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存一念,逆境不逆 ──《括苍山恩仇记》写作前后 一、空前的畅销书 从一九八三年八月开始,中国青年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一部五卷本一百五十万字 的长篇历史小说:《括苍山恩仇记》。第一次印二十八万套,一月内售光,当年年 底即印第二次,又印了二十八万套,后来多次重印,前后共计印了七十多万套,是 八十年代最畅销的小说之一。 一九八三年九月,作者到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去签名售书,从上午九点到十一 点一刻,两个多小时内共售书两千三百多套,开创了该店作者签名售书以来的最高 记录。三楼的柜台内,作者低头挥笔疾书,四台电风扇对着他一人吹,依旧热得大 汗淋漓。才一个小时,书店的全部进书两千套眼看就要售完,而购书的读者,则从 三楼排到二楼,从二楼拐到一楼,大门外面,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经理当机立断, 立刻开车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去拉书,尽管那一天是星期日,中青发行部的同志还是 破例给书店发了货。书运到书店,柜台里的存书已经不多了,正好接上。但是作者 已经坚持不住,再不刹车,很有可能晕倒。经理再一次当机立断,宣布书已售完, 请读者明天再来…… 二、政策错误,身陷逆境 我就是《括苍山恩仇记》的作者。许多人都知道这部书畅销,却很少有人知道 这部书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和环境下写出来的。 我原在《光明日报》的《文字改革》双周刊当编辑。一九五七年的整风运动中, 我因提出党政分开、提倡人才交流与找职业自由、反对搞运动而呼吁健全法制等意 见,被错划为右派,送往劳改农场从事惩罚性劳动。直到一九七九年底,中央方才 承认是反右扩大化,是政策性错误。这一错,造成我身陷逆境长达二十三年之久。 这期间,经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饥饿、疾病、地震等等磨难,几次在鬼门关 外踯躅徘徊,终因人生任务没有完成而又蓦然回首。 《括苍山恩仇记》,就是在劳改农场的逆境中“排除万难”、三易其稿方才写 成的。至于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书,这事儿说起来话长,且听我慢慢儿道来。 三、劳改农场的休养队 刚被送到劳改农场的时候,回想自己十六岁半即参军,是个革命者,怎么痰迷 心窍,竟会走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道路?正所谓痛定思痛,痛心疾首, 一门心思,只想通过劳动脱胎换骨,彻底改变世界观,回到人民队伍中间来。 那时候,尽管我还不到而立之年,但因为当兵的时候常在风雨中行军,饥一顿 饱一顿,得了严重的胃病和关节炎,后来肺部又出现一个乒乓球大小的瘤子,小小 年纪,身体比老头子还羸弱。在收容所的四个月中,由于“态度端正,表现良好, 协助政府做了许多工作”,经公安局第五处副处长找我面谈鼓励之后,决定送我到 清河农场休养队休养。──这在当时是人人羡慕的难得的“恩宠”。 所谓“休养队”,是几座四面有铁丝网和深水沟作为隔离带的平房,大门口有 人守卫,不能自由进出,里面住着几百名病号,分肝炎组、疯子组、肺病组、关节 炎组……等等许多个组。我身兼数病,但以“肺瘤”为最严重,因此把我分到了 “肺病组”。队部则在大门外面,队长平时很少过问我们。圈子里面,虽然也有一 个医务所,但只有一个犯人医生,除了红汞、碘酒、A.P.C.