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故事:偷渡客的经历 吴永刚是个从中国大陆逃出来的偷渡客。先到缅甸,后到泰国,最后到达香港。 他当时是怎么越过国境线的呢?到了异国以后,他又是怎么生活、怎么继续旅 程,最后到达香港的呢? 原来,他挨过一枪,是三个小姑娘救了他。这里面,有两个既辛酸又动人的爱 情故事。 昭维先生是清莱府的府丞,比县长还大的人物,今天能够推心置腹地与我谈论 贵国有关黑社会的诸多问题,足证先生对我的信任与看重。我要是不推心置腹地向 您和盘托出关于我去王塔克的目的,我就太对不起您的这一片赤诚之心了。 首先我声明:昨天我在车上所讲的关于我自己在西双版纳的故事,完全是真实 的,没有任何虚构的成份。我到泰国来,确实是因为业务上与曼谷的一家旅社搞联 营,需要进一步商谈一些可行的项目。至于我要到王塔克去,那纯粹是为了借此机 会去寻找我的一个朋友。正确地说,是我没举行婚礼的妻子。 让我接着昨天的话茬儿,把故事继续说下去。 那年,我因为多嘴,说了几句《中国共产党党章》上出现的笑话。其实这事儿 与我毫不相干,结果不但给自己招来了一顿毒打,还把我初恋的对象也送上了西天。 尽管后来没事儿了,法院也不追究我的刑事责任了,可我的心情坏到了极点。中国 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生性懦弱,以善于忍耐在全世界出名。对于大陆的苛政, 他们心里不是不明白,但是逆来顺受惯了,只知道忍气吞声,苟且偷生。我第一不 是知识分子,第二少年气盛,第三已经走到了绝路上,反正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 一刀,只好铤而走险,第四脑子还比较清楚,觉得在这样一帮浑蛋的统治下当老百 姓,实在太憋气也太窝囊了。何况当时在云南边境插队的知青不甘心呆在农村受苦, 越境外逃的人很多。据事后不完全统计,十年“文革”期间,单是外逃的知青就有 十几万,国境线上每天都有上百人通过。因此,我才下决心冒险偷渡国境,逃出了 中国大陆。 尽管当时我还不满二十岁,可是要办这样一件大事,也是经过大脑认真反复地 多次思考以后,才做出决定的。要知道,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认定只有他们执行的 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只有中国大陆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外国”,除 了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之外,不是帝国主义,就是修正主义,至 少也是反动派当政,对“海外”两字视同洪水猛兽,因此执行的是“闭关锁国”政 策,把“国门”关得紧紧的,既不许外国人进来,也不许国内人出去,而且用形而 上学的认识论认定:凡是偷渡国境的黑五类子女,必然去投靠帝修反,因此用法律 的形式把“偷渡国境”解释成“叛国”,不但抓回来要重判,当场打死,也是白死。 所以,我的这一决定,实际上是冒着死亡危险的孤注一掷! 不过在知青的传说中,似乎云南的边境是所有边境中防守最不严密的一个地段。 因为云南的外面就是缅甸的东北地区,而当时的缅东北是控制在缅甸人民军也就是 缅共手里的。在云南越境的人,大多数都投了缅共。而缅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坚决支持中共的。只是缅共还没有取得政权,中国政府不能公开地支持他们罢了。 大批红卫兵知青越境参加缅共,实际上是对缅共的一种实力支持,因此据说云南边 防军看见大批知青越境,并不怎么追究,而只盯着单身偷渡国境线的人,特别是像 我这样的黑五类子女,一旦抓回来,不死也要脱层皮。我偷渡的目的是要从缅甸转 道去香港,而一时间也没有与我怀有同样目的的大批知青可以同行,所以说,虽然 我也在中缅国境线上偷渡,却与人家革命派子女有所不同,依旧存在着很大的危险 性。 偷渡之前的一段时间,看起来,我好像仍旧与过去一样,不言不语的,每天干 活儿回来,没事儿了就看书,而且看的都是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让人觉得我 在认真刻苦地学习,一心要改造自己那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其实,我是 在探索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心里萦绕已经不止一日,好像烧着了一团火,这团 火,几乎把我自己给烧着了。 我越琢磨越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活在大陆太没有意思了。我曾经很客观地问过我 自己:我究竟信不信马列主义呢?经过认真的反省,我奇怪我对马克思的理论竟是 那样执着地相信。我不敢说我读遍了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但我至少读过《社会发 展史》,也相信社会发展史的理论。我坚信: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 要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为除此之外,我的确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更好的社 会制度可以发展。如果我不相信马克思主义,那么我相信什么呢?总不能说我什么 都不相信,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最理想的制度也是最后的制度吧? 但是对照书本和现实,我也有许多问题想不通。今天咱们虽然不讨论这些问题, 不过为了说明我当时的思想,简单举几个例子还是必要的。 第一,毛泽东说:农民起义进行一次,社会生产力就向前飞跃一次。我怎么也 想不通。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今天官兵杀过来,明天农民 军杀过去的,死的都是老百姓,至少四川的老百姓几乎接近杀光了,后来不得不用 强制移民的办法搞什么“湖广填四川”。那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大减的时候,书上说: 全国的总人口只剩下五千万左右了,大片土地荒芜,老百姓饿到了吃人肉的地步, 这生产力怎么个飞跃法? 第二,现阶段人类社会中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客观现实,谁也无法否 定。但是阶级斗争是不是像中国大陆所强调的那样普遍、那样尖锐、那样无处不在 呢?在阶级社会中,是制造矛盾、促使阶级矛盾尖锐化好呢?还是解决矛盾,促使 阶级矛盾趋向缓和好呢? 社会在阶级矛盾中发展,有其自然规律。这是为马克思所阐明了的。列宁天才 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定可以在一个国家中首先建成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继 承了这一理论,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早日来临,实现跳过资本主义积累时期,直接 进入社会主义,然后迅速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理想,所采取的,就是加深阶级矛盾, 以求加快社会发展的策略。 应该说,这种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拔苗助长,实践起来,却不一定好。 中国的资产阶级最懦弱,但是资产阶级思想却在人们头脑中顽固地存在。被打 倒了的地主阶级,当然也有人心怀不满,总想反攻倒算,总想变天。但也不容否认: 多数人是老实的,特别是开明的、有知识的地主,关于“耕者有其田”的理论,应 该说从孙中山时代就已经阐明、已经接受了的。 大陆进行土地改革,是不是要搞“残酷斗争”,我怀疑过。是不是要把农村政 权交给像杨百了那样既无文化、又无品德、仅仅在土改中积极过一阵子的贫雇农, 我也怀疑过。 一个历史时期有一个历史时期的认识标准。封建时代,攒钱买地,出佃收租, 不但“合法”,而且天经地义。到了社会主义时代,国家制度规定土地国有,出租 土地者为剥削,是违法的。但是这两个历史时代,必须有个明确的分界线。这就叫 历史唯物主义。把新中国建立的时期定为分界线,在此之前,一切出租土地、放债 求息,都不追究,在此之后,如果还收租放债,就是违法。这样的政策,哪个地主 接受不了,再严惩不迟嘛! 新中国建立以后,如果宣布土地国有,限制地权,所有耕地由国家收买,然后 分给、租给或卖给农民,这个政策一定行得通,不会引起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加 剧。 我到了香港,后来又到过台湾,还特地到台湾农村去参观过,才知道台湾的土 地改革采取的是“赎买政策”,限制地主拥有土地量,多余部分由农民按国家规定 的低价向地主购买,分十年付清。这样,农民与地主之间不发生矛盾,不产生冤仇。 农民的土地是经过自己的劳动付出代价买进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对产 业也更加爱惜。不像大陆的一些懒汉,分到了土地,也不想花力气经营。只等着农 村经济往两极分化,进行第二次土地改革,再一次“从天上掉下馅儿饼来”。 