和女知青一个门进出,铺位之间只隔薄薄的一层板;看电影的时候,在大庭广众之 中,在众目睽睽之下,居然就敢跟男知青挤得紧紧的,还互相搂着抱着,有说有笑, 一点儿也不害羞。杨支书为之神往了。 他曾经多次琢磨,想个什么办法,也尝尝这些“外来妹”的滋味儿呢? 他也曾经故伎重演,找借口把插队女青年叫到大队部来“个别谈话”,但奇怪 的是:她们一个个好像都串通了似的,对支书全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坐得离 他远远的,除了“嗯嗯”答应之外,多一句话也不说。弄得一向以“高手”自称的 杨支书,居然连抛出钓饵、许以好处的机会也没有。 渐渐地杨支书也摸透了这些“鬼丫头”的心思:第一,她们大都各人有各人自 己的“对儿”,对杨支书这样的“土包子”,根本就不放在眼儿里。第二,杨支书 也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吸引她们、要挟她们的。她们大都不缺钱花,不缺吃的。 大队里分活茬儿,统一分给知青点,由知青点“点长”进行“再分配”。知青点里 的人大都抱团儿抱得很紧,有点儿重活儿,男知青都主动包了。即便大家都干重活 儿,男知青们也会干完了自己的活儿以后过来帮着女知青干。所以杨支书插不进手。 第三,他也曾经想把女知青中最漂亮的姑娘调到大队部来当会计,以便“近水楼台 先得月”。但是此计过于危险。因为大队会计权力很大,知道的秘密很多,必须是 大队长和支书的亲信。万一用人不当,泄露了“天机”,这漏子可就大了。何况现 任会计跟他配合得很好,他不但无法撤人家的职,即便撤了,还要防人家反咬一口。 因此处心积虑地琢磨了许久,眼看着一个个鲜桃似的姑娘就在自己面前晃来晃去, 可就是一个也抓不着。 老天不负苦心人,机会终于来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学 生从哪里来?由各基层组织从工农兵中选拔推荐。于是全国各地的工厂、公社、部 队忙碌了起来,研究指标,分配名额。公社一连开了几次会,把名额落实到大队, 并再三强调:基层党组织一定要把最好的知识青年送去上大学,不但功课要好,最 主要的是要历史清白,不能有海外关系,不能有黑五类的社会关系,等等。 杨支书拿着这个指标,喜孜孜地回到大队来召集知青们开会动员,宣布:本来 指标有限,本大队只有二十几名知青,没有上大学的名额。经本人力争,如今总算 争来了一个。要求大家通过自报公议,选出最优秀的知青来,送去上大学。等等。 二十多名知青,来自各个地方。有的才上初中,有的已经是高二甚至是高三的 学生了。因为“文化大革命”,不但上不了大学,还要到农村来“修理地球”,多 数人心里是不满意的。如今有了这样好的一个机会,谁不想争取?但是二十多个人 中间选一个,也确实困难。一对照杨支书传达的几个条件,自认文化水平低、出身 成份不纯的,主动放弃了。自以为够条件的,报名,排队,摸底,最后产生了一个 候选人,报到了大队部。杨支书一看是个男青年,首先就否定。翻了半天档案袋, 终于让他找到一个可以彻底否定的理由:此人有一个表舅,是地主。在“以阶级斗 争为纲”的年代,亲不亲,阶级分。上大学,是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大事, 成份不纯,有可能被阶级异己分子所利用。加以否定,名正言顺。 第一个候选人被基层党组织以“阶级路线”为由否定了,知青点又报上来第二 个。这一个倒是女的,长得也不难看,而且翻遍了档案袋,也没发现有海外关系和 不好的社会关系。于是找她到大队部来个别谈话,一次,两次,三次,教育,启发, 暗示,希望她主动献身。偏偏这个姑娘是个死脑筋,油盐不进。恰好这时候有个女 知青找支书汇报,说这个候选人是知识分子干部家庭出身,又是独生闺女,比较骄 气,干活儿老是完不成任务,都是男知青帮她干完的。杨支书一听,好,就是这一 条:劳动态度不端正,还没过劳动关,再锻炼两年,等下一批吧。 第二个候选人,又被基层党组织借口“劳动态度”否定了。 第三个提名上来的,正是那个向杨支书打“小报告”的女知青。此人三代血统 工人家庭出身,没任何不好的社会关系,本人虽然比第二个候选人长得更漂亮,却 不骄气,大家一致赞扬她干活儿有一股子狠劲儿、猛劲儿,不亚于男知青。 杨支书经过了解,得知此人的条件,是文化基础比较差些,初中都还没有毕业。 不过按“品德第一,学识第二”的要求来衡量,她还是合格的。看起来,这个人如 果还不“顺把儿”,就不大好否定了。 杨支书决定找她谈话。首先抓住她打小报告这一条做点儿文章:“你把人家否 定掉,原来是你自己想取而代之呀?这样可不好哇!根据你的表现,我就不能不考 虑你的思想动机和思想品德啦?” 这姑娘工人家庭出身,倒不扭扭捏捏,很大方地给自己辩护说:她向党组织反 映情况,是她共青团员的责任,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表现,当时她还不知道大家会 提名选她,所以不存在自己有取而代之的想法。接着话锋一转,又说她们家祖祖辈 辈也没出过一个大学生,她自己对于上大学,更是梦寐以求。如果支书能够成全她 的大学梦,以后一定好好儿报答他。 杨支书一听有缝儿可钻,笑嘻嘻地拉住了她的手,只说了一句话:“你一上了 大学,远走高飞,往后还会到我这个山旮旯里来么?所以‘以后报答’这些话,提 也不要提起。你先回去好好儿考虑考虑,我这里还要派人到你老家和你父母亲所在 的单位外调,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当然,关键在于你自己的态度和我们基层党组 织的意见。推荐你上大学的,终究是我们贫下中农嘛!” 这姑娘回去以后,反复琢磨:前面两个人,都是被支书否定的。看起来,自己 能不能上大学,关键真在支书那里。