之外,也没有什么药物, 根本谈不上“治疗”二字。一天两顿饭,每顿饭一人一个窝头、一块咸菜,比水略 稠的玉米面稀粥倒是不定量,饿极了,一人一顿能喝半脸盆。 这些都还在其次,最糟糕的是这些病员的精神面貌,大部分人一天到晚都躺在 炕上,除了开饭时间坐起来接一个窝头、两勺粥就在炕上吃之外,基本上不动窝儿。 尽管厕所不过十米远近,也懒得走,要小便,披着棉被站在门口就尿;要大便,出 门只走三步,蹲在墙根儿就拉。因此,不仅房间里面恶臭难闻,房间外面,也是臭 气熏天。由于没有理发员和热水,理发、洗澡似乎是外星人的生活,所有的人全都 是蓬头垢面,几个月、一年多不理发是常事。…… 这样的日子,与其说是“休养”,不如说是“等死”! 到休养队之前,对于劳改单位的“休养生活”尽管没有抱太大的幻想,但是绝 对想不到会是这个样子。我心里明白,如果我也在这里“休养”下去,不出半年, 非交待在这里不可! 四、老病号不愿休养 于是,我仅仅“休养”了三天,就主动找队长,要求编到生产队去出工。 这可是休养队从来也没有过的事情。大部分人都是没病装病,千方百计争取到 休养队休养,从而达到不劳动的目的。据说疯子组和关节炎组至少有一半以上的病 号就是装的。队长见我主动争取,很快就把我转到了生产队。 生产队的队长是个很善良的老头儿,他知道我是刚从休养队出来的,不严格要 求我完成定额。当时的生产任务是打苇子,定额每人每天一千斤。我实际上行走都 有困难,但为了改造自己,咬牙克服:我用一双旧胶鞋绑在膝盖上,在大苇塘里爬 着挥镰,一天居然也能打五百斤。经过一冬天的锻炼,也没吃任何药物, 身体奇 迹般地增强,胃病逐渐好转,膝关节也不像以前那样酸疼了。开春以后挖水渠做土 方,我这个从来没有摸过锹把的文弱书生,也去参加“甩方大比武”,而且以日产 33.3方的高效夺得了中队红旗,自己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种力量来自何处?答曰:来自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使自己脱胎换骨的信念。 当时我对党对毛泽东思想没有也不敢有任何怀疑,总觉得是自己错了,对不起党和 人民。改造自己,绝不是口头上说说,而是真心。原单位送我劳改,也不是不要我, 而是还要我。因为在送我劳改的那天,办公室主任谆谆嘱咐:要我在一年最多一年 半之后就回去工作。他连办公桌钥匙都不叫我交出,可见他并非故意哄我。到了劳 改农场以后,也不宣布刑期,而是强调“谁改造好了谁走人”。正因为如此,强烈 的信念,产生了动力,产生了奇迹。 五、他们失去了信念 但是,这个信念,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动摇了。特别是经过四年零三个月的 劳动改造,队长代表政府宣布摘除我的右派帽子,同时又宣布强迫性的“留场就业”, 而且是终身的(这等于再判一次无期徒刑), 于是原先坚如磐石般的信念彻底被 摧毁,“回原单位工作”的梦,也醒了。 这期间,与我有同样经历的人,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不怕罗索,各举一例: 第一种人是裴多菲的忠实信徒,崇尚“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走上了毁灭自己的 道路,或上吊,或赴水,寄希望于来世。有一个才华横溢的作曲家,为人极为厚道, 处处克己待人,从不见他与人争执。眼见前途暗淡,身怀绝技而无用武之地,更不 愿当一头会说话的牲口而苟活于世,于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留下了遗书,身背数 块砖头,用一根绳子一端拴在自己脚上,一端拴在一棵大树上,然后一头扎进了湖 底。