第三,阶级斗争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也只限于前一个历史时期,对于像我这 样“在新中国出生,在红旗下长大,在党的哺育下成长”的青年,即便出生在地主、 资产阶级家庭,也不应该再以前一个历史阶段的阶级成份分敌我。特别是新中国出 生的地主子女,没吃过一天剥削饭,生活比贫下中农子女更苦,政治上受歧视,不 但入不了党团,连少年先锋队都不许参加,有些地方的土政策,还规定这些孩子小 学毕业以后不许上中学,实在冤枉。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对当局来说,是错误地 过高估计了家庭的影响和作用,而过低估计了党团社会教育的效果,把可以成为己 方力量的青年推向了敌对的一方去了。对这些被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来说, 无法解释自己何以会低人一等,只能埋怨自己出世的时候投错了胎! 我作为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尽管我是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但我 是个“前娘”生的儿子,共产党这个“后娘”并不爱我,处处地方歧视我,限制我, 打击我。我也曾经像我父亲一样立志不参与政治斗争,好好儿学一门本事,做一个 “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人”。但是连这样最低的要求都不让我达到,不许我实现。我 才二十岁,至少还有四五十年的生命。我活在大陆,连做一个普通公民都不能够, 还有什么意思呢?裴多菲和罗兰夫人都说过:“不自由,勿宁死。”我并没有向共 产党要求额外的非份的自由,我只要求作为一个自然人和普通公民所应该有的、一 视同仁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了不可能得到的奢望与苛求了,那么, 我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真按“不自由勿宁死”的信念行动,我应该像小菁一样去自杀才对。但是 我认为自杀的人太懦弱了。如果是个人恩怨,我至少先要把仇人杀了,然后再自杀, 或同归于尽,绝不自己愤而自尽。现在的问题是国家、政府、政党的错误决策在为 难我,而我又没有力量来推翻这个政府或改变这种错误的政策。如果我不想拿自己 的生命作粪土,从我个人的解脱出发,我只有外逃一条路可走了。外逃,有可能被 抓回来,甚至有可能在国境线上被击毙,但也有可能逃亡成功。我听说过:1958年 大跃进的时候,就有大批傣族人成群结伙儿地逃到了缅甸、泰国和老挝去。尽管七 二年跟五八年的政治气候大不一样,边防的松紧也大不一样,生死二字,总归只有 一个可能性。人生难得几回搏,到了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只能拼死一搏了。 做好逃亡的思想准备,我就积极地做逃亡的物质准备。 第一是路线。从哪条路走,从哪个点突破,是逃亡成败的关键。 我要去的地方是泰国。因为只有到了曼谷,找到了那家与我舅舅联营的旅馆, 我才有可能到达香港。但是云南只与缅甸、老挝、越南交界,与泰国并不接壤。要 去泰国,必须先经过缅甸或老挝,再第二次偷越国境,才能到达泰国。这可真不容 易呀!但是为了活命,为了活得像一个人,我豁出去了。 我在西双版纳已经住了四年,对于哪个路口能够通向缅甸和老挝,多少也知道 一些。我听人家说:边防线最松的,是腾冲地区。因为腾冲地区的境外,就是缅甸 人民军的势力范围,凡是越境的人,十个中很可能就有有九个是出去参加“国际共 产主义革命”的。我不打算投缅共,再说,那里离西双版纳有好几百里路,离缅泰 边境也太远。我要去的地方是曼谷,我必须尽可能寻找一条最短的到达曼谷的路线。 那时候,中国政府为了支援老挝的民族解放,派了一支部队到老挝去参加人民 军作战,其中三支队和五支队,驻在老挝西北部的会晒省,也就是上湄公省。因此, 几乎每天都有军用车队从昆明运送军需物资经过勐腊中老边境出国到老挝。对于军 用车队通过,边防站的检查当然比较松,如果能够想办法爬上汽车钻进车蓬里面去 藏起来,可以说是一个极妙的方案。但是一者勐腊离西双版纳也有好几百里,距离 太远,二者这种车队我在勐养看见过,几乎每辆车上,都有两名荷枪实弹的战士在 守卫,要想在众目睽睽之下爬上车去,除非有隐身之术。再说,即便爬上去了,一 路上也没被发现,那么在什么地方爬出来呢?怎么在半道儿上跳车呢? 所以说,这个方案虽然理想,却不现实。经过琢磨,只好放弃。 第二个路口是水路。湄公河发源于中国的西藏,流经云南的一段称澜沧江。澜 沧江流到中缅边界的橄榄坝①,下游即称湄公河。在橄榄坝那个地方,是中国水路 的出境口。橄榄坝离我插队的地方,不足一百华里。我曾经幻想:凭着我能够横渡 黄浦江的游泳水平,如果能够口衔通气管,隐藏在一条木船的尾舵附近,就能够混 过橄榄坝水关,从这里偷渡。只要一出橄榄坝,湄公河东岸是老挝,西岸是缅甸, 管得就不像中国这样紧,被抓的可能就小得多了。 -------- ① 橄榄坝──橄榄坝有两个,一个在景洪市西北约一百多里的澜沧江东岸, 一个在景洪市东南不足一百里的澜沧江西岸中缅边境。这里指的是后者。 于是,在一个休息日,我以买东西为由,到了景洪,特地到澜沧江边去看了一 看,实地侦察了一下。 一到那里,才知道我的想法有多么幼稚:第一,那时候中缅、中老不发展边境 贸易,根本就没有国营的商船从橄榄坝出境;第二,即便有几只小木船出去,也是 边民探亲或做小买卖的,船底下根本藏不住人;第三,澜沧江水流湍急,江中暗礁 极多,即便有大商船出境,即便能在船尾藏住身子,船过险滩的时候,早就粉身碎 骨了。 事实证明,此路不通。 第三个路口在打洛,离我插队的村寨不足一百里。从打洛边防站出去,就是缅 甸边境。在以打洛为中心的这条中缅边境线上,以南览河为两国的交界。作为国境 线的南览河,共长一百多华里,向东注入湄公河。界河南北两岸,居住的大都是傣 族,说的是一种语言,风俗习惯也基本一样,不过河对岸的就叫掸族而不叫傣族了。 傣族与掸族之间,尽管隔着一条界河作为国境线,可是阻挡不住两岸人民传统的通 婚习惯。因此,两国之间走亲戚的乡民,几乎每天都有。 当时的规定,凡是乡民过河探亲,第一必须持有公社以上的通行证,第二必须 一律从打洛边防站进出。但是南览河的国境线部分长达一百多华里,尽管打洛地处 界河中段,两头的居民要出入一次,先要走五十里路到打洛,验证过关以后,再走 五十里路到亲戚家里,这个弯儿可绕得太远了。因此也有许多“不安份守己”的乡 民,为了图省事,往往既不到公社去开证明,或者开了证明也不走打洛边防站,而 是悄悄儿地从南览河涉渡。他们都是当地人,即便碰见了巡逻的边防军,被抓了回 来,因为确实没有政治目的,也不过挨几句批评,写个检讨,最多进毛泽东思想学 习班学习几天,也就算了。 因此,如果能够化装成傣民,从南览河上涉渡过去,成功率是最大的。 经过观察比较,最后我决定从南览河涉渡。 我们在傣族地区插队,与傣族人相处了四年,基本上人人都会说几句傣语。傣 族服装也都有一套两套的,赶集的时候好打扮成傣民,以便于自由活动。过了界河, 银元还是通用的货币。云南地区,民国初年使用银元,云南王龙云统治时代,又发 行过一种银质的“半开”,只要肯出高价,都不难换到。所有这一切,都为我的偷 渡提供了有利条件。 1972年7 月1 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公社召集插队知青中的红五类子女开 会,却把我们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撇在一边,让我们自由活动,等于放我们 一天假。这当然是一个极好的潜逃机会。 一大早,开会的知青们都坐上手扶拖拉机走了。另几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还在睡懒觉。我已经收拾停当,背上一个大鱼篓子,扛一根钓竿,出门钓鱼去了。 碰见几个熟人,还扬言:今天要是不钓上满满一大篓鱼,我绝不回来。 其实,我的大鱼篓子里,装的全是我外逃用的“道具”。 我一直向西走去。走了大约三十多里路,离开我插队那个公社的辖区已经很远 了。于是我在小河边改装,从大鱼篓里取出一套傣民服装打扮起来:一件白色无领 对襟褂子,一条白色肥腿长裤,脖子上用丝线挂着一个毛主席像章①──这个像章, 还是小菁送给我的,既是定情物,也是纪念品──肩头背一个绣有孔雀的通巴②, 脚穿塑料凉鞋③,头戴一顶草绿色军便帽④,打着一顶当时颇为流行的折叠式黑色 小阳伞,打扮成外出赶摆⑤的傣族青年。然后把原来的衣裳装进鱼篓里,再装进几 块大石头,沉入河底,继续赶路。 -------- ① 傣族人不论男女老少,都要在脖子上挂一个小佛像,作为避邪的护身符, 一般都是陶制的,最名贵的,则用金、银、玉、象牙制成。“文化大革命”期间, 傣族人虽然没有把家里的佛龛改供毛主席,但有小部分傣族青年为表示对毛主席的 热爱,表示革命,把护身符改为毛主席像章。 ② 通巴──傣族男青年背的布背包,用彩色棉线或毛线绣上各种美丽的图案。 例如孔雀表示吉祥如意,大象表示五谷丰登。 ③ 傣族人不论男女,习惯于赤脚。后来塑料凉鞋流行,也有些青年爱穿。吴 永刚是上海人,不会打赤脚走路,所以故意穿一双塑料凉鞋。 ④ 傣族人原来习惯于用绯红、青色或白色长条布缠头,“文化大革命”中受 “红卫兵”的影响,男青年中也流行戴草绿色军便帽。 ⑤ 赶摆──外出参加佛事活动。傣族信奉佛教,“文化大革命”期间,为尊 重当地民族习惯,仍准许举办佛事活动。 中午时分,我到了离南览河不远一个叫勐津的小村寨,找了一家小饭铺,坐在 高脚楼上,用剩余的全部人民币买了几个菜、一瓶酒,一面装作欣赏山光水色注视 着河边的动静,一面慢慢儿地吃着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顿饭。 