只要他一点头,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但是怎 么才能让支书点头呢?她在这里插队好几年,连我外公这样的地主分子都听说过杨 支书的风流史了,尽管她是个姑娘,又是外来的,保不齐也听见过一句两句,多少 知道点儿支书最喜欢的就是跟别人的老婆、女儿睡觉了。但是自己是个大姑娘,用 自己的贞操去换取上大学,合算不合算呢? 这个问题一上心,她可真是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了。想来想去,最后得出 的结论是:能上大学,前途广阔;不能上大学,就只好在农村捋一辈子锄头把儿, 两者之间,相去可不是以道里计的呀!都二十世纪了,对于贞操观念,也用不着这 样看重。尽管为杨百了这样的人献身似乎太委屈自己点儿,可是权在人家手里,也 无可奈何,只好捏着鼻子姑妄忍之吧。 她做出了牺牲一面以赢得另一面的决定以后,就去找支书:“我有心里话要向 党组织汇报。白天您太忙,时间也不够。今天晚上,我到大队部找您细说吧?” 杨支书一听,就知道她果然思想通了,连连点头说:“只要你思想搞通了,上 大学的事儿,好说,好说!” 当天夜里,她在支书的房间里一聊聊到了半夜过后,才回到知青点,还是好心 的支书打着手电筒送她回来的。 第二天晚上,据说支书让她到大队部填写上大学的表格,一填又填到了半夜过 后才回来。 第三天,支书就把表格亲自送到公社去了。 一切顺利。那姑娘春风得意,到了大学。入学之后,学校里进行一次例行的体 格检查。在妇科检查的时候,女大夫无意中问了一句:“你结过婚了?”她脱口而 出:“没有哇。”那大夫也就没有再问。 那时候,由基层推荐上来的工农兵大学生,什么样的年龄段都有,有的结过婚 了,有的孩子都生过了。对大夫来说,学生是不是处女,本不是检查的目的,记录 上也没有这一项。但是做贼的心虚,自从体检以后,她背上了思想包袱,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老是一个人捂着枕头哭。如果她什么也不在乎,倒是什么事儿也没有的; 她这样一折腾,校方明显地看出她有思想问题了。于是通过党团组织的妇女委员一 次一次地找她谈话,又是教育、启发,话引话,话勾话,终于把她上大学之前的这 一段故事问了个一清二楚。 她虽然幼稚,但是本能促使她没把自己主动送上门去这一节和盘托出,而是说 成支书找她个别谈话,明码实价,要上大学,就拿贞操来换。她无可奈何,只好忍 痛牺牲了。如此云云。 其实,那年代为了争取上大学,女青年献出贞操的事例,多得数不胜数,这一 类案件,作案者大都是有权的头头儿,所以一般都采取“不告不理”的原则。这个 姑娘当然不了解当时的“大形势”,还以为天下之大,只有她这一个傻姑娘办了这 样一件傻事儿。因此当校方政工干部问她打算如何了结的时候,她梗起了脖子,表 示一定要与这样的阶级败类斗争到底。 她写出了详细材料。不仅把自己被奸污的经过写得有声有色,催人泪下,还把 她听见的有关杨支书的风流史,哪怕是东鳞西爪,一星半点儿,也拼凑成篇,以示 受害者不止她一个,天下的傻瓜,更不止她一个。 材料按组织系统转到了县里。县里刚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取代原来的县政府。 新上任的革委会主任,与原来的县委书记是对立面。而杨百了正好是原县委书记一 手培养起来的土改积极分子、模范的农村干部、历次党代会的先进典型。如今转来 了这样有利的材料,正是“射人先射马”的绝好机会。于是立即组织了一个工作组, 进住杨百了的那个大队。先抓住这一件事情,宣布将杨百了隔离审查,再根据材料 上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一步步深入。乡亲们见杨百了这条作恶二十来年的地头 蛇终于盘了起来,胆子也大了,一件件的案子,终于逐渐被揭发出来。 尽管如此,一般人也只以为杨百了犯的不过是多吃多占多玩儿几个女人的“花 儿案”而已。谁都没有想到:杨百了因为玩儿女人,居然还有人命案子! 案子发生在公社化以后。公社化以前,他是村长兼村支书,所管的,不过本村 那几十户人家。公社化以后,他当上了大队长兼大队支书,官儿大了,权力大了, 管的地方也大了。山前山后一共三个村子和两个居民点,算是一个大队,都归他管。 山后有一家姓黄的小地主,也不过三十多亩地,雇了一个长工,自己也参加劳动。 如果他只有二十多亩地,根据他本人参加劳动这一特点,本来是可以划为富农的, 就因为他的地多了一些,家境比一般富农要好一些,而当地又没别的地主好斗,只 好高升他一级,评他为地主,把他家的地和房子都分了,让他一家搬到长工屋去住。 五二年土改的时候,黄家地主有一个小女儿,刚十岁,小名就叫喜儿。按照当 地的土政策,地主的子女只许读到小学毕业,不许上初中。到了五八年大跃进的时 候,喜儿已经十六岁,尽管家境不好,倒出落得花朵儿似的,颇有几分姿色。这时 候黄姓地主自己已经年老,公社化以后开展平整土地、人工造田,都是这个十六岁 的姑娘来出工。杨百了看见,就暗暗地打上了她的主意。 这个姑娘,他不是不知道。只是早先姑娘还小,也不属他的管辖之下,他就是 有那心,也没那法儿。如今天从人愿,把后山村也划归他管,这个姑娘,就成了他 的盘中餐、俎上肉,想跑也跑不掉了。 大队长想玩儿地主的女儿,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儿?用他自己以前的话说,这 叫“阶级报复”;用他后来的说法,这叫“大跃进产品,社会跃进,我也跃进”嘛。 不幸的是,明来暗去的还不到一年,喜儿怀孕了。她父母没有办法,只好赶紧 给女儿找婆家。那时候,地主的女儿本来就不好嫁,肚子里带着没父亲的孩子,谁 肯要呢?无可奈何,只好白送给一个住在深山老林里以打猎、采药为生的单身山农。 一般的姑娘,都嫌山农生活苦,又没个左邻右舍,不肯嫁到山上去。