第二天人们发现了他的遗书,按照他的指点到某棵树下一拽绳子,尸体就被拉 了上来,省却了难友们大冷天下水捞尸之苦;遗书中还因天寒地冻,掘坟困难而再 三道歉,阅者无不涔然泪下。 说实话,如果送我劳改的那天就宣布:要二十三年之后才放我,我肯定也会走 自杀这条路的。妙的是当时宣布“一年最多一年半”,希望莫大,再苦再累也愿意 忍受。于是我生活在“梦幻”之中。等到十年八年过去,却又觉得去死太不值得了, 因为那么多苦都受了,也许再坚持一下 ,就会感动上帝, 奇迹真会出现的。正 像北京人说的那样:三跪九拜都拜了,还在乎这一哆嗦吗? 第二种人既没自杀的勇气,也没自拔的能力,于是走上了沉沦的道路,以酒色 自欺。有一个原首都图书馆的干部,刚来农场的时候,西装笔挺,风度翩翩。摘了 右派帽子以后,有家归不得,烦恼解不开,误信了曹孟德“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的鬼话,原来点酒不沾的他,学会了“借酒浇愁”。尽管廉价的二锅头当时才一块 五毛钱一瓶,但他一个月二十七块钱的工资,也经不起每顿一二两、每月十几瓶的 “小饮”。于是料子衣服、呢子大衣,逐渐变成了醉里乾坤的资本,最后到了大冬 天的还穿着单衣的地步。真是既可怜,又可气! 还有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摘了帽子以后,空有抱负,用武无地,想想 “乐死只有信陵君”,于是学一个“寡人有疾”,把大半个月的工资,送到独守空 房的职工家属那里去换取一时之乐、片刻之欢。 第三种人算是最有反抗精神的。他们不愿把生命作粪土,鼓吹“自己的命运应 该由自己来掌握”,不顾危险,偷越国境,企图逃亡国外。结果有的在国境线上被 边防军开枪打断了腿,有的赶上运动被当作典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第四种人也是更多的人,则逆来顺受,得过且过,苦熬苦撑,等待皇恩浩荡, 大赦天下,即便不能重新起用,也落一个妻子儿女,阖家团聚。可惜的是天不假年, 许多人等不到那一天,就在饥饿和疾病的折磨下怀着最后的希望撒手西去了。 六、物尽其用,立志著书 我大概算是第五种人。我相信“人有主观能动性”,但也知道“胳膊拧不过大 腿”去。我相信“天生我材,必有其用”,但也颇有自知之明,掂过自己有几斤几 两。我对政府安排的“就业”,当然是不满意的。我的岗位不在农田,这十分明确。 政府一方面宣布我已经改造好,摘去了我的右派帽子,一方面又对我不放心,不敢 放手让我回原单位去工作。面对这样的矛盾,我采取的办法是:法定的八小时劳动 时间,我以每小时一角三分钱的价格出卖了(当时我的日工资是1.07元),八小时 以外,我要发挥我的主观能动性,干我自己的事情。 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句话 来说,就叫做:“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能力的地方和部门进军!”我小时候喜欢文 学,十五岁发表第一部长篇,别的本事没有,只会写书。但是小说属于“上层建筑 的意识形态”领域,尽管周围素材很多,但是“小说写罢无刊处,徒费精力和工夫”, 因此当时我选择的是没有阶级性的“纯科学”:写一部《浙江缙云方言研究》,编 一部《汉语世界语大词典》。──这些都是我在职时候就着手进行的工作,好在老 婆跟我离婚的时候,把未完稿和参考资料全都送到监狱里来,于是晚上和星期假日, 抄卡片,排词序,有得可干了。 转眼进入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从社会上革到 了劳改农场里来。尽管整整十年中我以谱写、教唱毛主席语录歌来参加运动实则逃 避运动,没有挨过一次斗,也没有批过一次别人,但是所有的藏书,除了雄文四卷 和宝书一册之外,全被没收或封存,继续研究已经失去了可能。