中缅边境,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有若干公里的无人区,而是和普通村寨没什 么两样,河边既有庄稼,也有人走动,只是不许随便过河去。河水虽然湍急,看样 子并不太深,而且似乎根本就没有岗哨和巡逻兵。 我多存了一个心眼儿,吃过饭,沿南览河顺流而下,尽量离村寨远一些,找了 个看上去比较浅的涉渡口,四顾无人,正准备涉渡,忽然听见上游马蹄得得,一队 骑兵,大约有十几个人的样子,也顺流巡逻而来。我心里说声:“危险,差点儿让 人家堵个正着!”为了避免正面接触,盘问起来麻烦,我拐了个弯儿,向远离河岸 的方向走去。 边境巡逻兵只管国境线,对国境之内形迹并不可疑的村民往来,根本就不注意。 骑兵是从边防哨所来的,属于例行巡逻,速度很快,转眼间就不见踪影了。巡逻兵 刚过去,这时候正是例行巡逻的真空时刻,当然是涉渡的最佳时间。我立刻收起小 阳伞,返身快步往河岸奔去。 到了河边,上下一看,依然一个人也没有。我高兴得心里狂跳起来,喊了一声: “天助我也!”顾不得脱衣服卷裤腿儿,也不问河水深浅,就哗哗地向对岸淌去。 我知道,第一,这里的河道,边沿很浅,一到了河心,都有一定的深度;第二, 为减小目标,我必须一下河就把整个身子都淹没在水下,因此脱不脱衣裳都一样, 反正都要湿透的。以我的水性,再深点儿,也难不住我。 出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还没到河心,背后就传来了一片喊声: “站住,不许再往前走了!再走就开枪啦!” 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民兵在前面,一队牵着军犬的边防军在后面,沿河追下来 了。 这是军民联防,与边防哨所的骑兵是同一个系统的两支部队。 按照事先的策划,我应该在夜间渡河。这样,不但四野无人,而且在夜幕下能 见度极低,便于活动。到了边界以后,才意外地发现防范极松,于是临时改变了计 划,干脆白天涉渡。这可真是弄巧成拙,自找麻烦了。 对于应变各种突然情况,我都有过设想:如果是我先发现巡逻兵,我就可以装 作是缅方居民偷渡,转过身来,脸朝中国方向走。这样,巡逻兵就会勒令我退回到 缅甸方向,正好达到我的目的。如今是我往缅方走,巡逻兵在我背后,而且是在骑 兵刚过去之后不久,属于“真空”时期出现,太意外了。不过我出生在法律世家, 对于法律的知识比一般人要多一些。我十分明确地知道:边境巡逻兵,只能在本国 国境线之内巡逻,不能过界。不但人不能过界,连子弹也不能往国境线外面打。不 然,就是侵犯国境,就是违反国际法的事件,能够导致国际争端的。 作为界河,河心应该是界线。我一见自己已经接近河心,就没理睬身后的喊话, 而是一个远距离潜泳,就从河心的那一面钻了出来。 我心里坦然了。我已经越过了国境线,到达另一个国家了。你军民联防队本事 再大,总不敢越过国境线来抓我吧? 我继续往前游了一段距离,脚踏实地以后,干脆站了起来,转过身去,示威地 向巡逻兵看了两眼,不再理睬他们,管自大踏步地淌着河水往对面走。 这时候背后传来民兵与边防军的对话: “这小子不是咱们公社的。” “准是外地来的偷渡客,假装的傣民!” “一定是个特务,赏他一枪!” 当地民兵根本就不懂什么国际法,在他们的眼中,很可能什么法也管不着他们。 于是,我吃了“懂法律”的亏了。 民兵的话音儿刚落,只听得背后“嘎嘣──嘎嘣”两声,一颗三八大盖的子弹 钻进了我的身体。我只觉得脑袋“嗡”地一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幸亏边防 军没开冲锋枪,不然,我直立的身子就会变成蚂蜂窝了。 等到我醒过来,发觉自己躺在一个平平整整的地方,脑子里却一片空白,似乎 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努力地回忆:我究竟在什么地方?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的? 想啊,想啊,记忆逐渐恢复,终于记起我是在偷渡南览河的时候,被边防巡逻队的 民兵一枪打中了什么地方,以后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了。是死了,还是依旧活着? 如果已经死了,像我这样的人,是应该进天堂还是应该入地狱?这里是天堂,还是 地狱?终于我想起自己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根本就不信任何宗教,去他娘的天堂 和地狱吧,只要我还有思考能力,就说明我还活在世界上!我猛地睁开眼睛一看, 看见的是一个傣家竹楼的人字形屋顶,上面盖的是芭蕉叶。我心里逐渐有些明白了: 我负伤以后,晕了过去,大概被什么人从水里捞了起来。那么,我是在河的中国一 方呢,还是缅甸一方呢?我是在民兵的掌握之中,还是在泰民的救护之下呢?这可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得赶紧弄清楚。 我想翻身坐起,但是立刻觉得胸口一阵撕裂似的疼痛。据此可以推知我受伤的 部位在胸部。我想喊叫一声,以引起周围人们的注意,但是口渴得张不开嘴,上下 唇好像粘住了一样,舌头似乎有一寸多厚,半斤多重,根本不听我的使唤,嗓子发 痒,胃里也胀得难受,脑袋一窝一窝地疼,好像就要爆炸。我用力呼出一口气来, 结果却变成了一声咳嗽。──立刻听见一个银铃似的嗓子在喊: “大姐,他醒过来了。我听见他咳嗽了。” 她说的是与西双版纳傣族人完全一样的话。接着我听见竹楼的地板上响起了嘎 吱嘎吱的走动声,似乎有一个人走到了我的面前。我张开眼睛,出现在我面前的, 竟是一张桃花似的笑靥。由于她弯腰俯身在察看我,所以在我面前展现的,是一个 特写的电影镜头,只看见她那张美丽的脸,别的背景一概没有。这张脸十分秀丽, 白中透红,容长,鼻梁高而直,微笑的嘴角两边,一边一个浅浅的酒窝儿,眼睛大 大的,双眼皮儿,眼睫毛长长的,一闪一闪,像两把黑羽毛扇子。 我的脑子里立刻产生一个概念:此人似乎没有恶意,也不像是女民兵。我提到 嗓子眼儿的心,放回了原处。 她见我果然醒过来了,而且瞪着眼睛在看她,脸色微微一红,倏地站了起来喊: “阿爸,阿妈,这个人真的醒过来了!” 随着话音儿,一下子走过来好几个人,都过来俯视我。 在我的眼前,出现一个中年男子、一个中年妇女、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一个 十二三岁的姑娘,一个只有三四岁的小姑娘,全都是傣家装束,当然都是赤脚的。 而那个三四岁的小姑娘,则全身赤条条地没穿任何衣服,除了脖子上也有一个陶质 的佛像之外,只有一片用银丝织的两寸来宽的薄片,系在腰间的一根带子上,遮住 阴部。这东西,直到今天在西双版纳的边远山区还看得见,当地人叫做“膜”。 我挣扎着想坐起身来表示感谢,但是刚一动,左面胸口就疼得我龇牙咧嘴,脑 袋上立刻渗出汗来。中年男人急忙摇手制止: “别动,年轻人,你伤得不轻。躺着别动!” 中年妇女蹲下身来,和蔼地问: “你饿了么?想吃点儿什么?” “我……我……渴……” 我尽最大力气,从牙缝中间挤出这几个字来。中年男人白了他妻子一眼: “你就知道吃!受伤的人,失血过多,渴比饿还难受呢!他伤后落水,肚子里 灌满了水,刚刚吐完,这时候哪儿吃得下东西去?快去看看,还有白糖没有,给他 沏一碗白糖水来!” 中年女人连连应声: “有,有,还有点儿,我这就去沏。” 傣家的竹楼里,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火塘,一年四季生着火,烧着茶,随时都有 茶水可喝。不用火的时候,用灰盖着,要用火的时候,拨开灰烬,用竹筒一吹,火 就旺了。听见父亲发话,十六七岁的那个“大姐”就去火塘边把火吹着了,把茶水 煨热,等母亲找出白糖来,放进碗里,这才用一个小竹筒做的水舀子从茶罐儿里舀 出茶水来,沏成了白糖茶水。 中年女人把白糖茶水端到我面前,我仰面朝天地躺着,怎么让我喝呢?“大姐” 急忙又去找出一个白底蓝花儿的瓷汤匙来,递给她母亲。她母亲试着用汤匙喂我喝 了两口,结果仍是一半儿进一半儿出的。中年男人看了,皱着眉头对我说: “小伙子,你忍着点儿,我扶你坐起来,喝完了再躺下。” 说着,他自己先坐到了我背后,轻轻地托住了我的后腰,再抽起我的肩膀来, 让我靠在他的身上。这时候,我才看清了,我全身上下的内外衣裤都已经被脱光, 只在腰腹部分遮一层线毯,胸口和大腿上都缠着白布。看样子,我大概中了两枪。 大婶儿用汤匙一口一口地喂我喝糖水,一面喂,一面急不可耐地问: “小伙子,你是从哪里来的?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家里还有什么人?怎 么挨的枪子儿?又是怎么掉进河里的?” 我哪里顾得上回答她的问题?喝完了一口,又张开了嘴,不说话,只是贪婪地 等着下一匙子水。大叔见她问个没完,数落她说: “让孩子把水喝完了再问嘛,来不及了么?他既动不了,又没地方可去,什么 时候问不行呀,非得这时候问?” 我急不可待地喝完了这碗比甘露还要鲜甜的糖茶,才感觉到不那么渴了,舌头 能转动了,脑袋也不那么沉重了。 我一边喝水,一边就在琢磨:怎么告诉人家我的情况呢?看这一家人对我的态 度,当然是拿我当落难者救护;但若知道了我的身份呢?是不是还这样好心、这样 热情地照顾我?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我绝不隐瞒自己的身 份,以免拖累人家。对于我这样身份的人,留我是人情,不留我是本份,何况我还 负了重伤,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好。 我略为喘息了一下,先虔诚地感谢他们一家如此好意地救护我,然后说明我是 西双版纳的插队知识青年,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受到歧视,活不下去了,这才冒死 偷渡,不幸在渡河中被军民联防队发觉,打了几枪。