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军大三分校杂忆 从1949年初到1955年中,我每天都记日记。其中包括我1949年6 月26日进入二 野军大三分校一直到1949年12月初到达重庆后分配工作的全部军大生活。可惜这些 日记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全部被抄。后来虽然发还给我,但是被我在一气之下全 部付之一炬,而且从此不再记日记。现在仅凭记忆,简叙当年的往事。 一、报 考 经 过 1949年上半年,我在浙江丽水省立处州中学读高中一年级。当时淮海战役刚结 束不久,解放军正在准备过江,时局相当紧张,而丽水地区则早就已经是“土八路” 浙南支队的势力范围,离城十里,国民党政府的政令就不行了。处州中学的学生、 特别是从乡下来的学生中,与共产党地方武装关系很密切,时常在校内散发浙南支 队出版的油印小报《新路南报》,报导国内的真实战况。高中部的同学,也常有中 途辍学投入地方武装的。 当时物价飞涨,老百姓拒绝使用“金圆券”,买卖交易以及学生交费,都用 “上白米”作为计算标准。自从学校开学以后,一直没有得到浙江省教育厅的拨款, 教师薪金无着,只能每月从学生食堂的粮仓中暂借。学生剧团有鉴于此,于1949年 4月以纪念生物老师任教40 周年及救济老师为名,发社会起募捐义演,在校内大操 场上搭起舞台,共演出三场,节目有话剧《裙带风》、歌剧《大年三十儿》(是歌 剧《白毛女》的第一幕,演到杨白劳自杀、喜儿被抢为止)、京剧《打渔杀家》及 其他小节目等。 1949年5 月11日,丽水解放,处中学生剧团举办晚会演出欢迎驻军十二军某师 官兵,受到了好评。这时候剧团的导演、校长张旋的秘书公开了他的地下党员身份, 并积极动员剧团成员参军,一次为基础组建十二军某师宣传队。当时正值参军热潮, 学生剧团几乎全体参军了。我因为是剧团负责人之一,所有账目及道具、服装等需 要我清理,因此无法与同学们“同步”参军,而是与他们“约定”,一俟善后事宜 结束,立即赶到十二军某师驻地去找他们。 1949年6 月端午节前一天,我处理完剧团的杂务,回到金华家中,与父亲商量, 要去十二军某师参加宣传队。这时候某师驻防松阳,我正要到松阳去,大街上贴出 了“二野军大三分校”的第二批招生布告,分军事、政治、新闻、文艺、后勤、卫 生六个系,报考的资格是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学制为两年,校长是三兵团的司令 员陈锡联兼。 我父亲的意见是:与其到一个师的宣传队去当演员,还不如去报考军大新闻系: 第一这是正规的军校,是“正途”出身,第二毕业以后出来当随军记者,比当演员 强,第三学校就在家门口,第四,上军大,可以与我姐夫同时报考,两人互相有个 照应。 我按照父亲的意见,与我姐夫蔡颜华同时去报了名。我姐夫是上海法学院经济 系的学生,他的报名当然没有问题;我是个高中一年级学生,按照“同等学历”可 以报考的规定,我把学生证上的“高一”学生改为“高三”,谎报了两年的学历, 混了过去。 考试很简单,只要求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毛泽东为 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辞,每解放一地,就四处张贴,几乎人人都看过的,所以 还有些印象,只要按照那篇文章的意思重新组织一下词句,就交卷了。发榜一看, 我和姐夫都录取了。 1949年6 月26日,我到军大三分校(原英士大学的校址)报到,领了两套军装 (包括帽子和鞋袜)、一套被褥、三根绑腿(一根作背包带用)、一副碗筷,然后 把换下来的衣服全部送回家里,从此我就算是正式的解放军了。 我被编在二大队一中队一班。姐夫编在三班,与我同一个区队。大队长程诚, 当时只有二十七八岁,很善于讲话,常说他是抗大第一期学生,我们是军大第一期 学生,而且常常以“本大队长”自称。