再说,在“全国学 解放军”的口号下,劳改农场也实行生活军事化,行动集体化;为了“让毛泽东思 想统治每一秒钟”,连吃饭时间和工间休息都要静听宣传员读报,每晚的批斗会、 讲用会更是一天不停,即便资料都在,也无法继续写作了。 七、否定之否定,重新认识 “文革”初期,北京各中学大都开展过出身成份的大辩论,最后当然是红五类 子女获胜,结论则是“老子英雄儿好汉”。我以前是毛泽东思想的绝对崇拜者,即 便在“大鸣大放大发谬论”的一九五七年,也没敢怀疑过毛泽东思想。但是在“文 革”初期,见人们把这样荒谬绝伦的常识性错误,也称之为毛泽东思想,并且得到 江青的肯定,我开始怀疑了。接着八个样板戏和一本《金光大道》又全力宣传血统 论和“高大全英雄形象”,把文学艺术引导到公式化、概念化的道路上去,离开了 生活的真实,更谈不上艺术的真实,使我的怀疑进一步加深。但那时候我还只是怀 疑有人架空毛主席,是有人在“挟天子以令诸侯”,没有也不敢怀疑毛主席本人会 犯错误。直到国家主席和老总、老帅们相继被打倒,甚至在《党章》中规定了林彪 当毛主席的接班人,把一个政党变成了封建帮会,这才意识到确实是毛主席犯错误 了。道理也很简单:所有这些事情,如果毛主席不知道,他身为主席,有错;如果 他知道,他身为主席,有罪! 当然,这些想法,当时只能在头脑中默想,对谁也不能说出一字,不然,小命 儿早就交代了。 八、我要用小说来宣扬真理 从这时候开始,我在酝酿一部长篇小说,想用形象思维来反对血统论,来说明 “地主的子女不一定个个都坏,工农的子女不一定个个都好”这样一个极普通的真 理。哪怕扣我一个“利用小说反党”,也在所不计。 我以我所熟悉的家乡为故事背景,以我祖先的往事加上当地的一些传说故事为 创作素材,写一个小小的江南山村从清朝同治年间到“文化大革命”共一百年来的 沧海桑田、风云变幻:地主败落,儿孙变成贫农,参加土八路,成为革命派,在 “文革”中又被打倒;农民子女经商,成为富家子,土改中财产被瓜分一空,后来 继续经商,三起三落。总之,全篇突出一条主线:地主的后代不一定坏,工农的子 女不一定好;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血统地主”或“血统贫农”。 当时的环境,不可能让我坐下来安然书写,只好在头脑中构思情节。那时候一 切都强调集体化,电影也只有那么几部,哪怕你看过十几遍,还得排队去看。于是 乎批斗会也好,看电影也好,不管台上怎么热闹,我则有如老僧入定,脑子里闪现 的是我小说中的场面。如此反复构思,初步拟定了一个写作大纲,计划共写五部, 每部五卷,每卷四十万字,总计二十五卷一千万字。 这样巨大的写作计划,而且是在劳改农场里,听起来似乎很可笑也不现实,但 却的确这样定下来并这样做了。其前提是:反正我是终身劳改的,不妨终身写这一 部书,不求生前出版,只要像《红楼梦》那样死后三十年问世,于愿已足。 然而,像这样的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尽管第一卷的故事梗概已经构思 成熟,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一吐为快,也没有人和一部参考书可资参考。 九、乘虚而入,秘密写作 一直到了一九七四年,一鼓作气的“文化大革命”,似乎进入了“再而衰”的 阶段:批斗会不怎么开了,晚上的学习,也以读报为主;“抓革命”则落实在“促 生产”的行动上,出工虽然依旧排队,到了工地却允许各干各的。特别是当年我担 任稻田放水工作,一个人管理八十亩稻田,到了我的“管理区”,四周连一个人影 儿也看不见,给我造成了一个“秘密活动”的绝好良机。每天一早带上几个馒头或 窝头到工地,把畦口做好,把闸门拉开,让清水慢慢儿流进田里,盛夏的中午酷暑, 正好坐在林带的树荫凉底下写我的小说。