估计大概是负伤以后,顺流漂 了下来,被他们一家救起来的。关于姓名,我却多了一个心眼儿,没报真名实姓, 而在一个“逃”字上做文章,说自己姓“陶”名“涛”,今年二十岁。说完了自己, 又反过来打听:这里是什么地方?离西双版纳多远?大叔一家,怎么称呼?最后又 表态:如果我的偷渡客身份对他们有所不便,请他们不要为难,只要稍歇一会儿, 等喘过这口气儿来,我就走。 听我说完,大叔自负地笑了起来: “我说怎么样?我一猜就是中国的偷渡客嘛!要不,怎么会挨枪子儿?小伙子, 我先告诉你,我叫岜里。我们这里,已经是缅甸的地盘,属王塔克头人管辖,中国 的军民联防队,管不着咱们了。这个小村寨,一共只住三户人家,还没名字,住的 都是掸民,也就是云南的傣民。在这里住着,你就放心好了,没人会来问你是从什 么地方来的。至于说离西双版纳已经多远,西双版纳地方太大,这话可就不好说了。 我先问你,你是从什么地方偷渡过河的?” “勐津。” “哟,那么说,你在河里漂了足有二十多里路了呢!这里的河,已经不是中缅 两国的边界,河的两岸,都属于缅甸管辖。不过河北面没有人家,你要是在河的北 面搁浅,可就不会有人来救你了。你在急流中汆了二十多里路,又偏偏在我们这一 边靠了岸,才能够活下来,这可真是菩萨保佑哇!跟你说吧,你能够活下来,还真 亏了我这三个丫头呢?” “噢?那么说,是她们姐妹救了我?” “是啊,”大婶儿插进嘴来说。“你是知道的,我们泰家人,吃过晚饭之后, 都要到河里去洗澡,要不,身上汗水涟涟的,晚上怎么睡觉哇!今天她们姐儿俩下 地干了一天活儿,汗出得多了点儿,没吃晚饭,就下河洗澡去了。小丫头也牵着牛, 轰着羊,跟姐姐一起到河边去放。刚到河边,就看见你躺在沙滩上。她们还以为是 死人呢,──我们这里,正好在河湾边儿上,常常有打死的死尸从上流漂下来,我 们都见怪不怪了。” “这全亏我!”二姑娘抢着表功。“我姐一看见死人,拽了我就要走。我要走 过去看看是什么样的人,我姐还说‘死人有什么好看的’,一定不让我过去看。我 没理她,自己跑过去一看,见你伤口上还在流血。我就嚷着说:不是死人,是活人。 死人是不会流血的。我姐这才过来看,见你伤口上真在流血,摸摸心口,还在微微 跳动,这才跑回家来告诉阿爸、阿妈。阿爸随我们到河边看了,说是也许还有救, 我们三个人一起把你抱到牛背上趴着往家里驮,一路上你倒空出许多水来,这才有 了呼吸,渐渐活过来的。” “活是活过来了,可你只有微弱的呼吸,没有知觉,能不能真的活过来,还不 一定呢!”大叔接着说。“我们解开你的衣裳一看,一颗子弹从左肩下面打过去, 都打透了,一面一个小窟窿。幸亏高了几寸,没打中心脏,也幸亏用的不是炸子儿, 没伤着骨头。你说这不是菩萨保佑是什么?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小伙子,也许你 往后还能成一番气候呢!” “我见你脖子上挂的佛像,金光闪闪的,跟我们的不一样。也许就是那佛爷在 保佑着你吧?”大婶儿自以为是地说。“柳芭,快去把你大哥那个佛爷请来,给你 大哥挂上。” “柳芭”是大姑娘的名字。她听母亲这样说,赶紧到佛爷龛那里恭恭敬敬地把 毛主席像章捧了过来,要给我挂在脖子上。 我摇摇头。我这个“护身符”,只是用它来护送我过关的。因为那时候在大陆 任何地方行走,没有毛主席像章,简直寸步难行。如今到了缅甸,用不着这东西了。 何况这还是小菁的旧物,睹物思情,徒增伤感。所以柳芭要给我挂上的时候,我摇 摇头说: “我在那边,这是我的护身符;现在过了国界,用不着了。你要是觉得好玩儿, 就送给你吧?” 柳芭眼睛一亮,不知所措地呆住了。 大婶儿也一愣,随后赶紧接口: “大哥给你,这是大哥的情意嘛,你赶紧谢谢呀!还不把你的佛爷给大哥挂上?” 柳芭的眼睛又一亮,羞涩地接过毛主席像章,又把她自己脖子上的一个银质的 佛爷摘了下来,挂在我的脖子上。 我不好意思拒绝,没想到阴差阳错,因此导致了一场误会。 “谢谢你,谢谢你们一家。我能够活下来,一方面是神的保佑,最主要的还是 你们一家的救援。只要我往后有一丝儿长进,都是您一家人的恩情啊!刚才您说我 肩胛中了一颗子弹,那么大腿上的伤?……” “大腿上的伤,是漂流中在尖石头上擦伤的,破了一块皮,不要紧的。”大叔 安慰我说。“南览河河床浅,河水急,你半个下午漂下来二十多里,没让枪子儿打 死,也没在水中淹死,简直是奇迹!简直是天大的奇迹呀!你在沙滩上搁浅了,鬼 使神差的,又让我的三个丫头碰上了,你说这不是缘份是什么?小伙子,你别害怕, 到了我这里,就像到了你自己家一样。你就好好儿歇着,放心养伤吧。你刚醒过来, 不能多说话,等你的伤好些了,这里的事情,我再慢慢儿跟你说。” 长话短说吧,从此我就在这家泰民家里住了下来。 几天以后,通过与岜里大叔断断续续的交谈,我才知道他也是1958年才从西双 版纳“非法移民”过来的。那时候,中国“大跃进”,创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 社,把农民的土地、耕牛、农具等等都集中起来使用,集体出工,集体分配。西双 版纳地区虽然是“傣族自治”,也不能例外。这一划时代的举措,对当时刚刚脱离 刀耕火种还没有几年的傣民来说,这一“跃进”,步子实在迈得太大了。因此有许 多人特别是年轻力壮的人思想不通,生怕公社化以后自己吃亏,纷纷逃往缅甸、泰 国。大叔两口子,就是在那个时候牵着一条大水牛偷渡到缅甸来的。不幸的是:在 偷渡的时候,大叔的妻子负了重伤,不久就死了。至于是怎么负的伤,大叔没细说, 我也不便于问。 岜里大叔偷渡虽然成功,却两口子变成了单身汉,心里好悲伤。尽管与“祖国” 不过一河之隔,河两岸的人,语言、风俗基本一样,却是两个世界。河那面是热火 朝天地“大跃进”,集体劳动,政社合一,要在三五年之内超英赶美,从刚脱离封 建社会正在搞民主改革的社会基础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河这边还是土司头人 统领着乡民,一家一户地小面积经营,过的完全是原始封建社会的生活。好在河这 面有大片的荒地,只要给头人交租纳税,安家落户是没有问题的。这里地广人稀, 乡民们都愿意有人来落户,也好多个邻居走动,互相之间有个帮助。所以凡是全家 逃出来的傣族乡民,很快就都安定下来,继续过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初民生活。 但是对岜里大叔来说,最伤心、最困难的,莫过于失去了爱妻,即便在当地乡民的 帮助之下搭起了竹楼、租来了土地,一个人忙了地里顾不上家里,忙了家里又顾不 上地里,生活乱了套了。 因此,他到这个地区不久,就有人劝他说:与其一个人自立门户,还不如去给 人家当“上门女婿”呢。 所谓“上门女婿”,就是男嫁女家。当地本来就有“招赘”的风俗,又分两种: 一种是家里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如果把女儿嫁出去,两老不但晚景凄凉,老了无 人照顾,甚至生活无着,因此招一个小伙子进来,俗称“养老女婿”;一种是女人 死了丈夫,留有孩子和家业,不便带着孩子嫁人,可以招一个单身男人进来顶门立 户,俗称“顶门女婿”。大叔干活儿是一把好手,相貌也不错,还带着一头牛,这 样多的有利条件,当然有许多寡妇人家愿意招他。 正好当地有一家人家,年轻轻的两口子,只有一个两岁的女儿,不幸男人被毒 蛇咬伤,中毒而死,留下娇妻幼女和十几亩地,家里地里都需要人照顾,正急于要 找个男人。经人拉纤说合,双方直接见了面,女的见大叔身强力壮,相貌堂堂,是 个好劳力,大叔见女的品貌端正,家里收拾得干净整齐,是个好帮手,特别是那个 两岁的小姑娘,长得天真活泼,人见人爱。于是,大叔就入赘到了这一家。 这个两岁的小姑娘,就是柳芭。 柳芭的亲爸爸,原来就是给头人种罂粟的,岜里大叔当了上门女婿,接收了老 婆孩子和全部家当,同时也接收了这十几亩罂粟地。 对于西双版纳人来说,种罂粟并不是一件生疏的事情。仅仅在十几年前,著名 的“云土”,就出产在云南。新中国建立以后才基本上禁绝。因此,岜里大叔不仅 在技术上能够勉强应付,在思想上并不以自己种“毒品”而有什么负疚感、犯罪感。 何况这是头人规定的“地租”形式,如果交不出,就要花钱去买;而不种罂粟,只 种玉米,则所收获的粮食,是连交地租也不够的。 我被他们救活并在他们家住下来养伤以后,一家人都拿我当自己人看待。我原 来以为这也许与他们家缺少男青年有关,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与我把毛主席像章送 给了柳芭有关。正因为如此,一家人中对我最好的,也是柳芭。当时她刚满16岁, 已经是个完全成熟的大姑娘了。当地人结婚早,像她这个年龄的女人,有的都已经 做了母亲了呢。她不像我们中国姑娘那样扭扭捏捏。她大方而文静,性格内向,话 语不多,默默地干这干那,尽心地伺候着我,拿我当亲哥哥一样对待。 我获救以后的第二天,发起了高烧,是柳芭和她母亲两个人日夜守着我。我伤 口发炎,疼得直咬牙根儿,她爸爸要我抽一口鸦片止止疼,我怕抽上了瘾,没敢沾。 岜里大叔抽鸦片的方法与我在电影中看到的不一样,他不用鸦片烟枪,而是把生鸦 片烟膏掺进烟丝里,然后像抽水烟一样抽。不过他用的水烟筒也和电影中看到的不 一样,不是铜制的,而是一种在云南很流行的竹水烟筒:一截二尺多长很粗的竹筒, 里面装上水,半腰插一根指头粗细的小竹管,小竹管的尖端,就是放烟丝的“烟锅” 了。如果他不明说,看上去就和抽水烟一样,不过那烟味儿比水烟明显要香得多, 内行人一闻就闻出来了。大婶儿见我不肯抽鸦片,就拿一小块烟膏用开水冲开,要 我喝两口稀释的鸦片烟汤,说是能够止疼的,还说他们这里的人不管有什么病,喝 鸦片烟汤是主要的医治方法。柳芭就用罂粟壳熬汤给我洗伤口,也说是有消炎止疼 的作用。看起来,罂粟全身都是宝,在他们这里,连炒菜的油也是用罂粟籽榨的, 炸出来的豆腐比什么油炸的都香。大叔懂点儿医药,就上山去采草药来给我疗病治 伤,叫柳芭熬了汤端来给我喝,也是她轻手轻脚地替我洗伤口,换药。好不容易烧 退炎消,改上生肌敛口的药,需要猪板油捣药做药饼子贴,附近村寨没有猪肉卖, 还是她走了二十多里路到王塔克县城去给我买回来的。