大队政委温恩生,年纪比程诚稍大,戴一副 黑眼镜,但不善于讲话。中队长叫郭文彬,指导员孔丕,是个黑脸的小个子,点名 的时候爱管大家叫“伙计”。也许他以为这样叫很亲切,但是我听上去却觉得很刺 耳。当时的区队长叫丁明,是个渡江过来的年轻人,班长叫吴慧固,是英士大学的 进步学生,后来青年团公开的时候才知道他是地下团员。到了芜湖以后,丁明调任 青年干事,吴慧固升任区队长,但仍兼任第一班班长。 与我同一个班的有陈永固、汪潭、朱爱静、童克志、葛鸣筹等人,许多人音容 笑貌还历历在目,但姓名记不起来了。到了芜湖以后,女队有一百多名学员,采取 的是男女合编学习、生活分开的做法,所以我的班里还有两名女同学,一个叫朱静, 一个叫程志。因为班内有一个男的叫朱爱静,一个女的的叫朱静,所以我常常开玩 笑地唱:“张学良,学张良;朱爱静,爱朱静。”程志是永康人,是班内年纪最小 的,只有十四岁。葛鸣筹和同一区队的女生吴瑞是一对恋人,在报考三分校之前就 在旅馆里同居了。到达芜湖后吴瑞因发现怀孕申请退学。不久葛鸣筹也开小差逃跑 了。同一区队的女生还有陆莉娜、潘秀菊等人。童克志是班内男生中最小的,只有 十六岁。我刚十七岁,在班内倒数第二。年纪最大的是一对儿夫妇,有三四十岁。 他们原是金华法院的推事(相当于审判员),姓名忘记了。 二、杭 州 掉 队 由于二野和三野调防,三分校决定从金华迁到芜湖去。1949年7 月8 日(或9 日)车过杭州,在站上停一小时,允许大家下车买点儿东西。1948年我在杭州上高 中的时候,我认了一个干妈,住在她家里。她家就在火车站附近的板儿巷,走过去 用不了十几分钟。我不想买东西,但是很想去向她告别一声,就快步向她家走去。 到了干妈家,意外地发现吴兆林也在那里。吴兆林是我三叔叔的内弟,应该是 我的舅舅一辈儿。他只比我大一岁,而且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上小学,所以一 向以兄弟相称。我认的这个干妈本来是他的干妈,我是跟着他“混叫”的。他因为 和父亲发生争执,离家出走,在干妈家已经住了好几天了,正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 于是我就动员他跟我一起上军大。他正走投无路,不假思索,立刻表示同意。但是 他当时什么证件也没有。正好干妈家里有一张空白的高中毕业证书(解放前可以花 钱买到),就用“周金”的假名填上。 这样一折腾,时间拉长了。等到我和吴兆林一起赶到火车站,军大的专列已经 开走。我们到站长室说明情况,站长告诉我:军大的专列只开到苏州,允许我们搭 乘下一趟军车到苏州归队。 军大的专列是解放前所谓的“三等车”,也就是木板靠背椅的硬座车厢。而下 一趟军车,运送的是作战部队,车厢是装煤的车皮,连个车顶都没有,更甭说坐椅 了。战士们就坐在自己的背包上,怀抱着三八大盖,啃着冷馒头。这对我来说,觉 得条件太恶劣了,但是战士们都表示很满意。他们说:这比用两条腿一天走一百八 十里路,舒服多了。 上车以后,不巧忽然下起牛毛细雨来。雨虽然不大,但是时间一长,也难免要 打湿衣服。战士们纷纷打开背包,把油布披在身上。他们看见我们两个什么也没带, 就把我们让到背风的车厢板旁边,又分出一角油布来遮住了我们等等头顶,总算没 有打得太湿。 黄昏时候到达苏州,雨也停了。我们两个出站以后,肚子饿极了,看见路边有 一家小饭馆,就走了进去。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学徒迎了上来,喊了一声:“老爷, 请里面坐!”我吃了一惊: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人称为“老爷”,不但是在 解放后,而且我还穿着解放军军装。──当时的苏州,不但街道古色古香,连称呼 也还是上一个世纪的。 吃过晚饭,我们在街上碰到穿军装的就打听二野军大三分校的宿营地。