──当然没有桌子,只能把卷烟纸放在大 腿上用只有我自己才认识的“狂草”鬼画符似的奋笔疾书。 这事儿当然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知道。万一泄露出去,抄走了我的稿子,随便一 分析,我就会吃不了兜着走,进学习班严管是最轻的,弄得不好,判徒刑、挨枪子 儿,都有可能。 十、绝处逢生,巧遇知音 一天,我正沉浸在自己编造的故事当中,低着脑袋只顾写写写,冷不防传来嘶 哑的一声:“写什么呐,这样认真?”我回头一看,不由得凉了半截儿:站在我背 后的,是中队宣传员赵植林。 劳改农场的中队宣传员,尽管也是我们同类,却是最最靠近政府的积极分子, 负责组织大批判、讲用会、出墙报、演节目等等“宣传口”的工作,当然是脱产的, 最多协助统计员做做丈量土方、过秤验收之类的事情。因此绝对是队里的红人、队 长的亲信。这个赵植林,来头更其大:是新中国第一批派往苏联莫斯科大学新闻系 深造的留学生。他能歌善舞,能写会算(上大学读的是数学系),回国后在交通部 工作。五七年没赶上当右派,却在六○年当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未判刑、劳 教,却也被送到劳改农场来“就业”了。 这可真是当场人赃俱获,要躲要藏,都已经来不及。我没想到横祸会来得这么 快。事机既然已经败露,我也不加隐瞒,直认我在写小说。──当然要在积极意义 上大做文章,说我描写的是清代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不料赵宣传员对此大感兴趣, 当时就把草稿拿过去看。可惜我的字迹太潦草了,无法卒读。我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有声有色地读给他听。那天我写的是师兄弟校场比武那一章,我读得唾沫星儿 四溅,眉飞色舞,他听得一节而三叹,频频点头,称赞不已,鼓励我好好儿写下去。 我不知他是真是假,赧颜相求,要他为我保密,他连说“放心,放心,这个我知道。” 从那以后,他倒是真的常常到我的责任区来看我的“下文”,而且以他莫大新闻系 的高造诣为我推敲字句,指点迷津。渐渐地我相信他不会故意害我了,就把自己的 写作计划约略向他透露一二。他听后也没讥笑我的不自量力,反而一再打气,表示 要帮助我完成预订的计划。果然,以后每逢星期假日,他就把我倒锁在放锣鼓、道 具、语录牌之类的仓库里。我架起一块语录牌来当桌子,开始把我在田边地角涂涂 改改潦潦草草写成的稿子加以誊清。到了晚上,则用一顶棉帽子把自制的土台灯罩 住,只留脸盆大一块亮光照在语录牌上,窗户外面,根本看不出屋子里有人。到了 冬天,仓库里没有火,冷得要命,就穿着大衣、戴着线手套写。一坐三四个小时, 往往站起来的时候,连路都不会走了,──脚冻僵了。 后来胆子越来越大:每天晚上的读报、讨论,只要指导员不坐镇,人们照例是 海阔天空地胡扯一气,照例由我在记录本上杜撰一篇冠冕堂皇的发言记录,反正指 导员的那点儿文化,也只能看看名字,并不真看内容。于是,两个小时的学习时间, 除了半个小时用来编造发言之外,其余时间,就都是我的“创作时间”了。外人看 起来,发言的很踊跃,记录的也很认真。 这些情况,班里的人当然都知道的。这就叫“瞒上不瞒下”。有几个对小说感 兴趣的,在保密的前提下,我写一章,他们看一章,成了我最早的读者。 有道是“天下没有不通风的篱笆”:我的秘密活动,有一个队长似乎是知道的。 他姓焦,名如棕,外号“焦大炮”。此人文化不高,性格粗鲁,脾气火暴,遇到不 如心的事情,张嘴就骂,动手就打,小流氓们特别怕他,对我却很客气,从来没有 给我看过脸色。据说他原来是中南海的机要通信员,经常来往于毛刘周朱之间。他 爱人则在收发室当收发。有一天两口子为什么事情戗戗了起来,他拔枪就给了老婆 一枪,打中了她的大腿。