我失血过多,加上发烧以后 身体虚弱,需要滋补,她把家里几只下蛋的老母鸡一只一只都宰了,给我熬汤喝。 我知道,我在她们家养伤期间,她为我操了多少心,又耽误了她多少下地干活儿的 时间啊! 二女儿宝萝,当时才12岁,可南国姑娘发育得早,也已经是个接近成熟的女性 了。也许因为不是一个父亲所生,她的性格,和她姐姐完全不一样,跳跳蹦蹦,爱 说爱笑,似乎根本不知道我是个外姓的陌生男人。她是个姑娘,但在我面前,却一 点儿避讳的意思也没有。泰家的竹楼,实际上只有一间房,到了晚上,一家人不分 男女老少都围着火塘在一起睡。晚睡晨起,脱衣穿衣,柳芭多少还忌讳点儿,背着 我点儿,她是什么都不在乎,还总以我的命是她所救为理由,逼着我问应该如何报 答她。她是唱歌跳舞的能手,一天到晚歌声不断,进进出出的,总是伴随着清脆嘹 亮婉转的歌声,很有点儿“疯姑娘”的味道。 在她那个年纪,本应该上学读书的,可是一者这里是荒凉的边境线,她那个无 名村寨拢共只有三家人家,离有学校的大村寨远得很;二者当地人的重男轻女,不 是女人在家庭中没有地位,而是认为女孩子家读书没有用处。三者缅甸通用的是缅 文,而她们掸人实际上就是泰族,要学也只能学泰文。她们家姐妹三个,没有儿子, 所以一个上学的也没有。好在泰文是拼音文字,学起来不难。她们的父亲在西双版 纳上过学,属于“识字者”阶层,亲自教了她们几天,总算勉强也能读能写了。只 是边远地区,书报刊物都没有,认字不认字的,也没多大区别。 宝萝年纪虽小,懂得的事情可真多,她不但会做所有的家务事,还天天都要下 地帮着父亲种罂粟,一有空了,就给我讲故事解闷儿。小小年纪,又没读过书,也 不知道她肚子里怎么会藏有那么多好听的故事! 小妹妹达吉,当时只有三岁多点儿,站起来,还没有一条牛腿高,可也已经能 够牵着牛、轰着羊到河滩地里放了。要说亲,只有她跟我才叫真亲。她跟我亲,我 没有任何顾忌,不像对她的两个姐姐。 这个没有村名的三家村,除了柳芭家之外,还有两家。“不是亲属,胜似亲属”, 这是边疆三家村的最大特点。我到了柳芭家的第一天,小喜鹊似的宝萝,就到各家 去发布了最新新闻,邻居们不分大小立刻都涌进柳芭的小竹楼里来看望我。其中有 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名叫罗西,脸型长得跟柳芭几乎一模一样,而且也那么文静, 那么娇羞,不过他是个男孩儿。邻居们一个劲儿地问这问那,又告诉我:需要什么 东西,只管打发宝萝到各家去拿。本来,我是想请他们一家对我的事情暂时保密的, 这一来,当然做不到了。大叔对我说:这三家人家,虽然分住三座竹楼,但实际上 跟一家人也差不多少。大叔没到这家来当“顶门女婿”的时候,家里的活儿,地里 的活儿,还不都是那两家给包了? 当地的土著,都是以种植罂粟为主,种玉米为辅。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种玉米, 是为了做饲料喂牛喂猪,人们除了图新鲜吃几个嫩玉米之外,并不以玉米为主食。 他们天天吃大米饭。不过那不是他们自己种的。这里的土地虽然肥沃,但是沙性重, 渗透力强,又是斜坡地,存不住水。再说河床低,没有水利设施,也无法灌溉,因 此只宜种罂粟和玉米。他们吃的大米,都是用鸦片从头人那里换来稻谷自己舂的。 这也是头人鼓励或曰利诱乡民种罂粟的手法之一。因为光是用鸦片交地租,乡民手 里一定还存有小量的鸦片,这些小量的鸦片,以前大都由鸦片贩子用银元廉价买走。 头人如果再用大米、百货之类与乡民们交换,价格再定得比用货币购买便宜一些, 那么所有烟农手里的剩余鸦片,就都到了他的手里,鸦片贸易,基本上也由他垄断 了。 不过这种交换,绝不是“等价”的,特别是工业品,价格贵得吓人,一双很普 通的橡胶鞋,到了缅东北就成了宝贝,要用两甩鸦片烟膏去交换。您知道,两“甩” 烟膏,可是相当于三公斤哪! 我的伤,本来以为肩下那一枪最重,好在三八大盖儿的子弹是尖的,估计是从 后背进,前胸出,从肺尖上穿过,没有伤到骨头,前后的伤口都只有小指头大小, 除了因感染发炎又发烧痛苦过几天,有些咳嗽,痰中带血之外,经用大叔的草药内 服外敷,加上柳芭的尽心照料,不过一个多月,居然长上肉、结了疤了。倒是大腿 上的伤,被尖利的石头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受伤面积大,两个多月了,还收不了口。 不过上着药饼子绑着布,不用拄拐杖,也能走路了。 罂粟是耐旱作物,当地人称“懒庄稼”,不但不要浇水,也不用施肥,只要锄 锄草就可以了。到了泰历的十二月,也就是公历的二三月,进入了旱季,这时候, 我的伤基本上好了,村前村后地里满片的罂粟花儿也开了,红的,紫的,白的,真 是一片姹紫嫣红,美不胜收。以前我只听说过罂粟花儿很美,却没有想到竟会美到 令人心醉的程度。我跟着大叔和三姐妹下地去,当然不是去帮他干活儿,而是去看 罂粟花儿,去欣赏这种在大陆根本无法见到的最美丽的花儿。这花儿,其实很单薄, 每朵只有四个瓣儿,不像牡丹、芍药、大丽、玫瑰那样一朵就是一大团儿,所以用 “花团锦簇”四个字来形容罂粟花儿,是很不贴切的。 那天,恰巧柳芭穿了一身白,宝萝穿的是紫色的窄袖对襟小褂儿,小达吉穿的 是红色的络骚甲子。我一时想不出什么美妙的词句来形容罂粟花儿的美丽,看看她 们三姐妹,活脱脱三朵解语花儿,灵机一动,就逗她们说: “你们三个,在家里是三朵花儿,到了地里,可就分不出哪是花儿,哪是你们 了。” 达吉不懂得这话中的含意,还在追着问: “大哥哥,我和姐姐到了地里,怎么就分不出来了呢?” “地里的花儿是红、紫、白三种颜色,你们姐儿三个,也是红、紫、白三种颜 色,长得也跟花儿一样美,可不是分不出来了么?” 一向不太爱多嘴的柳芭,今天突然高兴起来,含情脉脉地看了我一眼,却分明 是损我说: “把姑娘比作花儿,可不是你的发明。连白痴都会这样说。你要是有本事,就 说说这三种颜色的花儿都代表什么,行不行?” 我被她问得一时语塞,竟愣了好久没能回答上来。这可给了宝萝以可趁之机, 也逼问我: “你快说,紫色代表什么?” 这一来,连小妹妹都杀上阵来了: “大哥哥快说:大姐是什么花儿,二姐是什么花儿,剩下的我,又是什么花儿。” 我被小妹妹这天真的语言说得哈哈大笑起来,不禁脱口而出: “达吉年纪最小,长得最漂亮最好看,穿的又是红衣服,所以是朵红花儿。红 花儿嘛,表示达吉要做新娘子啦!” 达吉听见夸她最漂亮,很高兴,接着问: “那么紫花儿呢?代表什么?” “紫色代表富贵。宝萝要做贵夫人啦!” “我不干,我不干!姐姐,大哥哥欺负我,你倒是管他不管哪?”宝萝假装生 气,追着要拧我。 “他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大哥哥,他欺负你,你也可以回敬他嘛!你不是在拧他 了么?” 柳芭当然懂得妹妹的弦外之音,不好意思地往外推。可是妹妹偏不饶她: “哼哼,说得倒好听,我哪儿敢真拧哪!我要拧了大哥哥,你不帮着他来拧我 才怪呢!我也不敢拧他,只要他说说,大姐你是什么花儿,他自己又是什么花儿, 都代表什么!说得清楚明白,就饶了他。” “你大姐是白花儿。白花儿嘛,代表纯洁,代表……”也不知道怎么的,我忽 然想起白花儿代表哀悼来,心里有些戚然,急忙转口:“代表清白。我不是花儿, 我是叶子。俗话说:红花儿还要绿叶扶嘛!” 宝萝听我这样说,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姐姐,大哥哥这张绿叶,不扶你这朵白花儿,要扶妹妹这朵红花儿呢!不过 达吉这朵小红花儿,才是个花骨朵儿,大哥哥,你要等达吉长大了嫁你呀,至少还 得等十年,你等得及吗?要是等不及,再过两三年、三四年,我就十五六岁了,那 时候我嫁你吧!别忘了,在河滩上发现你活着的是我,可不是我姐姐哟!你要感谢, 应该谢我才是。你要送佛像,也应该送给我才是嘛!是不是你嫌我太小了呀?这会 儿你嫌我小,再过十年二十年,你可又要嫌我太老了呢!不过你就是把佛爷送给了 我,我也不会要的。我这朵小紫花儿,现在也只是含苞待放,我可不想十三四岁就 做妈,我还没玩儿够呢!你不是已经把你的佛爷给了我姐姐了吗?有佛爷作证,你 这张绿叶,只能去扶姐姐那朵白花儿了。那可是一朵盛开的鲜花儿,最美最美的啦! 你别着急,等咱们把罂粟都收获了,请大家帮着给你们搭一座漂亮的新竹楼,让阿 爸到头人大爷家买回漂亮的绸子来,你们就可以成亲啦!” 宝萝肆无忌惮地揶揄,把柳芭逗急了,猛地收敛了笑容,脸色由白变红,追着 宝萝要拧她那张嘴。 大叔一家,都认定我是柳芭的未婚夫,其中也包括柳芭自己在内。其起因,是 我被救的那一天,把我的毛主席像章给了她,而她在母亲的授意之下,也把她脖子 上的佛爷给了我。这在她们的民族习惯中,就成了交换定情之物了。她之所以在我 昏迷不醒的三四天中衣不解带地伺候我,正是在尽她做妻子的责任。这一阴差阳错, 弄得我简直无法解释,一面暗暗好笑,一面只能解释为姻缘前定,与她有缘。何况 这姑娘确实可爱,比小菁强多了。 我没有否定这段姻缘。我感觉到我心里很喜欢柳芭,并不单纯出于她救了我。 像她这样聪明的姑娘,生活在如此偏僻的边疆,过着原始人的生活,简直是上帝的 不公。只要我能够到达香港,只要我能够生存下来,我有决心把她接到我的身边, 并把她改造成一个有文化的现代人。 再过一段时间,就是鸦片的收获季节了。罂粟花儿凋谢以后,结的是椭圆形蒴 果,称为“烟果包”,小的像鸽子蛋,大的有鸡蛋大小,趁它还没有完全成熟,用 薄薄的刀片剖开,称为“割烟浆”,流出来的乳汁,用一块竹刮板收集在一起,这 就是“生膏”,再放在小铜锅里用文火熬制,慢慢儿地就熬成了黑色的熟鸦片烟膏 了。这活儿烦而不难,我也能够帮着干,于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了黑色金三角的 “制毒”劳动。不过干这活儿必须弯着腰、低着头,干的时间长了,也挺累人的。 我实在没有想到:种罂粟、制鸦片,原来如此简单:种罂粟,播种以后,长出 苗儿来,除了进行一次“间苗”也就是拔去多余的苗儿之外,基本上不用怎么管理, 最多再锄一遍草,就可以了,肥沃的土地,连基肥都不用施;收获的时候,一家一 户,几把刀,一口锅,就是一家工厂。