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蕾蕾被村干部绑架 前面说过,所有的人,包括决定送敖乃松劳动教养的首图党委在内,都不会想 到“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右派分子,居然会一进公安局就有如泥牛 入海,有去无回的。敖乃松也和所有被处分的右派分子一样,抱着悔改之心,真的 打算在劳动中脱胎换骨,重新做一次人。他是肺病的底子,从来没有从事过强体力 劳动,又患有脱肛症,稍许累着点儿,就要犯病。可以想象,像他这样的文弱书生, 要过劳动这一关,该有多么困难。 今天劳动教养所里的青年人,也许很难想象当年被劳改的右派分子们是如何生 活、如何劳动的。近来我到北京市所属的劳教所去参观,见那里环境干净,教养人 员们睡的是单人床,吃的是大米、白面,房间里有电视机、电风扇,穿得整整齐齐, 教养期间还允许结婚、允许高考,却穿着拖鞋出工,到了工地也是懒洋洋的,一副 待干不干的样子,比起五十年代的劳教场所来,简直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五 十年代的劳教所,吃的是麸子面窝头,而且只能吃半饱,床铺上臭虫、虱子成堆, 一条统铺上要睡二三十个人,一人只有三十几厘米宽的铺位,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 比叫花子都不如,更不如劳改犯!就是这样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一群,许多人还 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干起活儿来,却一抬儿要抬四五百斤土,一天要做十几方土方! 简单说吧,敖乃松以改造自己、重返岗位、与蕾蕾团聚的主观愿望为动力,咬 牙克服一切困难,在劳动中表现得极为出色。在此期间,他与蕾蕾一直保持着书信 往来。蕾蕾恪守自己的诺言,矢志不渝地耐心等待着丈夫的平安归去。劳动教养是 没有期限的,强调的是“谁改造好了谁走人”,但是从五七年深秋到六二年的初夏, 时间一晃过去了五年,改造了四五年之久的右派分子们,竟连一个也没“改造好”, 因为事实上连一个解除教养、重返岗位的人也没有。一直到了1961年的5 月24日, 北京市公安局在所属劳教单位分别召开大会,对每一个劳教分子都宣布了教养期: 最短的半年,最长的三年;但是有一条附注:以前的日子都不算,一律从1961年5 月24日算起。教养期一宣布,台下的人为之哗然:四五年的劳动,不容易呀,说不 算就不算,哪有这样的道理?政府还讲法律吗?可是在那法制不健全的年月,“朕 即法律”,什么事情都是一个人说了算,不管有意见没意见,执行单位只能坚决执 行,谁也改变不了。 敖乃松并不罪大恶极,却被定期为三年。他长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把这一 “好消息”通知了蕾蕾。不管怎么说,总算有了个“盼头”不是? 没有想到问题会出在蕾蕾那边儿。1956年秋天,敖乃松与蕾蕾定下了亲事,村 子里的人都说那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儿”。曾几何时,敖乃松成了右派,成 了教养分子,人们的口气就变成了“一朵鲜花儿插到了牛粪上”,有的动员她趁早 一刀两断,以免受到牵连,有的就给她张罗对象,劝她重打锣鼓另开张。但是所有 这些好心人的“游说”,都让蕾蕾给“噘”回去了。她只爱海龙哥一个人,除了海 龙哥,她谁也不嫁。到了1964年,蕾蕾已经二十五岁了。这个年龄的女人,在农村 中早就已经做了妈妈,只有她仍在苦苦地等待着。她知道,最多再过一年,她的海 龙哥就要回来了。因为海龙哥多次给她写信讲过,根据北京市公安局的政策,凡是 家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的右派,即便解除了教养,也必须强迫留在农场继 续改造,只有家在农村的,准许回家务农。她倒暗暗为此高兴过:幸亏自己身在农 村,不然,海龙哥可就没救了! 1964年,农村正在搞四清。蕾蕾所在的那个村子,老支书、老村长,都被打成 了“四不清干部”,先后下台了。新上任的支书和村长,都是部队里回来的年轻人。 他们见蕾蕾出落得越来越漂亮,却又二十五岁了还不嫁人,就动开了她的脑筋。他 们当然都知道她在等待着她的海龙哥,也都知道她的海龙哥是个何等样身份的人。 或许是他们也听说了敖乃松再过半年就要来常州与蕾蕾团聚的消息,决定采取“先 下手为强”的对策,一方面到蕾蕾父亲那里以“说媒”为名施加压力,一方面直接 对蕾蕾下手,强迫她与“右派分子划清政治界线”。蕾蕾当然不干,坚决反抗;但 她父亲“胳膊拧不过大腿”去,不答应不行,结果是不答应也得答应,何况蕾蕾与 乃松根本就没有办理过结婚登记手续,法律并不保护她的“不合法”的婚姻。于是 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在村子里演出了。 那一段时间,敖乃松的弟弟敖乃柱正好在常州老家。他亲眼看见村干部们把五 花大绑着的蕾蕾绑架到她的“夫家”去。蕾蕾又哭又喊,但是无济于事,甚至没人 同情她,反而说她痰迷心窍,现放着一个党员干部不嫁,却心心念念想着那个反革 命劳改犯! 自从六二年右派分子们集中到团河农场以后,允许家属们每月来接见一次。后 来又特许表现好的、家在北京的,可以给假几天回家去看看。敖乃松合并到团河来 以后,他家在北京,劳动表现又不错,当然也得到了这种人道主义的待遇。敖乃柱 从常州回来,给哥哥叙述了自己的亲眼所见。他的本意,是想来一个快刀斩乱麻, 让哥哥断了想念蕾蕾的念头,免得老背着这个沉重的思想包袱。没有想到情重的哥 哥一听这个消息,差点儿晕倒。第一他不能理解蕾蕾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抢到“夫家” 之后能不能活下来。第二他失去了这唯一的精神支柱,他自己也没有活下来的勇气 和力量了。但他还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要把自己这一场生死之恋的经历写出来,传 之于世,让人们都知道。特别是到了三年教养期满,公安局还不放他们,他万念俱 灰,只剩下“要把小说写出来”这样一个念头了。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从六四年到六六年,他利用工余饭后的点滴时 间,详详细细悲悲切切地用血与泪把这一段真实的故事记录了下来。可惜这样珍贵 的东西被“积极分子”们当作邀功请赏的资本,先是告密,接着没收,后是批判, 到现在则不知下落了。 那时候,小说就是他的生命。难怪手稿一被抄走,当天夜里他就上吊,再也不 想活下去。因为这第二根精神支柱又一次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