为此不但失去了老婆和党籍,也不许再在中南海呆下去了, 被发配到劳改农场来管劳改。早期的官儿比现在还大点儿,一次次发火吵架打人犯 错误,官儿也就越当越小。如今只落得当一个管生产的中队长,而他对于苹果、葡 萄的栽培管理,也还真有一套。 我说他也许知道我在写小说,是因为有一次他偶然地露了这么一句:“我这一 生经历过的事情,要是让你这个会写小说的写出来,准保比现在任何一部小说都生 动。”但我唯唯不置可否。你不挑明,我也不承认,省得自找麻烦。 唐山地震,农场死了五百多人,房屋倒了大半。我幸亏睡觉警醒,逃得快,如 果再慢十几秒钟,也被砸死在房间里了。这以后,大家都住在窝棚里,焦队长忽然 调我到远离居民点一里地之外的一个水泵房去看守、管理二十几亩大白菜。用农场 的话说,这是一宗“滋润活儿”,每隔若干天撒点儿化肥,合上电闸,让清水流进 菜地里,就什么也不用管了。其余时间,一个人住在水泵房里,只要不藏浪女人, 爱干什么干什么。这对我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于是这座四野无人的五平 方米小屋,在水泵上搭一块木板,就成了我的专用创作室,三更灯火五更鸡,一任 想象的小鸟儿在广阔的天地中自由地翱翔。 十一、形势逆转,带来生机 一九七六年国庆节前几天的一个深夜,村子里熄灯已经很久,我裹着大衣,缩 着脖子,还在一百多年前的浙南山村中徘徊踯躅,忽然门上响起了剥啄之声,把我 从遥远的括苍山脉拉回到渤海之滨。传说这个水泵房里历任看泵人都遇到过“旷女 夜奔”的故事,夜这么深了,刮着料峭的寒风,天上又没月亮,连我这个大男子汉 都不想迈出门外去,是那个浪女人有这么大的瘾头,出来找这罪受? 我凝神静听,厉声问:“是谁?”门外轻声回答:“是我!快开门!”阿弥陀 佛,是个男人。我一时听不清来者是谁,反正我没有仇家,没什么可害怕的,起来 开门一看,天爷,来的是赵植林!瞧那打扮:戴着皮帽子,两手紧紧裹着棉大衣, 下身穿的是秋裤,没穿袜子,却套着棉鞋。 他顾不得寒冷,进门第一句话就是:“有极不寻常的消息:刚才我听莫斯科电 台的俄语广播,说是中国发生了政变,江青被抓起来了!”我一愣,如堕五里雾中, 还有些将信将疑。他以宣传员特有的敏感分析说:“我注意了这几天的报纸,华国 锋的名字还有,江青的名字确实好几天不露了。如果老莫的消息准确,说明‘红色 恐怖万岁’的时代已经过去,对咱们是绝对有利的。”我一个人住在水泵房里,有 如隐居的高士,不看报纸,也不听广播,每天只和一百年前的古人对话,根本不知 道天下大事,只有听他分析的份儿。据他估计,江青一倒,“文革”中的革命派必 然也要下台,为了安定民心,阶级斗争的弦势必略为放松一些,来一个一张一弛, 文武之道。即便不能立即把所有的右派都放掉,至少我的书不必等我死后三十年再 出版了。他问我小说进行得怎么样了,能不能掐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来争取先出版第 一部? 我说第一部五卷共一百八十万字基本上已经杀青,但是还需要修改誊清。第一 二两卷八十万字,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可以独立成篇。他就劝我集中力量先修改誊 清第一二两卷,争取一炮打响。 这一夜我们谈到深夜两点,他方才兴冲冲地回村去了。倒好像这部书也是他的 心血与成果似的。 第二天我到他那里翻看了报纸,从将信将疑到半信半疑,接受了他的建议,果 然停止了继续创作,立即开始第一二两卷的修改和誊清。 修改工作刚刚开始,大白菜砍光了,焦队长忽然调我回村去当电工。劳改农场 有一句话,叫做“溜溜达达是电工”,当电工的,除了粮食进场脱粒需要日夜守在 机器旁边之外,平常日子,白天基本上没事,夜里哪家电灯灭了,找根电线接上, 只要会亮就得,等白天再来仔细修理。