喜儿命苦,遇 上了杨百了这个色魔,不满十八岁就被糟蹋了不说,又怀上了孽种,只好认命了。 过了一年,杨百了进城开会,想起喜儿,不知道她生了个儿子还是女儿,就在 往回走的时候,故意弯到那个山农的小窝铺去一看究竟。 一敲门,只有喜儿一人在家,山农上山打猎去了。喜儿见是这个魔鬼登门,堵 在门口不让他进去,哭着求他:她已经被他害成了这样,一切她都认命,不埋怨谁。 现在这个丈夫对她很好,求求他不要再来缠她,让她凑合着活下去。杨百了说:以 前的事情,那是两人有缘分,是老天爷的意思。要不,怎么会有了孩子呢?不管怎 么说,孩子总是他的种,他今天来看看自己的孩子,总是应该的。喜儿拗不过他, 被他说动了心,告诉他生的是个儿子,还答应把孩子抱来给他看一眼,只要求他看 过了就走,以后不要再来。孩子她一定养好。 喜儿没想到自己一转身,他就跟了进来,一把抱住了,就要跟她重叙旧情。喜 儿坚决不干,喊了起来。杨百了知道他丈夫已经上山,而山上只有这一座窝铺,也 不会有人听见,胆子贼大,就动起了鲁的。事情也凑巧,那天喜儿的丈夫打着了一 头獐子,高高兴兴地提前下山来,半路上听见自己的窝铺里老婆在哭喊,三步并作 两步赶回来。杨百了匆忙之中,并未关门。那山农一脚迈进门去,正看见杨百了抱 着他老婆强行非礼。他并不认识杨百了,只当是过路的匪徒,过去飞起一脚,把杨 百了踢了个仰面朝天。接着举起猎枪,瞄准了软瘫在地上的杨百了。喜儿怕他真的 开枪,闹出人命来,不好收拾,就不顾一切地扑到丈夫身上,一面叫丈夫不可乱来, 一面喊:“杨支书,你快跑!”杨百了一听露了身份,又见喜儿已经把她丈夫的猎 枪枪口推向了房顶,一骨碌从地上爬了起来,不是夺路而逃,而是就手抽出她丈夫 腰间的猎刀,朝他心窝就扎了下去。可怜这个猎户只叫了一声,登时就没了气儿了。 喜儿抱住了丈夫的尸体,吓得号啕大哭。 杨百了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也杀红了眼,举起刀子,又要来杀喜儿灭口。喜儿 浑身哆嗦地跪在地上求他。她知道,对这种没有人性的东西谈什么男女恩爱是没有 用的。他没有情,只有欲。他玩儿一个姑娘,就像喝一杯水那样简单,玩儿过了, 就丢在一边,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男女之爱。不过他再怎么不通人性,虎毒尚且不 食子呢,总也还有点儿父子之情吧?她指指床上被吓得哇哇大哭的婴儿说:“你敢 杀我男人,也敢杀我,总不会连你自己的亲骨肉也杀吧?孩子还小,还要靠我喂奶。 你一定要杀我,也得等我把孩子扶养大了再杀呀!” 一提到孩子,这个丧失了人性的东西倒又唤醒了他的父爱,犹豫了半天,瞪着 血红的眼睛说:“只要你从今之后好好儿给我养着这个孩子,不多说一句话,我可 以留你一条活命。” 在喜儿的再三保证之下,杨百了让她收拾几件衣裳,打一个包袱,抱着孩子, 先退出门外,然后他把她丈夫的尸体扔到了床上,把门外的干柴火都抱来,一把火 把窝铺点着了。熊熊烈火,把杀人的现场消灭得干干净净。 杨支书把喜儿领了回来,干干脆脆地对她父母亲说:她家着火了,她丈夫烧死 了,往后她就住在娘家扶养这个孩子,不许再嫁人。 杨支书就是这里的土皇上。皇帝的“圣旨”,谁敢不依,何况黄家是地主,一 家人的死活,全攥在杨支书的手上呢! 从此喜儿就没再嫁人。杨支书高兴的时候,也到她那里看看孩子,给几个钱, 顺便再睡一夜。 山前山后,几乎人人都知道地主家的这个“狗崽子”,其实是三代贫雇农的种 子。至于喜儿的丈夫怎么会被大火烧死,怎么喜儿反倒一点儿也没烧着,怎么竟这 样凑巧,早不烧晚不烧,恰恰杨支书“路过”她家门口,她家就着火了,而且喜儿 从此不再嫁人……这些疑问,尽管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可是在那个年月,大队支 书就是一帮的帮主,可以一手遮天,谁敢没事儿找事儿,给自己找麻烦? 工作组进村,顺藤摸瓜,没费多大力气就找到了这条线索。再找喜儿谈话,启 发她,动员她把实话说出来。喜儿见杨百了已经被软禁起来,也知道他的末日来临 了,自己申冤报仇的一天来到了,就把前后经过,一五一十全都说了出来。 杨百了贪污腐化,奸污妇女多人,亲手杀死人命,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立即 执行。宣判的那天,广场上搭起了台子,召开全公社的万人大会,上台控诉的除了 喜儿之外,一共有三十七个妇女。据说还有一些大姑娘、小媳妇顾忌到面子,虽然 也写了检举材料,却不肯上台面对面地揭发。 宣判大会以后,杨百了的新居和家具基本上全没收,他老婆领着几个孩子和分 给她的几件家具住到学校去了;他母亲住到了土地庙里,每天拄着拐棍儿四处要饭。 附近人家知道她是杨百了的母亲,谁都不周济她。她要讨一口饭吃,不得不走出三 四十里路之外去讨。 最惨的还是喜儿。她是地主的女儿,是恶棍的情妇,是小杂种的母亲。她虽然 上台揭发了恶棍的罪恶,可她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的,脸面没有地方可 放了。终于她狠起了心,亲手勒死了自己的儿子,然后喝下了做豆腐用的卤水自杀 了。 一场“阶级报复”的大案子,虽然在当地已经彻底落下了帷幕,它的余波,却 影响到我和我外公老小两人的终生命运。 先是我为此挨了一场批斗。 我们上海知青到西双版纳插队种橡胶树,技术上由技术员指导,生活上、学习 上、组织上,则由一名“知青办”派下来的指导员指导。这个指导员姓胡,是个汉 族人,馄饨店学徒出身,没什么文化,当过几年义务兵,却特别爱讲政治,开口阶 级斗争,闭口阶级斗争,外号人称“阶级胡”。此外,还特别爱占个小便宜,因此 又有一个外号,人称“占便宜胡”。凡是他想占的便宜,都能够在“阶级斗争”的 借口下得到。因此两个外号后来合二为一,人称“占便宜阶级胡”,简称“便宜阶 级”。