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子房(1)
北京市区也称四九城,以前管理京城治安的叫九门提督,早年间有个说法“富
西城、贵东城,穷崇文、烂宣武”。西城富商多,东城王府多,那一带的胡同多半
都带些贵气,院子也大多是前檐后脊、饿狮把门的,解放后迁到那一片的人也是有
些身份的。至于宣武、崇文则是明朝后期建的外城,基本上是旧时贫民窟,除了八
大胡同的红灯区是达官显贵经常光顾的场所外,没什么好去处。而居民大多是拉洋
车的苦力、卖艺的把势匠、以及小商小贩,要是住在城墙外又不是当地的菜农的话
基本上就属于盲流了。而大杂院也是崇文、宣武的特产,北城出现大杂院则是知青
返后的事了。解放后市民的居住格局虽然有所改观,但南北城收入和社会地位上的
差距一直存在,北城人一直把南城人看作半个乡巴佬。我们家就在南城,而且在护
城河外,如此算来就属于四分之三个乡巴佬了。
南北城的差距是历史造成的,但我们小时候还有一群家伙同样耷拉着眼角看人,
他们算不得正经北京人,却小母牛坐飞机,牛到天上去了。这些人是军队大院的子
弟,动不动就挥着军帽吓唬人的家伙,一般都是成群结伙的,打起架来成编制的上。
在我家附近就有这么个军队大院,大楼特气派,据说用料是修大会堂剩下的。那里
住的孩子一般都穿四个兜的军便服,把我们住的排子房叫鸽子窝,很少和我们交往,
打群架应该是我们唯一的交流方式了。
我家住的排子房规模相当大,方圆有几百米,人口密度更是高得出奇,少说也
有几千户人家。住在排子房里的大多是附近小工厂的工人、建筑公司的壮工,职业
最好的是第一排住的几家小学老师。老师家平时不太和我们走动,只有收水电费的
时候才打招呼,其他老师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大家最瞧不起任人不理的张老师,他
自己傲得像只猴,可儿子是傻子,大鼻涕总在腮帮子上挂着,忒儿搂起来跟抻面似
的特别恶心,我们都管他叫豆子。
其实傻人也有傻人的妙处,豆子人虽傻,可做起事来却非常执着,有股不撞南
墙不回头的狠劲儿。有一次我上学时看见他蹲在家门口洗衣服,拽着衣裳领子玩命
地搓。可放学回来人家还没洗完呢,最可笑的是那个衣领子已经搓出窟窿来了。小
时候我们变着法地叫豆子为我们干活儿,什么洗袜子、跑腿儿、买东西、给二头家
的狗望风(那阵子流行打狗队),这傻家伙兢兢业业,比劳模自觉多了。有一次玻
璃球滚到臭水沟里去了,我们便找豆子来摸,他脱鞋就下去摸,结果一口气摸上来
三个球,其实我们只丢了一个。
狼骚儿家就在前排,他爸爸是锅炉工,鼻子边总有一道黑印。每到冬天他爸爸
就会用自行车往家里驮烟煤块儿,街坊们没煤了就会到他们家去搬。单位的烟煤没
掺土,蓝火苗半尺高,烧的时间还特别长。为这事我的父辈们没少和煤厂工作的街
坊们拌嘴,他们说掺土是国家规定,要不蜂窝煤做不出来。大人们可不管那一套,
有几个聪明便放出风来,五分钱收购一大块烟煤,于是到煤场去偷煤成了胡同孩子
们冬天的一项游戏。本来我和狼骚儿并不是很熟,但上学后我们在一个班,街里街
坊的不久便混得很瓷了。狼骚儿除了尿炕外也没别的大毛病,这小子鬼点子挺多,
放屁都带调儿。
二头家比较远,与我们那趟街足足隔了四五排房子。我爸爸说他们家根儿上可
能跟水泊梁山有点儿关系,几乎每代人都会被判上一、两个。二头的父亲倒是个老
实人,见了人不笑不说话,可他弟弟大竿儿却是我们这一带最出名的痞子。据说他
的成名作是在沙子口和丰台铁路局宿舍的一伙子弟约架,大竿儿挨了三管儿叉还在
浴血奋战,对头被他的声势吓晕,当时就认栽了。那回大竿儿身上缝了三十多针,
人家根本不稀罕到医院去拆线,几天后自己拿着把剪子就把线头剪了。后来他夏天
光着膀子在街上走,我们都以为这家伙养了条蜈蚣呢。二头是老二,家里还有一兄
一妹,爹亲叔大,三个孩子的性格都随了大竿儿,没一个踏实的。他哥哥大头四岁
时就拿煤球把同伴的脑袋打漏了,妹妹卫宁虽然长得文静,可说起话来像喝了镪水,
二头本人就更别提了。.
二头家是这一带的刺头,警察想起他们家来头都疼,可他们和我家的关系不错,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亲戚呢。其实这事多少有些无奈,压缩定量那几年我奶奶接
济给他家十斤白面,从此他们便认准了我家是好人,逢年过节肯定提着点心匣子来
做客。到了我们这一辈儿,都成了发小儿,关系就更不一般了。有一段时间,二头
的爸爸老出差,二头就跟粘在我们家似的,吃喝不算,一高兴就和我睡在一张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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