从此,我不但有了更加充足的时间,可以从 早到晚地全力修改稿子,而且火炉也有,桌子也有,再不用戴手套写字了。 十二、当头棒喝,好梦醒来成画饼 从九月下旬到十一月下旬,经过两个月的日夜奋战,八十万字的第一二两卷稿 子全部用恭楷誊清,寄给了浙江人民出版社。 这时候“四人帮”的案子早已经公开,举国欢腾,百废俱兴,出版界也正要有 所作为。而浙江是我的老家,小说的故事写的也是浙江,把稿子寄给浙江,虽不是 天经地义,至少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浙江人民出版社处理稿子可谓神速:一部八十万字的稿子,仅仅用了二十天时 间,估计至少经过三个人的审读,就给我写信来,通知我稿件通过,他们接受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也不再保密。难友们听说我朝于斯、夕于斯、苦心孤诣写 出的巨著有了出路,人人都为我高兴,纷纷前来祝贺。 但是没过三天,分场部的张场长忽然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去,脸上带着三分 轻蔑的讪笑,貌似和蔼地问:“听说你写了一部小说,是吧?”我理直气壮地点点 头:“有这么回事儿!”他的大嘴一撇:“你的保密工作做得还真不错嘛,怎么我 就一点儿都不知道呢?”我也轻蔑地笑笑:“那是您深居简出,从来不到下面去走 走,怎么会知道?中队的人,大都是知道的。”“写的是什么内容?”他嘻嘻一笑, 似乎颇感兴趣地问。 “是写清朝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我也微微一笑,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农民起义”,当然是积极的主题。他不知道怎么反驳我才好,迟疑了半天, 忽然迸出了一句:“你在清朝生活过吗?”我不由得真的笑起来了:“张场长,我 今年才四十四岁,怎么可能在清朝生活过呢?”这一回,他算是逮住了我的把柄, 得意地笑起来了:“既然你没在清朝生活过,那么你写的小说,岂不是主观主义的 作品吗?既然是主观主义的作品,我们党的基层组织,能让它出笼吗?告诉你,文 艺是党的事业,我们党的基层组织,是有权利严格把关的。再说,你的小说写完了, 也没给我们看,就偷偷儿地寄到了出版社去,这是,这是……违法的走私行为。现 在我代表政府和基层党组织正式通知你:你的稿子,我们不同意出版……”我心里 明白,一定是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外调公函”到了。那时候的逻辑:开除了党籍的 党员不算党员,但是摘了帽子的右派依旧是右派。我如果和“代表政府代表党”的 张场长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那是永远也说不到一块儿去的。 我什么也没说,就默默地离开了场长办公室。 一个多星期之后,稿子就从浙江退回来了。信中只有冷冰冰的两行: 吴越先生: 你的稿子经我们再次研究,决定不用了…… 十三、改换门庭,重找出路 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当然是很大的。尽管我也曾经有过“死后而志成”的决 心,那是指“红色恐怖”继续统治神州大地而言,如今拨乱反正了,似乎应该有我 们的出路了。我提前投稿并不为名为利,而是希图通过小说的出版达到离开劳改农 场走上“我的岗位”。小说出不了,意味着离开劳改农场的希望也破灭了。 老赵却比我更有决心。他分析说:出版社先来信表示原意接受这部稿子,说明 稿子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作者的身份。