他并不和我们一起生活,经常在各个知青点之间“游走”。知青点里都在传 说:他已经以“阶级斗争”为由,在几个出身不好的女知青身上占了便宜了。 这时候,我外公已经把他所知道的关于杨百了的案子源源本本地写信告诉了我。 在他,本是因为生活太无聊,拿它当新闻说给我听听。此外,也用事实反驳《金光 大道》所宣扬的地主阶级怎么坏,农民阶级怎么好。从理论上说,一个人的阶级烙 印是有的,阶级斗争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具体到某一个人,则要根据这个人的生 活环境和思想认识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单纯地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一切、代替一切, 当然是错误的。实际上,地主阶级中也有好人,农民阶级中也有坏人。人好人坏, 在于本质,不在于阶级。不然,共产党的领导集团中有那么多地主、富农、资本家 出身的人就无法解释了。关于杨百了的故事,本来只应该我自己一个人知道也就罢 了,我也没那意思要给他杨百了扬扬名气。偏偏那天知青们又在谈论起胡指导员的 风流故事,我不经意地说起,这种事情,全国各地多了去了。云南边疆有,江南农 村也有。话一说开了头,我把我外公告诉我的杨百了的故事,拣那主要的给知青们 复述了一遍。当时大家听了也不过哈哈一乐,并没有什么动静。 但是知青中人员复杂,有干部或造反派子女,也有地富反坏右子女;有积极的, 也有落后的;有靠拢党组织的,也有什么都无所谓的。不知道是哪一个积极分子把 我讲的故事又复述了一遍给胡指导员听。尽管复述的人并没有说我是在影射胡指导 员,可是做贼的心虚,胡指导员却认为我是故意编一个故事来影射他。他自己对号 入座了。 于是有一天晚上,他“游走”到我们的知青点来,召集全体知青开会,先读了 半来个小时关于阶级斗争的《毛主席语录》。这是他召开任何会议的开场白,大家 听惯了,也没往心里去。忽然他话锋一转,说是知青中有这样一个人,故意编造一 个根本就不可能有的故事,诬蔑党的基层组织,给贫雇农脸上抹黑。更加不可原谅 的是,居然还编造了“杨白劳”和“喜儿”这样的名字,玷污革命歌剧《白毛女》。 最后才说:这个人不是别个,就是吴永刚,然后要我站起来,当众检讨。 我当然不承认,我再三说明,这是发生在我外公老家的一件真事儿。于是知青 们批一次,我解释一次。知青们越听越觉得这个杨百了很像胡指导员,就故意找一 些漏洞来盘问我,我只好再一次做解释。就这样一说二说的,反而把杨百了的故事 补充得完完整整的了。 我坚持我说的是“江南实事”,有案可查,胡指导员也没有办法,最后要我把 外公写给我的信交出来,我说信早就烧了。不信,可以到江南去调查。我本来以为 胡指导员不可能为这种与云南边疆八竿子扎不着的无关案子费心费力气,没想到他 还真的给我外公所在的公社写了外调信。这一来,这把火又烧到了我外公的头上。 杨百了的事情,在当地尽管没有上报纸,也已经是尽人皆知的新闻,倒是没有 必要保密的。问题出在我外公是个被管制劳动的地主分子。新上任的大队支书愣说 这是贫雇农阶层中出了个别坏人,地主分子看在眼中,乐在心中,四处扩散,正是 “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于是就拿我外公做典型,发动贫下中农批斗起我外公来了。 在农村中开批斗会,可就不像我们知青开批斗会那样“动口不动手”了。他们 要我外公跪在会场中央,这个过来骂几句,推两下,那个过来骂一顿,又搡两下。 要不是见我外公年近八十,怕打出人命来,拳头脚尖一起上也是免不了的。 我外公窝了一肚子气,不久就病了。在病中,他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他 儿子也就是我舅舅在九龙开的玉龙饭店的地址,要我尽一切可能跟舅舅取得联系, 让舅舅赶紧给他汇点儿钱好去看病,不然,恐怕活不了几天了。他现在受到严格管 制,根本不可能给海外发信,我父母在“五·七干校”,等于劳改,给海外发信也 有所不便。比较起来,我是个插队知识青年,而且还是个孩子,总好说些,所以要 我代他办这件事情。 当时大陆的政治空气,凡是有海外关系的人,是要受到严密注意的。好像凡是 海外有亲友的,就都可能与美蒋特务机关有勾结。因此发往海外的信件,据说都要 经过检查。因此,那么多年来,我从没有给舅舅写过信。如今外公病危,我又没有 钱,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冒险一试了。 我当然很聪明地在信里写了许多祖国形势大好之类的空话,然后很婉转地说外 公年纪大了,近来身体不大好,希望舅舅能够给外公寄点儿钱。 这封信倒是顺利地到了九龙。后来有人告诉我,凡是写到国外要钱的信,海关 一般是不会扣留的。可惜的是,等到舅舅的钱汇到,我外公已经等不及了。舅舅写 信给我,问起我插队的生活情况,还寄给我一张玉龙饭店的业务卡,卡上印着好几 个业务联营的饭店,曼谷、新加坡等地方都有。 胡指导员抓不住我的什么把柄,也无可奈何。不过从此以后,他肯定跟我记上 了仇了。因为不久以后,我又挨了他一顿斗,而且斗得狠极了。 说起来,事情是我自己惹的,是我没事儿找事儿。 1970年,我已经十八岁。知青点的知青们天天在一起劳动、学习,生活空虚无 聊,政策又严格规定不许与当地傣族姑娘谈恋爱,于是男女知青之间有过得着、说 得来的,逐渐进入了谈情说爱的阶段。我是个生理正常的男子,也不能例外。当然, 同是知青,由于出身不同,在知青内部还有相当明确的界线。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 人,想谈恋爱,也只能找“门当户对”的女知青。