更没有想到,熬制鸦片的时候,那个香味儿, 竟有如此好闻。它比我一生中所闻到过的任何香味儿都香。这是一种令人飘飘欲仙、 发人深思的清香幽香,而不是那种令人想入非非、使人陶醉的女人身上的香水香。 鸦片收获完成了,我的肩伤和腿伤也完全好了。 大叔虽然从来没有问起我今后的打算,可大婶儿明明已经把我当成了她的“倒 踏门女婿”了。照她想:我在西双版纳共产党政权底下活不下去,冒死跑了出来, 不就像岜里大叔一样,为的是求“安生”两个字么?我们已经交换了信物,有佛爷 作证,我们就是未婚夫妻了。他们两夫妇对我这样好,她的大女儿长得又是如此的 美丽,配配我这样的流浪汉,应该说是高抬我的了。我既然已经在她们家住了下来, 就连街坊邻居们都认为这婚事是天经地义的,不用再问了。大婶儿不止一次絮絮叨 叨地跟我说:在她们这里,鸦片收获了,送到头人家里去,一部分交了地租,一部 分换回稻谷、布匹来,今年鸦片丰收,还要换一些绸缎。她要给女儿准备新嫁娘的 衣裳了。当地风俗,再怎么穷的人家,女儿在家,穿什么都行,出嫁的时候,可是 必须穿绸缎的。 我不是傻瓜,心里当然懂得。柳芭尽管不爱多说话,可心里比我更明白。她的 不爱跟我多说话,不正是待嫁新妇的娇羞么? 但是我志不在此。如果我已经看破红尘,愿意终生在这荒凉的热带雨林中为头 人种罂粟,不怕以毒品去祸害全世界的人,柳芭可以说是最佳的贤内助了。作为一 个男人,有这样一个知疼知爱、贤惠美丽的妻子,夫复何求?尽管她从来没有跟我 说过一次“我爱你”这样的话,但是她爱我爱在心里,这从她的每一个眼色,每一 个暗示中,都可以表现出来。我也曾经翻来覆去地想过:我爱她么?我是因为她尽 心地照顾我,出于感谢,才喜欢她么?好像不是。男女之间的感情,微妙得很。有 热情似火的狂恋,也有见面默默无语只是心心相印的暗恋。我与小菁之间,有点儿 像是前者,而与她之间,则是属于后者。我相信我是从内心里爱着她的。 可是我必须走。我必须离开这个半原始社会部落式的缅甸边疆,到曼谷去,到 香港去,去寻找我自己的出路,去做一个现代人,去求得更加舒适的生活,去发挥 更大的能动性,以便活得更加像一个人。难的是从一开始我就没说我要到什么地方 去,让人家供养了我半年多,替我治病疗伤,如今全家人、全村人都视我为新女婿, 而我却要在人家正为我准备婚事的节骨眼儿上突然离去,设身处地地为人家想想, 怎么接受得了? 难说的话,还是要说;难于开口,也还是要开。我反复琢磨了好久,这件事情, 如果捅开了,最伤心的当然是柳芭。因此,我必须先把实情跟她说清楚。只有争取 她的同情与谅解,最好是让她去与父母说通,事情才最好办。 为了报答她们一家,我身体好了以后,拼命地替她们家干活儿。我虽然出身大 城市,但是有在西双版纳插队四年的劳动锻炼基础,不论家里地里的活儿,都难不 倒我。 泰家村寨人喜欢喝河水。早晨的河水干净,家家户户都是在一大清早下河去挑。 这活儿以前是大叔的,现在由我接过来了。 泰家村寨人不吃“隔宿之粮”,每天吃的米都得当天用木碓舂出来。“木碓” 也叫“踏碓”,分两部分,埋在土里的部分是“木臼”,另一部分像翘翘板,一头 有一个木杵,正对着木臼,利用杠杆原理,一个人在另一头踏,让木杵一上一下地 舂木臼里的砻糙米,把糙米舂白。这活儿,本来是大叔和大婶儿搭档,或者姐妹俩 搭档。自从我把这活儿接了过来,大婶儿就让柳芭和我一起干,为的是让我们俩可 以有更多的时间说说话儿。 糟的是:我没把意思说明白,我越是卖劲儿地干活儿,她们一家人越以为我是 死心塌地地决心在她们家长期住下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琢磨好了“说词儿”,想寻找机会跟柳芭先说。可是舂米的 时候,踏碓离家太近,而两人的距离又太远,我不想大声说话,把这事儿嚷得全家 人都听见。所以我们俩人虽然经常单独在一起,却始终没机会说。 我7 月1 日从西双版纳出来,在大叔家住了半年多,早已经过了1 月1 日。在 中国北方,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而在这里,还是旱季,也就是夏季。 泰家村寨里的女人,包括大姑娘在内,也和男人一样,热天傍晚,都要到河里 去洗澡。他们或者等天色黑下来以后,脱光了洗个痛快;或者把干净裙子盘在头上, 穿着脏衣裳下水,在水里把衣裳脱光,洗干净了,把头上盘着的干净裙子放了下来, 裙带不系在腰部而系在腋下,这样,里面什么也不穿,就可以回家了。 二三月间的一天晚上,全家人都到河里洗过了澡,大婶儿和柳芭、宝萝三个人 按以前习惯留在河边洗一家人的脏衣服。我主动上前,请大婶儿回家歇着,让我来 帮姐妹两人洗。大婶儿善解人意,把宝萝也叫走了。宝萝人小鬼大,故意不肯走, 说自己的衣服,不能叫大哥哥洗,让她妈笑着拉走了。 在泰乡,洗衣服是女人的事情,除非是单身汉,没有男人下河洗衣服的。两口 子一起在河边洗衣服,更是破天荒的事情。柳芭穿着晚间睡觉的宽大长筒裙,蹲在 水边,把一种树上长的皂角捣成的浆子涂在脏衣服上,然后用手在光滑的石板上搓, 还用一根小棒棰捶打。我光着上身,只穿一条大裤衩,站在水里漂洗她搓过捶过的 衣服,两个人配合得挺好的。这时候天还不黑,河边洗衣服的女人们,都向这边投 来羡慕的眼光,嘻嘻地笑着,赞美我们。 柳芭满脸绯红,显得好兴奋、好高兴。她体会到这是一种幸福。她看了一眼四 周,悄悄儿地对我说: “你一个大老爷们,跟女人一起洗衣服,不觉得倒楣么?” “这有什么倒楣的。我自己一个人,不也得下河洗衣服么?再说,我们在西双 版纳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女同学在岸边搓,我们在河里洗。开头的日子,傣家人 也笑话过我们,时间长了,也就没人笑了。不过我们洗衣服用的是肥皂,不是你们 这种树上长的皂角。” “那么说,你在西双版纳的时候,也有一个女同学跟你好过,是吗?” “我们上海去的知识青年,对男女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分得那么清楚的;倒是 阶级之间,关系分得十分清楚。就是下河洗衣服,也只能和同阶级的女同学一起去。” 在这段时间中,我已经断断续续地把我们插队知青的生活情况跟她说过了一些, 对于什么叫插队,什么叫阶级,她已经知道得差不多。 “那么跟你好的那个女同学,一定也是什么地主或者资本家的女儿啰?” 我跟她说起了小菁的故事。女人终究是女人,出于醋意,她居然对小菁很不同 情,说她得到这样的下场是活该,是罪有应得。 等到一家六口的衣服都洗完,天色已经逐渐黑下来了。河边洗衣服的女人逐渐 散去,又来了几个赶天黑下河裸浴的女人。我和柳芭端起满满两木盆衣裳,并排地 往回走。我打算趁路上前后没人的时候,跟她说说我要到曼谷去的事情。 但是从河边到家里的路太近了。我准备了一肚子话,既要把问题说清楚,又要 安慰她,还要让她帮着在父母亲面前做思想工作,这样一件大工程,十分二十分钟 之内可完成不了。刚走上河滩,我看见岸边的青草地上有一排灌木丛,就征求她的 意见: “咱们到那树丛后面去坐一会儿好吗?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们那些插队的男女同学,就是这样躲在树丛后面谈恋爱的吧?”她眼睛一 亮,调皮地问我:“你和小菁,是不是天天晚上这样谈恋爱?”她一面问,一面顺 从地跟着我走。 “哪有那么多时间!”我笑笑说。“那时候,晚上抓革命,白天促生产,号称 ‘用毛泽东思想统帅生命的每一秒钟’,怎么可能让我们天天晚上谈恋爱?一个星 期只有星期六和星期日晚上没有政治学习,不过星期六晚上还得开生活检讨会。只 有星期天晚上,才难得能够带上女朋友到树林子里面去坐一会儿,放松放松被阶级 斗争绷得过紧的脑筋。” “今天星期几了?”她转过脸来,眼睛看着我问。 “谁知道今天星期几了!我快要连日子都忘记了。你们这里用泰历,可能跟我 们的阴历、阳历都不一样。” “那就姑且算它是星期天吧。”她边说边吃吃地笑。这时候我才发现,她撒起 娇来,不但话儿多,竟也是无所顾忌的。 前面不远处有一个低矮的树丛,树丛下面有比较厚的草地。我放下木盆,自己 先坐了下来,拍拍身旁,让她坐在我身边。 她把木盘放下,把筒裙稍微提了一提,没按我的指点在我的身旁坐下,却像一 只小猫似的,一纵身扑进了我的怀里来。我没有思想准备,让她扑倒了。她干脆顺 势搂住了我的脖子,在我的耳边轻轻地说; “陶哥哥,我也学一学你们插队的青年,跟你在这里谈谈恋爱吧,只可惜我没 上过学,不是知识青年啦!”说着,她把脸贴在我的脸上,羞涩地说:“谈恋爱你 是老经验了,可我还从来没跟哪个男人……” 并没有“月上柳梢头”,却已经是“人约黄昏后”;并没有“春到人间花弄色”, 却已经是“软玉温香抱满怀”。我不是色情狂,却也不是柳下惠,何况她已经是我 的半个妻子,无须顾忌什么。我被她扇起了情火,翻了一个身,把她压在身下,捧 住了她的脸蛋儿,“舌吐丁香”,狂吻起来。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总之是两个人都喘不过气儿来以后,才互相交颈搂抱着, 在静谧中享受这人世间最甜蜜的温馨。 “哥哥,阿妈已经在给咱们准备婚礼了呢,你知道吗?”她一手抚摸着我赤裸 的胸前,玩弄着她送给我的那个佛像,一手依旧搂着我的脖子,眼睛对着我的眼睛 直视。我几乎能从她的眼睛中看见那股燃烧着的火焰。 我猛然想起今天是来与她说明事情的,不是来享受这脉脉温情的。我捧住了他 的脸蛋儿,轻轻地吻了她一下,这才对她说: “柳芭,我正要跟你说这件事情呢!我有一个亲舅舅,在香港开饭店。他开的 饭店,不是卖饭卖菜的餐馆,而是包括住宿、餐饮、旅游服务在内的大旅社。我从 中国大陆逃出来,目的是要到香港去找他,不是要到缅甸来落户。第一,因为我舅 舅有家联营的饭店在曼谷,只要到了曼谷,我就有办法到香港;第二,我就在西双 版纳插队,正好挨着中缅边境,而中国和缅甸之间的国境线,只有南览河离我插队 的地方比较近也比较松,别的地方根本出不来。有以上这样两个原因,所以我才从 南览河越境。