也许那 天上街的学员多吧,刚问了第三个人,就碰上了三分校的同学。经他指点,我们很 快就找到了二大队。队长和指导员没怎么批评我,只说我的背包已经由班里的同学 帮我带下车来了,叫我快回班里去。我提出我“表兄”跟我一起来,想报名进军大 的事儿,指导员说这事儿他现在不考虑也不能作主,但同意我先把表兄一起带到芜 湖,等他报告上级后再作决定。 三、到 达 芜 湖 由于长江涨水,从南京到芜湖的火车不通,所以我们是从苏州坐小火轮拖带的 民船到芜湖的。当时芜湖市内大街上水深三四尺,可以通船。三分校的校址在赭山 上。隔一个山谷与安徽大学遥遥相对。这里的校舍原是日本人建的二层军营,房间 极大,我们睡的还是日式的地铺,不过已经不用榻榻米而直接睡木板统铺,每间房 间能住两个班。据说国民党在这里办过宪兵学校。校舍后面有一座砖塔,据说里面 有一个老和尚在闭关修行,已经有好几年没出来了。直到今天我还留有一张校舍和 砖塔的照片。 吴兆林到了芜湖以后,经过考试,被编进了三大队。董政委做报告,还提到了 “这一次调防,在杭州掉队六个人,但是回来七个人”。但是吴兆林的父亲坚决反 对他当兵。由于他是我带走的,他父亲向我父亲要人,闹得不可开交。正好学校不 久就要进军大西南,他家里更加不答应。万般无奈,我只好同意他开小差回杭州去。 为此领导也问过我,我回答说“不知道”,校方也就没再追究。当时强调“自觉革 命”,来者欢迎,走者欢送,但不希望开小差。吴兆林回家以后,和他父亲依旧不 和,不久就和他爱人一起考取西北军医大学,同时到新疆去了,直到六十多岁才退 休回浙江。他的这一段历史经过我的证明,得到了组织的谅解,最后还是光荣地参 加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芜湖附近闹水灾,我们被围困在赭山上,无法上街,也买不到什么东西。 国民党的飞机还好几次来赭山散发传单,把长江水灾的责任推在“共产党发动内战” 上。尽管芜湖是产米区,但是当时芜湖的大米都支援上海了,我们吃的主要是面粉, 只有病号才能吃到大米粥。副食除了茄子还是茄子,而且顿顿是熬茄子。一连吃了 两个月茄子,把我吃伤了,一吃到茄子就吐(一直到1952年我转业回上海,吃了母 亲做的烧茄子以后,才不再过敏),实在没办法,我只好到校门口的小铺子里买来 一斤白糖,用馒头蘸白糖吃。 离赭山不远有一个剧场,地势较高,没被水掩。有一个星期六晚上,我们十几 个人请假去看戏,买了票入场,才发现整个剧场里只有二三十个观众。那天演的是 武戏,演员演得很卖力,但可惜台下的观众比台上的演员还少。尽管我们拼命鼓掌, 但还是无法冲淡那种凄凉的气氛。 三分校的编制,一共有三个大队一个女生中队。女队队长叫罗利,是二大队大 队长程诚的夫人。女生与男生混合编班,每个班里都有两三个女生,开会上课、学 习讨论都在一起活动,只有晚上才回女队去住宿。女队里只有一个男生,但他不是 三分校正式的学员,而是调防的时候大姐姐们在路上捡到的一个流浪儿,只有十二 三岁,大家都叫他“小鬼”。大姐姐们给他穿上改小了的军装,除了没有“中国人 民解放军”的胸章之外(当时大家都没有帽徽),跟正式学员没有什么差别。这个 孩子很聪明,最善于打拍子指挥唱歌。每次集合,女队唱歌,都由这个孩子出来指 挥。 有一个女学员叫国华的,是三兵团敌工部部长卢耀武在河南新娶的夫人,婚前 还是个中学生,长得挺漂亮。据说因为是“临阵招亲”,组织和领导上决定把她送 到三分校来先学习再分配工作。她与我虽然不是一个区队,但因为有一次集合,国 华只打一只绑腿,在队前受到了公开批评,因此我对她的印象很深。后来我们在进 军大西南的路上,卢部长骑着马过来,总要问:“国华?累不累?走得动走不动?” 意思是可以把马让给她骑。于是我们就起哄地喊:“卢部长,我累了,我走不动了!” 卢部长无可奈何,只好笑着骑马走远了。 到了重庆以后,卢部长在《新华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我们夫 妻之间》,内容写的是妻子想买双皮鞋,丈夫不同意,两口子为此吵了一架。