恰好我们知青点里有一个叫小菁 的姑娘,比我小一岁,父亲是被揪出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通称 “黑帮”,按“地富反坏右黑资”的次序排列,算是第六类。像她这样的身份,革 命造反派子女的知青们是不会理睬她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结果,迫使她 只能和我这个反革命右派的儿子接近,相濡以沫,互相得到一些安慰。 来往的时间一长,我们俩人从互相产生好感,渐渐地发展到有了感情。 西双版纳,风光如画,是一个天然的大公园,比任何一个人工的公园都美。这 里的小山坡、矮树丛,是知青们谈情说爱的好地方。每逢星期假日,花前月下,有 情人大都在这个大公园中拣一个没人的角落,互相搂抱着倾吐心曲,在远离亲人的 穷乡僻壤中求得一丝慰籍。 我和她的交往,是从她送给我一个精美的毛主席像章开始的。那年月,人人都 要佩戴毛主席像章,因此各种各样的像章百花齐放,有以大取胜的,有以精取胜的。 她送给我的像章很别致,通体金光闪闪,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光泽和色彩。 于是我也经常在星期天晚上约她出去散步,从闲话各自的家庭情况开始,然后逐渐 进入爱情的主题,最后到达无话不谈的程度。如果我只对她说些“我爱你,我不能 没有你”之类的绵绵情话,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偏偏我的头脑里想的问题很多,对 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看法。我跟她说过:“文化大革 命”是党内派系之间的斗争,波及到党外人士受池鱼之灾。我给她说过:在党章里 规定林彪做毛泽东的接班人,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写着领袖 来自群众,党的领袖应该由党的代表大会产生,怎么可以用党章的形式规定以后由 谁来当主席呢?古今中外,只有黑社会的帮派,才有由帮主指定谁继承衣钵的做法。 就凭这一条,可见中国共产党已经堕落到了封建帮派的地步了。我还给她说过:中 国的各级政府干部,一律由党委派,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不过是一台举手的机器, 所谓人民代表,是摆设,是花瓶,是没嘴的葫芦;各级政府干部,最好是选民直接 选乡长,从乡长中选区长,从区长中选县长,从县长中选地区专员,从地区专员中 选省长,从省长中选总理,这样层层选举,形成一座小宝塔,干部不论大小一律来 自基层,比由党委派好,等等。 当时我们俩两相愉悦,在花前月下,在恩恩爱爱的气氛中,心里有什么就说什 么,并不顾虑她会去检举我。当时说完了这些话,也曾经再三关照她:“这可是你 我之间的绝密谈话,千万不能跟别人说,不然,我可就要人头下地了。”她还白了 我一眼说:“你把我当作三岁小孩儿呀?经过这么多年的锻炼,死活我会不知道?” 但是不久之后她父亲得到了“解放”,重新“结合”进领导班子,她又由“黑” 变“红”了。胡指导员找她谈话,要她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勇敢地站出来与一切资 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他知道她前一阶段跟我很好,就再三动员她、启发她,要她检 举揭发我的反动言行。这个不是“三岁小孩儿”,知道“什么是死活”的姑娘,在 胡指导员的启发教育之下,终于激发了她的“无产阶级思想感情”,于是痛哭流涕 地坦白了我与她说过的一切,表示要与我划清政治界线,要向我作无情的、不可调 和的斗争了。 后来有人说:就在那一天,胡指导员为了坚定她的无产阶级立场,加强她阶级 斗争的决心,乘虚而入,占有了她。 下面的戏,可就热闹了。 胡指导员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而且矛头是直指党中央、毛主席和林副统帅 的,问题的严重性,非比一般。于是他把附近几个知青点的知青们召集在一起,开 了个大会,集中火力,点名批判我。 这一回的批判,可就不是“江南农村大队支书奸污妇女”这样简单的问题了。 为了“防止反动言论扩散”,会上只宣布我曾经跟小菁说过十分恶毒的攻击共产党、 毛主席、江青和林副统帅的言论,既不许揭发者重提这些话,也不许我坦白我的原 话是怎么说的,只许知青们就这个问题进行批判,只许我认罪,检查自己为什么对 毛主席不忠,对林副统帅不忠。 那年月,凡是“恶毒攻击”的言论,都属于现行反革命性质,基本上一律判死 刑,很少例外。因为如果不判死刑,审判员即便不是与罪犯同流合污,至少也是同 情罪犯,思想右倾。因此审判员只要接到这样的案子,审讯属实,就只能重判而不 敢轻判。什么叫“恶毒攻击”呢?这是那时候司法界新发明出来的一种“罪行”, 说明白点儿,就是谈论党中央、毛主席及江青、林彪等人的私生活问题。例如:有 个老头儿看电影院门口画的广告宣传画上的林彪像,说了一句“这个人倒挂眉毛三 角眼,一副奸诈之相,可是要谋朝篡位的呀”,好,“恶毒攻击林副统帅”,罪在 不赦,枪毙!又有人说:“江青出身妓院,三十年代在上海跟人家同居过,她到了 延安先勾搭康生,后勾搭毛主席。”好,“恶毒攻击伟大旗手,”判处死刑!再例 如有人说:“毛泽东娶江青,已经是第四个老婆了,当时第三个老婆贺子珍还没离 婚;而他娶贺子珍的时候,第二个老婆杨开慧还关在长沙监狱里。”好哇,“恶毒 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那年月,为了一两句“闲话”而丢 了小命儿的,有多少人哪! 我知道,我说的话,份量比以上这些人说的话更重。只要我一承认,这样的 “恶毒攻击”大案,送到哪儿我也是必死无疑。