没想到,就是这个我认为比较安全的地方,竟也挨了巡逻队一枪。幸 亏你们全家拿我当亲人看待,替我治好了伤,我才算活了下来。你父母亲的意思, 是想让我留在你家招女婿。尽管他们谁也没跟我说,可我心里全知道。你对我这样 好,人非草木,我当然也很愿意。不过有一件事情,不但你父母亲不知道,可能连 你也没想到:那就是要我一辈子住在这荒凉的缅甸边境给头人种罂粟,这是绝对办 不到的。我的想法,是让我先到香港,安定下来,再回来接你和你的全家,咱们一 起到香港去定居。我知道,你是会相信我的话的,怕只怕你父母亲不相信,说我是 在骗你……” 我刚说到这里,柳芭“哇”地一声哭了起来,用手捶打我的胸膛: “不,我也不相信你。香港那个地方,我听上这儿来收购鸦片的小贩们说过, 是个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也是个人吃人的鬼魅世界,比曼谷还要花哨,好人去了 都会变坏的。我不让你去。你一去,就不会回来了。那里能写会算的漂亮姑娘有的 是,你做了官、发了财,还会想到我这个没上过学的、只会洗衣服做饭的山里土老 丫头吗?……” 她不肯放我走,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儿。我把她搂到怀里来,安慰她说: “人和人之间,谁和谁好,是有缘份的。咱们两个能够相识,你不认为是缘份 吗?要说文化,谁也不是娘肚子里带来的,你还年轻,可以学嘛!要说漂亮,还有 谁比你更美的呢?你是先天的美,与生俱来的美,这和香港姑娘靠化妆品打扮出来 的美,怎么能相比呀?最主要的,是你有一颗比金子更贵重、比水晶更透明的心。 那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姑娘所没有的。有你的这颗心,不论我到了什么地方,都不会 忘记你的。我在你家住了那么长时间了,你对我还不了解,还不放心吗?” “不,”她把我抱得更紧了,唯恐我现在就溜掉。“我不让你离开我。要走, 咱们俩一起走。要饭咱们俩一起要,要死咱们也死在一起……” 我急忙用手捂住了她的嘴: “不许说不吉利的话。我何尝又不想和你一起走?可是这条路很难走,我不是 拿了护照正大光明地从关口上过去,而是和上次一样,要偷渡,要越境,一路上危 机四伏,困难重重。我一个人走,也许危险还小些,两个人一起,难免顾此失彼, 万一俩人失散了,事情更糟糕。好柳芭,你要相信我,给我一个缓冲的时间。让我 去把路铺平了,再正大光明地回来接你。” 她双手搂着我的脖子,把脸埋在我的胸口上,哭得好伤心好伤心。我没有更多 的话好安慰她,只用手抚摸着她柔软而蓬松的长发。突然,她停止了哭泣,抬起头 来说: “那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你不答应我这个条件,我死也不放你走。” “什么条件?能答应的,我一定答应。” “只要你愿意,你当然能答应。我要你跟我先结婚,我才放你走。只有结了婚, 你心里才真的有我,不是嘴上说说有我。” “那怎么行呢!傻柳芭,我心里要是没有你,结了婚,不一样可以一去不回头 吗?现在我是你家的客人,我走了,人家问起来,你们也很好回答。如果结了婚, 人家问你:怎么新女婿刚结婚就不见了呀?你怎么回答?你们泰家结婚,事情多着 哩!前村后村的乡亲们,头人,寺院里的和尚,都要请到。这样一张扬,一惊动, 我还走得了吗?” 她把嘴凑到我的耳朵边,小声地说: “说我傻,你比我还傻哩!咱们不会偷偷儿地结婚,不让任何人知道,只有你 和我两个人心里明白,不就得了吗?” 我一愣,正要解释,她突然一反恬静内向的常态,把我抱得紧紧的,主动地把 灼热的嘴唇贴到了我的唇上来,呐呐地、含混不清地说: “你要我吧,你现在就要我!行么?有天地为媒,有南览河作证,咱们现在就 结婚,我现在就是你的妻子了!” 她一面说,一面迫不及待地解开了系在腋下的筒裙带子。她浴后只穿一条筒裙, 筒裙一脱,浑身上下就什么衣服也没有,除了两乳之间那个闪闪发亮的毛主席像章, 真的赤条条地一丝不挂了。她两手举着毛主席像章,十分虔诚地说: “让你们的佛爷作证,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妻子了……” 简单地说吧,为了安慰她,为了让她建立起一个信念,我们在这座南国伊甸园 里偷吃了禁果。好在这个三家村黄昏时候不会有人到树丛后面来,没人会发觉。等 到我们抱着木盆回家,天色都已经全黑了。宝萝见我们回来得这样晚,故意嚷着说: “你们还回来呀?我还以为让河水给卷走了呢!再不回来,我可就要打着火把 到河边去捞你们了。” 柳芭吃了定心丸,果然主动去向父母亲做解释工作。她是怎么跟父母说的,我 不知道,估计大概是我有了出路,全家人都会有好日子过,而且她保证我不会食言, 一定会来接她们全家这一类话吧。总之是大叔和大婶儿听从了她的话,不但同意让 我一个人到曼谷去,而且给我出了一个极好的主意:剃光了头发,打扮成一个托钵 僧。和尚不分国界,越境比较方便;和尚身上不必带钱,可以沿途化缘,靠吃斋饭 就能够到达曼谷。比较为难的是我不熟悉当和尚的规矩。好在泰族男子几乎人人都 出过家,大叔对当和尚也不外行,完全可以当我的佛门师父。 泰族人的风俗:每年泰历阴历八月十六进入守夏节,和尚就进寺坐禅,不许外 出;一定要过了十一月十五解夏节,和尚才能出来云游化缘。既然我接受了化装为 和尚的建议,当然也要遵守这个规矩。不然,我这个和尚,就未免太出格了。为了 更像一个和尚,我在上路之前,还可以跟柳芭补上我们爱情的一课。在此期间,我 不但要学诵经礼佛,还要学赤脚走路,学过午不食。总之,在上路之前,我不但与 柳芭打得火热,而且基本上已经“修炼”成一个地道的小和尚了。 自从偷吃禁果以后,我和柳芭不止一次地到小树林里幽会,山盟海誓,在这里 说尽了;眼泪鼻涕,在这里流够了;只有恩爱,还正开始。因此,到了1973年4 月 15日的泼水节,接受了全家、全村人的祝福,直到我们别离的那一刻,她都没有哭 哭啼啼,而是欢欢喜喜地与全家人、全村人一起到土地庙告别了土地爷,然后送我 登上征途。 那时候,金三角地区还是坤沙集团的势力范围,缅泰之间的国境线等于不存在。 尽管一路上也遇到过不少武装毒贩子的马帮,但是出于他们的民族习惯或尊重泰族 的民族习惯,不论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没有为难我这个冒牌的托钵僧。靠我的两 条腿,愣是光着脚板从王塔克走到了清莱。然后从清莱搭上火车,到达曼谷。 我到了曼谷以后,根据我背熟了的地址,很快就找到了湄南大饭店的老板贡叻 先生。贡叻先生听说我是姚克勤先生的亲外甥,而且是历尽千辛万险几乎丧命从中 国大陆逃出来的,不胜惊讶,当即给我舅舅挂了国际长途电话。舅舅从电话中听到 了我的声音,更其惊喜,问遍了家中的情况以及我从西双版纳逃出来的经过,嗓音 哽咽地连连感谢上帝,要贡叻先生想各种办法,立即把我送到香港。 当天晚上,我就给柳芭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已经和舅舅联系上,不久就要到 香港去了。请她耐心等待我到香港以后给她的信。──她虽然没有上过学,但是拼 音的泰文,比汉字好学,只要有人指点,不上学也能读书写字。柳芭虽然没上过学, 信是看得懂的。她那个三家村连村名都没有,信只好寄到王塔克头人那里转。岜里 大叔既然是王塔克头人的佃户,头人当然应该知道岜里这个名字的。 贡叻先生是承接旅游服务的大旅社经理,只要有钱,给我办一张泰北居民去香 港的护照,简直不费吹灰之力;曼谷到香港的航班天天有,没过几天,我就西装革 履焕然一新地到达香港了。 与舅舅见面,说起一家人的遭遇,当然免不了痛哭流涕。舅舅到台湾以后,依 旧替朱军长理财。不久舅舅退伍,朱军长拿出全部积蓄,让我舅舅到九龙开了这家 玉龙大旅社。朱军长戎马一生,夫人早故,只有一个女儿。晚年看破政界险恶,素 知我舅舅为人忠厚,临终托孤,让女儿改从姚姓,认我舅舅做爸爸,一起到九龙来。 她已经18岁,自小酷爱音乐,如今在香港艺术大学音乐系一年级攻读。因此我名义 上有一个“表妹”,实际上与我们吴、姚两家,并没有血统上的关系。我到香港的 那一天,是她和舅舅一起到机场来接我的。 香港有我亲舅舅,他又是玉龙大旅社的总经理,办理居留手续、安排工作,都 不是难事。我舅舅对我说:他自己没儿子,女儿一心扑在乐谱上,对经营旅馆业毫 无兴趣,因此不论我有多么远大的理想,现实情况,逼得我非接他的班不可。我不 过是个初中生,正确地说,在初中根本就没好好儿上过课,特别是插队以后,什么 志向啊,理想啊,都成了镜中花、水中月,对生活的要求,已经降低到了“动物” 的水准,只希望吃饱,穿暖,有个老婆,有一个自己的家,政治上不受歧视,不挨 斗,就很满足了。好不容易从大陆逃了出来,如果没个舅舅,在香港举目无亲,还 不是流浪儿一个?如今舅舅给我许了愿,要我继承他的事业,我难道还不同意,还 想挑挑拣拣么? 不过我舅舅对我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并不因为我是他的亲外甥,就给我立刻安 排当高级职员。他知道我对香港的旅馆业和旅游业一无所知,所以要求我从头学起, 也就是从练习生当起,而且要我每一个部至少都去呆上半年。只有这样,我才能了 解整个旅社的业务,以后才能掌握整个旅社。 我到达香港以后,立刻给柳芭写了报平安的信。我安排好了居留手续,到玉龙 上班的当天晚上,又给柳芭写了一封信,告诉她舅舅如何器重我,要培养我当总经 理。还告诉她:现在我刚到香港,一切从零开始,一定要等我业务上稍为熟悉一些 以后,才能跟舅舅说明经过情形,然后亲自去接她们一家。 但是这两封信发出后过了好几个月,竟有如石沉大海,根本没有回音。加上在 曼谷发的一封,一共三封信了,难道她连一封也没有收到?写信到贡叻先生处去问, 他回信来说:他那里也没有收到有从缅甸来的信。又说:缅甸的东北角,是坤沙集 团的势力范围,能不能通邮政,恐怕很难说。特别是国境线边儿上的边疆地区,即 便通邮政,最多也只能送到县、乡一级,一个无名的三家村,只有姓名,叫人家怎 么送?