小说 发表以后,大家都说这是卢部长两口子之间的生活实录,很有味儿的。但是那时候 文艺界的思想都很左,不久报纸上就连篇累牍地批评这篇小说宣扬的是小资产阶级 情调,特别指出文中“淡淡的月光”照在“火炉子似的老婆”的“弯弯的眉毛上” 等等的描写“极不健康”。后来从报上看见卢部长出任波兰还是捷克的大使馆文化 参赞,但不知道国华是不是一起去的。1978年底我落实政策回到北京,住在原单位 (国家语委)的招待所,在传达室看见有卢耀武的信件,得知他借住在国家语委办 公楼的五楼。那里根本不是宿舍,居住条件很差,连厨房都没有。估计在“文革” 中卢耀武也受到冲击了。不然,根据他的级别,不会住在这种临时性的房子里。我 本想去看看国华的,但是向传达室一打听,说是卢耀武的夫人根本就不叫国华。我 犹豫了好久,终于还是没去打搅。 四、开 始 进 军 在芜湖住了不到两个月,我们开始向大西南进军。当时芜湖还不通火车,我们 步行两天,到达浦口,在月台上露宿一夜,第二天才上了火车。 在开车之前,我看见一个队长把女队中那个唯一的男生给揪下车来了。据说是 小鬼偷了队长的一条毛毯。这个流浪儿恶习不改,不然,他很有可能从成为正式的 解放军一员的。 我们从浦口上了“闷罐子”(即有顶有门的货车车皮),往北先到徐州,再往 西到郑州,然后往南到离武汉不远的孝感下车。在孝感休息两天,我们大队组织宣 传队进城去扭秧歌,搞宣传。接着从孝感开始步行,经应城、皂市、沙洋、荆州、 沙市、公安往湖南进发。 在湖北行军,三天两头赶上下雨。上身披着油布,倒是不湿,但是两腿自膝盖 以下天天泡在水里,就从来没干过。为此,我到重庆不久就发现得了关节炎,走不 动路了。 当时湖北新解放不久,沿途十室九空,根本买不到菜吃。尽管老乡的菜园子里 有菜,甚至猪圈里有猪、院子里有鸡,但是老乡家里没人,过往部队不但不能动这 些东西,还要帮老乡浇菜、喂猪、喂鸡。八月中秋那一天,事务长跑遍了整个村子, 只买到了一个南瓜,没有办法,只好把南瓜给大队部送去,我们全中队都喝大米粥, 而用油炒大米饭当菜。那天晚上,大家面对着月亮,喝一口大米粥,拨几粒油炒饭, 吃得津津有味。 我们到达湖南常德以后,由于四川还没解放,就在这里的一所中学里住下,进 行学习休整。在常德,三分校又招了一批新学员。 我热衷于写作,考的是三分校新闻系。在中队的墙报上,我写稿最积极。到了 常德以后,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渡江》,发表在墙报上,内容写表兄弟两人,分 别在国共两军当营长,在渡江战役中,国军营长受伤被俘,两兄弟在医院见面。大 队政委温恩生在全大队集合点名的时候,指出墙报上别的文章都没有问题,只有我 的《渡江》缺乏鲜明的立场,把解放战争写成是“兄弟同室操戈”了。我虽然并没 有因此受到批判,但是我意识到自己思想、文笔都太陈旧,更不善于把文艺当武器, 从此决心不再写小说。事实上我后来也确实没有再写小说,而是把精力和兴趣都转 移到纯语文的研究上。今天我最终成为一个作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实在看 不惯“四人帮”的“帮文学”,这才破门而出,重新拿起笔来写小说的。 在常德我们集训了大约两个月,然后就宣布分配工作。也许就因为我的小说有 “立场问题”吧,我没有被分配去当随军记者,而是被分配到重庆军管会做接管工 作。──当然,这时候的重庆,还在蒋介石的手中,市长还是杨森,而不是陈锡联。 五、途 中 所 见 1949年初冬,我们领到了棉衣、棉被,从常德出发,沿公路经桃源、沅陵、吉 首(当时还是一个小村镇),到达湘、黔、川交界的小镇茶洞。这里号称是一个十 分钟就可以经过三个省份的“边区”。茶洞虽然是一个苗族人聚居的小镇,但是镇 上有“国立师范”,有省银行,街道虽然不宽,但却是水泥铺的路面,在湘西来说, 也算是比较繁华的小城镇了。我们在一个很大的寺庙里宿营,寺庙的大门上有一副 对联,写的是“三峰标楚蜀,一水隔川黔”,形象地说明了这里的地理位置。