我想起“两人观井,死无对证”和 “没有口供,难以定罪”这两句古话来。因此我咬定了牙根,就说我从来没说过对 党对毛主席不忠的话,所有这一切,都是小菁无中生有,瞎栽给我的。我又当场发 动对小菁的攻心战:“小菁啊,我与你无冤无仇,以前跟你好,也没有强迫你,如 今你成了革命干部子女,不想和我交朋友了,也没有必要这样陷害我,非置我于死 地不可呀!你说我有十分恶毒的言论,我究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又是怎么跟 你说的,你不妨当众说出来,让大家评一评嘛!” 小菁被我问得张口结舌,既不能解释,又不许复述,急得在会上哇哇地大哭起 来。 胡指导员制止了我的发言,要大家先帮我分析阶级根源。于是一批理论家们振 振有词地指出我出生在地主资产阶级加反革命右派的反动家庭中,对共产党一向不 满,对毛主席一贯不忠,这是阶级本性,不是以我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等等。 他们这样批判我,胡指导员还说是大帽子底下开小差,把责任都推到了家庭, 忽视了自己的主观认识。他号召大家对我“帮助帮助”,让我“端正一下态度”, 然后才能把思想搞通。怎么个帮助法呢:简单得很,一根绳子把我两手绑到了背后, 然后吊到了树上,用皮带蘸凉水抽。抽一下,问一声:“叫你反动!”“叫你诬蔑 毛主席!”“叫你诬蔑共产党!”“叫你攻击伟大旗手!”“叫你攻击林副统帅!” …… 对于打人这件事情,知青中有许多人是十分喜欢的。他们在学校里的时候,就 是以善于打人而著称的“红卫兵”。插队以后没人可打,早就手痒痒了。今天有这 样一头“死老虎”让他们随便打,还不人人踊跃,个个用力? 我没哭,也没叫。任凭他们怎么打,我只是咬住了牙关一声不吭。小菁见我挨 打,似乎良心上过不去,又哭了起来。胡指导员一见,火气上升,喝令打手们停止 鞭打,把皮带递到了小菁的手上说: “现在是党考验你的时候到了。你要是确实与反动分子吴永刚划清了界线,现 在就由你来帮助他。” 小菁没想到她的一句话,不但害得我受了这样大的苦,还要她亲手来鞭打我。 这怎么做得到?仅仅几天以前,我们还搂在一起亲吻呢,如今虽然阶级立场已经变 了,可她爱我的心,不一定马上就消失得干干净净。她捏着皮鞭的手瑟瑟发抖,泪 流满面。女知青们低下了头不敢再看,男知青们就起哄: “快帮助帮助他呀!他这个反动透顶的地主阶级孝子贤孙,也只有你,才能帮 助他扭转立场!” 小菁无可奈何,高高地举起了皮鞭。还没有往下抽,我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她 浑身一哆嗦,就晕倒在地上。 这一下,胡指导员跳起来了。他吩咐女知青们把小菁抬回房间去,吩咐男知青 们继续帮助我。 一条皮带不够,再加一条;这个人打累了,换一个继续打。一定要我承认攻击 党中央、毛主席和林彪。我问要我承认什么?他们又谁都不敢重复,实际上他们根 本就不知道。我不承认,他们就继续打。没多久,就把我打晕了过去了。一盆凉水, 又把我泼醒过来。 这样的斗争会开了三次。我豁开去被打死,也不承认说过这样的话。到今天我 还奇怪,像我这样弱的体质,怎么居然能熬了过来不被打死?胡指导员见我不承认, 也没了办法,只好把我送到县法院处理,先关进监狱里。到了县里,事情倒好办了 些。任凭审判员怎么拍桌子,我只有一句话:与小菁谈恋爱是真,没跟她说过任何 与政治有关的话。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父亲得到了解放,她要与我划清界线, 故意编造出来的。 法院终究是法院,听我这样招供,他们就要传小菁到庭与我对质。小菁被传进 城的前一天晚上,胡指导员找小菁谈话,软硬兼施,连哄带唬的,拼命给她打气, 还留她在他那里过的夜。小菁悔恨交加,从胡指导员那里回来,趁人不备,走进树 林子里,一根绳子上吊自杀了。 这一来,倒真的成了死无对证的案子了。我在县监狱里被关了三个多月,终于 因为没有口供又没有证人而被开释。 我回到知青点以后,才知道小菁自杀的消息,并从她的同室女友处拿到了她留 给我的遗书。信中说:她很对不起我,因此只能以死表示忏悔,并希望以她的死来 换取我的生。 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一步,再说这些话,也没什么意思了。 我无法继续在知青点生活下去。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忍无可忍,才狠下决 心,偷渡中缅边境,逃了出来的。我到达曼谷,按照舅舅寄给我的那张宣传品,终 于找到了舅舅的联营饭店经理贡叻先生,这才到香港定居下来的。 吴永刚讲完了他在大陆的悲惨遭遇,努丹头一个嚷了起来: “还说中国大陆的文化怎么发达怎么伟大呢,原来是这样愚蠢野蛮落后哇!这 样的根,我还寻它做什么?” “我说的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情况。”吴永刚赶紧补充说明。“那时候 的中国共产党,进步的一派已经大部分被打倒,反动的一派已经变质,政权落到了 江青之类的封建势力代表人物手里。是这些真正的‘黑帮’在统治着中国,在迫害 革命元老和进步的群众。那年月,连国家主席和元帅元老们们都被这个妓女出身的 妖婆迫害致死呢,我受的这点儿罪,还算罪么?我说过,世界上的事物,是在不断 地运动、不断地变化的。中国共产党既然曾经被反动封建势力夺了权变成了封建黑 帮,也就有革命派和觉醒了的人能够从封建黑帮的手中再把权夺回来。今天,江青 之类的封建反动黑帮已经被党内的先进分子和觉醒了的革命群众所打倒,如今的中 国共产党,已经是胡耀邦在领导了。这个人,特别值得大家佩服。