浙江人民出版社不敢出版这部稿子,是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出版过右派的稿子。姚雪垠就是个右派。中国青年出版社既然可 以出版他的作品,也就可以出版我的作品。他要我把稿件寄到中青去试试。 我又一次将信将疑地听从了他的话,于一九七七年四月间把稿子寄出。这一次, 干脆把话挑明了。我给中青社的编辑写了一封长达两万字的信,说明这部稿子的创 作经过以及自己的身份。出版与否,成败在此一举了。 一晃到了一九七九年底,我已经落实政策回到北京,但是稿子是否出版,还没 有得到答复。跑到中青社去问,老编辑黄伊同志接待了我。这才得知这部稿子在编 辑部绝对没有耽搁,组内的五位编辑已经全都看过,两人赞成出版,两人表示反对, 第五个编辑稿子虽然看了,却不表态,因为他马上就要调到《中国青年报》去,不 愿因他的偏颇而举足轻重。于是稿子搁浅了。黄伊同志说:他是另一个编辑组的, 是他主动把稿子接了过去,现在就等待更多的编辑发表意见了。 也难怪,中青社有史以来从没出版过这一类小说,要他们破天荒,谈何容易! 长话短说,在黄伊同志的努力之下,先后请十一位编辑看了这部稿子,得到了 大多数编辑的认可,特别是刚刚落实政策回社不久、也是“右派”的李庚同志详细 审读了稿子,并写出七千多字的审读意见,基本上肯定了作品的积极意义。于是, 这部稿子,在出版社经历了六年半的“旅游”,后经黄伊同志的努力,第一二两卷, 终于在一九八三年八月得以问世。 只是我的“五部二十五卷一千万字”计划,则被出版社所否定。原因是篇幅太 大,第一读者买不起,第二怕作者功力不足,驾驭不了这样的宏篇巨制。《括苍山 恩仇记》现在以五卷本结束,所以书中有许多伏笔,例如林炳的一妻一妾给他生的 一子一女,都不是他的亲骨血,后文有许多纠葛;再例如林炳的弟弟林焕,书中以 打城隍后逃亡日本告一段落,后文他参加同盟会,出任外交部副部长,重振家业等 等,属于“沧海桑田”、阶层变换的主题,就无法继续表现了。 此外,这部书的出版,是在“四人帮”刚刚被打倒不久,编辑们的脑子里,或 多或少受到过“四人帮”文艺理论的影响。第一二两卷的责任编辑是黄伊同志,他 年纪虽然比我还大,思想却不僵化,有一些观点,经书信往还,他不但同意了我的, 还把这些来往的信件发表在《编辑之友》杂志上,风格极高。但他编完了我的这两 卷书,就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了,后三卷的责任编辑换了文学编辑室的主任。此 公年纪比我小,是个老党员,工作十分忙,思想比较“左”,三四五卷共一百万字 的稿子,加工润饰了七八年之久,直到一二卷出书之后的第十年即一九九三才将五 卷全书出齐,而对于稿中不符合今天社会制度的故事内容,大笔一挥,统统删去。 因此,关于嘉兴“陆海空三军”(堂子、船娘、尼姑)妓院的描写,基本上被删除 了。一百多年前,“一子双祧”是浙江民俗,第四卷中写到主角吴本忠在嘉兴娶的 第二房老婆,也被迫改为“认干妹子”,以适应今天《婚姻法》中一夫一妻制的规 定。诸如此类,令人啼笑皆非。正因为如此,此书的版权没有授予中国青年出版社, 如果有机会,打算出一修订版,还此书以本来面目。 尽管如此,文学评论界还是认为:所有在“文革”期间写成的长篇小说,以 《括苍山恩仇记》沾染“四人帮”的帮八股为最少。原因无它,因为我在动笔之初, 就是反对帮八股、冲着帮八股来的。 从去年开始,我在创作一部《括苍山风云记》,实际上就是原计划中《括苍山 恩仇记》的第五部,历史背景从解放前十几年到解放后四十多年,地点依旧是浙南 山区小小的缙云县,人物也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反映的是半个多世纪来下层 社会的生活。全书计划写一百万字,已经完成七十万字,估计今年或明年可以完成。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