但是我想:信是写到头人处转的。王塔克既然通汽车,就应该通邮政。即便 因为地址不详,也应该把信退回来才对呀! 我一面在旅社的各部实习,一面上补习学校补习英语、会计等实用的功课。但 是心中这块病怎么也摆不平。每年的7 月1 日和4 月15日,我都要给柳芭写一封信, 不管她收到收不到。我说过的话,不能食言而肥。有天地为媒,有南览河作证,还 有毛主席作证,我认定自己是有妻子的人。我的妻子,她在缅北,还过着接近于原 始初民的生活。我常常梦见她:赤条条地一丝不挂,手举着毛主席像章,含情脉脉 地看着我,比维纳斯更美丽,更纯洁。 很快三年过去,我已经升到了会计室主任,对旅社的业务已经很熟了。1976年 春,我正想跟舅舅说明情况,亲自到缅北走一趟,不料舅舅给我联系好了,要我到 美国去上大学,专攻旅店管理。名额得来不易,机会难得,不能错过。但是这一去, 就是漫长的四年。在这四年中间,我依旧恪守习惯,每逢7 月1 日和4 月15日,都 要给柳芭发一封信,倾吐我对她的思念,询问她为什么不给我回信,打听她们一家 以及那两家邻居的近况。 1980年秋,我从美国回到香港,出任玉龙大旅社的襄理。那一年,我已经28岁。 学业问题解决了,婚姻问题马上提到了日程上来。按照舅舅的想法,我和他女儿结 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只有他女儿才是他的合法继承人,尽管我在旅社里已 经是襄理的职位,但只能算是他的雇员,是个白领职工,对旅社的一草一木,我都 没有所有权。但只要我和他女儿一宣布结婚,按照夫妻共同拥有家庭财产的规定, 我就成了这家旅社的老板之一了。她学的是音乐,只热衷于举办音乐会,对旅社的 业务根本就不过问,实际上旅社的老板就是我一个人。何况她风度翩翩,一副标准 的艺术家气质,也不是个庸俗的女子。更其不容我回避的现实是:自从我到了香港, 我表妹虽然不能说是对我一见钟情,至少对我颇有好感,认为我敢于与命运拼搏, 不被大陆的苛政暴政所震慑,是个有志有为的好青年。我出国去留学,她已经大学 毕业,留在母校任教,如今已经是讲师兼系秘书,是一个卓有成就的青年音乐家了。 我出国期间,我们保持着频繁的通信。在我,这是表兄妹之间、或曰老板与雇员之 间礼节性的联系,因此信中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诸如 I love you 之类的话;在她, 却把这作为是组织家庭的一章序曲,是因为我们的表兄妹关系或曰她的艺术家气质 而“免俗”,所以才“爱在心里”,不说那庸俗的 I love you.舅舅曾经试探性地 询问过她,她反倒奇怪:作为爸爸,怎么会问这样唐突的问题:这么多年了,她不 等我学成归国,与我结婚,难道她在等别人不成? 舅舅把这个课题摊在我的面前,使我十分为难。到了这个时候,我不得不向舅 舅摊牌,详细叙述我在南览河边一个无名三家村里与柳芭“私定终身”的故事,说 明我是个有妇之夫,不能做现代的陈世美。舅舅听了,气恼得皱紧了眉头,好半天 才吐出了“你呀,你呀,真是个书呆子”这几个字,就不再说什么了。 直到他的气恼过去以后,这才心平气和地跟我就事论事:第一,他也相信缘份。 我在南览河边的经历,说明我与柳芭确实有缘,而且并不认为娶一个外国山区没文 化的边民为不妥。第二,既然有这一段经历,即便没有婚姻之约,救命之恩,我也 不能有恩不报。因此他认为:我一到香港,就应该把这事情源源本本跟他讲清楚, 他好安排我自己或别人去把柳芭一家接来。第三,缅甸那个国家,特别是北部山区, 一会儿这个军起义,一会儿那个军成立的,有点儿像中国大陆当年的军阀混战,书 信不通,是很平常的事情。如今一拖拖了八年,将近三千个日日夜夜呀!叫人家如 何等我?尽管柳芭今年才24岁,可是别忘了,这在当地,已经是很大的大姑娘了。 即便是结了婚的丈夫,一去八年没音讯,守空房的妻子尚且要改嫁呢,何况我与她 只不过是私下里的口头之约,连个媒证都没有?因此,他的结论是:这件事情,让 我给搞糟了。为今之计,只能昧着良心当一个现代的陈世美,两头且顾一头。他再 三嘱咐我:在表妹的面前,千万不能提起此事。 但是我觉得这样处理,在良心上太说不过去了。我一闭上眼睛,好像看见柳芭 就站在我面前。不是含情脉脉,而是怒目戟指,谴责我的昧心忘情…… 舅舅见我对与表妹结婚的事不太上心,连表妹举行音乐会也懒得出席,就告诉 我说:他已经打电话给贡叻,要他派一个可靠的人到缅北南览河畔一个三家村中找 一个叫柳芭的24岁的姑娘。不管找到找不到,一定要给我一个肯定的回话。 我对这件事情当然抱很大希望。但是两个月以后,贡叻先生打来了国际长途, 我舅舅特地叫我亲自去接。贡叻先生告诉我:他派了一个对金三角地区情况很熟悉 的人,专门为这事特地跑了一趟南览河下游,几乎问遍了沿河所有无名三家村,不 但没有一个人说认识柳芭的,就连夫妻俩有三个女儿年龄各在24,20,12岁左右的 人家,也没找到。甚至连那个叫罗西的今年应该14岁的男孩儿也没有找到。看样子, 不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家,就是全村人都搬走了。 这不是活见鬼么?古人常有这个遇仙、那个遇狐的记载,难道我在南览河边的 奇遇,也是一篇神话么? 我发起犟脾气来,怀疑贡叻与我舅舅串通了一起来懵我,非得自己到缅北走一 趟不可。恰好这时候舅舅给我办好了港澳同胞返大陆探亲观光的签证。因为我父母 也已经于1979年底落实政策回到了上海,推倒了一切不实之词,恢复了工作。结论 是:我父亲抗日期间参加抗战,是爱国行为,是因为肃反扩大化把我父亲“扩”进 去了;我母亲为我父亲鸣不平,完全应该,是反右扩大化把我母亲又“扩”进去了。 可笑的是:据说反右的扩大化,竟扩大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点几。这个数字,简直可 以进“吉尼斯”世界记录。更主要的是:我1972年偷渡国境,是被定性为“叛国投 敌”的,为此父母亲都吃了我不少的挂落。如今肯定了既没叛国,更没投敌,而且 连“偷渡国境”四个字也不再提起,我的身份,最终被定性为返回大陆观光的“爱 国港澳同胞”了。 我珍视这一次返回大陆。我自问我是一向爱国的。我爱我的祖国,但是我不爱 迫害我一家的“四人帮”头子。他们既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更不能代表祖国。他 们是大陆黑社会帮派头子,只能代表大陆最黑暗时期的黑社会。 根据“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我舅舅也成了“爱国港澳同胞”,不再是“反 革命”了。他与我一起到了上海,一家人小团圆。可惜的是爷爷与外公,他们一个 是因迫害被逼自杀的,一个是因生活困苦、精神压抑得病死的,都无法落实政策, 只好算是历史的牺牲品了。 一家人议论得最多的,一个是我的落脚点,一个是我的婚姻问题。 事情已经办成了这样,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已经不可能回到大陆来落户了。根 据我的所学,我只能在香港继续经营旅馆业。至于婚姻问题,父母亲的看法与舅舅 完全一致:已经八年没有音讯的姑娘,没有必要再为她苦苦“守节”了。他们认为 我没有负她,我不是现代的陈世美。 实际上,第一他们没见过柳芭,不知道这姑娘有多可爱;第二,他们一听说柳 芭是个在缅甸边境种罂粟的泰族姑娘,而且没上过学,就从心里反感,只是出于尊 重我,没有这样说出来罢了;第三,他们都很看重表妹的那一份儿“嫁妆”。如果 她不嫁我,我不过是玉龙旅社的一个高级职员,尽管生活可以比在大陆强十倍二十 倍,但终究是个工薪阶层;而一旦与我表妹结了婚,我就变成了老板,就成了小富 翁了。大陆人以前痛恨资产阶级,要与资产阶级划清界线,如今谁也不怕当资产阶 级,只怕自己不是资产阶级。既然连无产阶级先锋队中老将老帅老总的子女们都不 怕当资产阶级,我这个本来就是地主兼资产阶级的外孙,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我父 母亲有这样的想法,又有什么可奇可怪的呢? 总之,上海之行,等于是舅舅联合了父母强制我执行他们的婚姻计划。而且办 得十分干脆,不容我再反驳,父母亲立刻请准了假,到香港去为我主持婚礼。舅舅 做了女方的主婚人,我父母做了我的主婚人。结婚以后,我立刻被提升为副总经理, 可以左右旅社内的一切大事了。 似乎只有一件事情不由我作主。那就是舅舅绝不许我到缅甸去,连到泰国也不 允许。他年过七十,依旧担任总经理,说是扶我上马再送我一程,实际上他旅社内 的大小事情全不管,只管一件事情,那就是管着我,绝不许我到缅甸去。 一晃又是六年。我和我夫人之间,相敬如宾,客客气气。我忙我的旅馆,她忙 她的音乐会。难得住在一起,总也是夫妻,也有说有笑,也有爱有欲,而且已经有 了一子一女,但是从来没有激情,不但没有与柳芭那样激动情怀全身心投入的欢悦, 连与小菁那样相濡以沫、互相安慰的情愫都没有,一切都像是例行公事,像是为了 完成做丈夫或做妻子的职责。 从去年开始,我舅舅无法继续监督我的行动了。论年纪,还不算太大,论健康, 也不算太糟,却在突然之间中风,无法抢救,撒手归天了。他当然留有正式的遗嘱, 由律师负责执行。但我不知道他是否跟我夫人说过千万不要让我到缅甸那样的话。 直到今年,因为业务上的联系,必须有人来泰国,我跟夫人提起我要亲自来处理, 问她是否有兴趣同来一游,恰逢她安排一场大型音乐会,无法分身,只能让我自己 一个人来。由此可证我舅舅什么也没跟她说,或者是还来不及说。总之是,我自由 了。 我到了曼谷,见到了贡叻先生,问起八年前是谁去缅北寻找柳芭的。他说那人 已经到缅甸落户,如今不在曼谷了。我更其怀疑舅舅和贡叻瞒着我做了手脚,匆匆 办理了该办的事情,就申请了去缅北的手续。我必须亲自到那个无名三家村,寻访 柳芭的下落。 这就是我这次到泰北来的动机与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