他本来在毛主席 身边工作,可以说是毛主席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党内那么多人对毛泽东个人崇 拜,以致把党中央变成一言堂;他却对毛泽东不迷信,该批判的批判,该否定的否 定,该肯定的肯定。特别是对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完全彻底地加以否定, 恢复了实事求是的党风,把中国共产党从封建落后的泥坑中拯救出来,恢复他革命 的本质。但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确有一批地痞流氓入了党篡了权,为非作歹,为 所欲为。在这些人的影响之下,流毒至今。现在大陆社会的治安状况不太好,带有 黑社会性质的流氓盗窃集团、抢劫集团、贩卖儿童妇女集团、走私集团、贩毒集团、 卖淫集团等等,都出现了。这些集团,实质上都是‘文革’期间‘革命造反派’无 法无天、为所欲为的无政府主义流毒所影响所造成的。说他们的总根源就在江青身 上,是江青之类培养、扶植起来的,绝不为过。不过今天的中国政府有信心有决心 把这些黑社会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走弯路、走错路都 是难免的,关键在于是否敢正视,肯改正。对于这样一个国家,如果有机会,你更 应该好好儿去考察一番呢!” “吴先生亲身经历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受过大苦,体会当然很深刻。” 昭维把话接过去说。“其实,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危害,不但使中国的历史发展 倒退了几十年,在东南亚的流毒,也使许多和平居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远的不 说,1970年3 月,柬埔寨的朗诺集团趁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不在国内,发动了武 装政变。苏联领导人得知这一消息,却封锁了不发表,直到西哈努克上飞机飞赴中 国之前的几分钟,柯西金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为的是苏联政府可以避免承担柬 埔寨流亡政府住在苏联,要负担庞大的开支。结果这笔开支落到了中国人民头上。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养活了柬埔寨流亡政府的大批官员,一方面又培养了像布尔布特 这样的杀人魔王。布尔布特在中国留学,完全学会了‘文化大革命’中最‘左’最 凶最残酷的斗争形式,在柬埔寨所进行的‘革命’,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要 凶残万分。要说中国共产党被江青、康生篡权之后曾经蜕化变质,那布尔布特领导 的共产党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一帮黑社会的封建残余。他们完全不顾共产主义必须 建立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这一前提之下,也学中国大陆的‘穷共产’,左到 连货币都取消,人民生活、生产完全‘集体化’,吃大锅饭,阶级斗争搞得比中国 大陆还厉害。凡是开过小店铺的小业主,都算资产阶级,一律没收全部财产,全家 遣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那一段时间,柬埔寨有多少人死于沟壑,又有多少人逃亡 国外呀!泰柬边境一带,到处都是一无所有的柬埔寨难民,扶老携幼,一路上靠乞 讨活命。您不妨到曼谷的红灯区去看一看,有多少柬埔寨姑娘,不是在那个时候流 亡到泰国来的呀!我不是研究政治的,不懂得太多的政治理论,不过也曾经听说过 共产主义是为多数人谋福利的,共产党人是只有在彻底解放了全人类以后,最后才 能解放自己的。如果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全国多数人都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只有 极少数几个人可以作威作福,为所欲为,这样的‘革命’,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 也肯定不可能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与拥护。这不是,布尔布特政权终于成了昙花一 现的短命政权,柬埔寨的老百姓,最终还是拥护佛教徒的西哈努克嘛。” “是啊。”吴永刚很感慨地接着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共产主义革命 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所必然要爆发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遗憾的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偏偏发生在封建社会末期的俄国,而中国更 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两个国家中的人,包括共产党的领导人 在内,头脑中的封建主义思想还十分浓厚。有许多做法,尽管标榜的是社会主义, 实际上其实质却是封建主义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看就是封建主义加法西 斯主义所产的畸形儿。