据说 镇西的一条Y 形河汊,就是三个省的分界,而河中心的一个小岛,则不属于任何一 个省,被称为“三不管”,只要到这个岛上决斗,打死了人哪个省的政府也不管的 云云。 第二天出发,果然不到十分钟就从湖南进入贵州的松桃县接着又进入四川的秀 山县。从秀山往北经酉阳到黔江,地势越来越高,天气越来越冷,终于下起了鹅毛 大雪。 那天晚上我们班在路边半山坡上的一家人家宿营。这里四面无靠,只有一家人 家,一对儿三四十岁的夫妇加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当家的穿着狗皮做的上衣,一条 补丁摞补丁的裤子。听说我们要补充给养:往米袋里加大米,主动提出帮我们去挑, 但要求让他吃一顿饱饭。班长同意了。挑回大米来,闷上了米饭,他一口气吃了六 大碗,很可能还是不好意思才放下饭碗的。他说他已经有好几年没吃大米饭了。不 过他在这里种山,家里苞谷倒不缺,还不致于饿肚子。饭后他要求我们送给他大拇 指那么大一块盐巴,说是已经有三四个月没吃盐了,都是靠辣椒做菜吃。我们就把 从事务长那里领来的小半碗盐都送给了他。 这时候门外飘着鹅毛大雪,他的小儿子大约五六岁,居然赤条条一丝不挂地从 房间里走出来站在大门口看雪,连鞋袜也没有。我们以为他淘气,叫他快进屋,别 冻着。他爸爸说:这孩子从小到大从来没穿过衣服,也不怕冷。当时我们还不太相 信。就在孩子进房间开门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妻子坐在房间里的火塘旁边烤火, 身上的衣服全是窟窿,都能看见里面的皮肉。床上根本就没有被子褥子之类,只絮 着茅草。经我们动问,才知道他还有一个女儿,都十五六岁了,也和弟弟一样,从 小到大从来没穿过衣服。但是女儿到底大了,不好意思露面,所以一直躲在床上不 敢出来。 我们听了,大为感动,纷纷打开背包,把能抽出来的衣服尽量抽出来,送给他 们一家人。至少让她们母女先有一身可以遮羞的衣裤。 我一生所见过的穷人中,大概要算这一家是最穷的了。我当时奇怪并不解的是: 他家就在公路边,离县城也不算太远,就是乞讨求告,总也能讨到几件旧衣服穿, 何致于十几年来居然没让儿子女儿穿过一件衣服? 第二天我们继续往前走,所经过的村庄,所见到的村民,不论男女,几乎全都 穿的是带窟窿的衣服,有的简直是四面通风,根本不能御寒。可以想见,他们连打 补丁的破布也没有,所以衣服破了,只好让它破去,根本没办法补。 离开黔江到彭水,我们背包里除了两套换洗的衬衣衬裤之外,已经没有多余的 衣服了。 彭水县就在乌江旁边。这条江很特别,好像是地球的一道裂缝,两岸壁立如削, 江面并不太宽,但是深不可测。据当地居民说:国民党败兵在撤退的时候,把没有 汽油无法开走的几百辆军用大卡车都推进了江里,而站在岸上根本就看不见江底有 汽车。解放军进军西南,只在彭水打了一场大仗。我们是接管部队,离前面的作战 部队不过几天的路程。我们到达彭水的时候,彭水县城里的战火还没有熄灭,被国 民党烧着的房屋,还在冒着青烟。 过了彭水,到达涪陵,因为重庆已经解放,急等接管,再不能慢慢儿地走了, 就改为坐船,直驶重庆。 接管部队的人员,谁生病了,脚底下打泡不能走了,就留给当地政府,成了地 方干部。一路上我只在公安县附近感冒了几天,以后就没再病,所以我是一直坚持 到底的。 到达重庆,三分校第一期学员没有转入本科,就统统提前毕业了。六个月的预 科学习,除了“社会发展史”,我们学会的,主要是走路。 我们一共五十个人跟着大队政委温恩生去接管国民党的空军司令部,成立“西 南军政委员会航空处”。童克志分配到大门口当收发,永康人倪书分配到会计克。 我被分配到通信科,派到大坪去接管空军电台。后来西南航空处扩大为西南军区空 军司令部,迁到成都,我一直在通信科工作,直到1952年7 月转业回到上海。 原载《奋斗之路──二野军大三分校第一总队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