这些国家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带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的损失也就越大。……” 说到这里,坐在昭维左侧的一个中年男子接口说: “你们中国,不管怎么说,共产党是执政党,国家是统一的,有几百万强大的 军队,搞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国民经济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总算在最最紧急的节骨眼儿上来一个急刹车,终止了运动,挽救了国家人民,也挽 救了政党。吴先生既然是从云南逃出来的,云南的国境线紧挨着缅甸,是不是听说 过还没有取得执政党地位的缅甸共产党也学习中国的做法,在他们的根据地发动了 一场‘文化大革命’,最终导致整个根据地、整个政党都覆灭的故事?” 吴永刚苦笑一声说: “1950年以后,从云南偷越国境到缅甸、泰国、老挝的人很多,有说好几万的, 也有说好几十万的。这些人,有的是历次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 的人,在中国大陆无法生活下去才不得不冒死外逃的,我当然属于冒死外逃的那一 类。有的人是受到当时所谓的‘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思潮的鼓动,到缅甸、老 挝这些国家去参加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去与政府军作战,去参与‘解放全人类 运动’的。这些人当然都是干部或者工人子弟。当时的知青虽然读书不多,也无书 可读,不过却奇怪地流传着许多手抄本。大都是小说,甚至是黄色的小说。但其中 也有一本叫做《格瓦纳①日记》的,被许多人传抄或者印成油印本流传。这是一本 颇具煽动力的书,鼓动青年学生参与游击战,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求得全人 类的解放,最终求得自己的解放。插队知青中,有许多人在当红卫兵期间就是叱吒 风云的‘小闯将’,自称革命立场坚定,还自以为具有一定的组织才能和指挥作战 才能,有的还曾经在打砸抢和武斗中大显身手过。曾几何时,他们的威风没有了, 却被打发到边疆来‘修理地球’,精神状态本来就很不平衡。他们完全相信只要让 他参与革命,就一定能够成长为革命领袖。只可惜,刚当了几天红卫兵,还没真正 上战场打仗呢,就偃旗息鼓了。因此他们对格瓦纳所说的话特别听得进去。再加上 边境对面就是缅共领导的革命武装根据地,于是就成群结队地越过边界投奔缅共了。 只是缅共打了几年游击战,没成什么气候,根据地越打越小,最后连政党也消失了。 那些梦想当革命领袖的知青没有当上将军,有的流落在他乡,有的连命也搭上了。 我离开云南以后,没再听说他们的消息。听您刚才所说,似乎缅共的灭亡,也是因 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所致。如果您知道一些缅共之所以灭亡的原因,能不能跟 我说说,让我也好印证一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呢?” -------- ① 格瓦纳──全名为埃内斯托·切·格瓦纳·塞尔纳(1928-1976 ),古巴 革命领导人之一,“游击中心论”的创始人,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的一个庄园主家 庭。1946年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学习。1951年曾游历南美各国,1953年获 医学博士学位。1954年赴墨西哥,参加“7 ·26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巴蒂斯 塔独裁统治的古巴革命组织),并在墨西哥城附近接受游击战争的军事训练。1957 年5 月,任古巴革命军第二纵队司令,率领古巴远征军攻占乌维罗兵营。革命胜利 后,历任全国工业部主任、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和中央计划委员会委员1962-1965 年,任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全国领导委员会书记处成员。1965年4 月,辞去党内外一 切职务,并放弃古巴国籍,专门从事“国籍共产主义革命”,先到非洲,后入玻利 维亚,建立“游击中心”组织,进行武装活动。1967年10月,被玻利维亚政府俘获 并杀害。著作有:《游击战》、《古巴:是历史上的例外,还是反殖民斗争的先锋》、 《游击战:一种手段》和《切·格瓦纳在玻利维亚的日记》等。 那个中年人笑了笑说: “关于缅共的事情,从前在缅甸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很容易引起当局的注意。 加上各种传说很多,莫衷一是,也无所适从,谈论无非瞎说一气。好在第一现在缅 共已经不存在了,第二咱们今天是在泰北的旅途上,不在缅甸国内,即便谈得不妥 当,缅甸当局也鞭长莫及,何况咱们来自天南地北,今天有缘同坐一车,什么话说 说都没关系,明天各自东西,就再也没有重逢的机会了。吴先生既然对这个问题感 兴趣,正好在下多少也知道一些缅共当时的情况,就让我来姑妄言之,吴先生也姑 妄听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