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曲副司令从外地开完会回来,直接去了军分区机关。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待 阅的红头文件和需要处理的文字报告。坐在宽大的皮质转椅上,曲副司令从公文包 中取出一副老花眼镜,全神贯注地翻阅起来,并不时地抓起一支红蓝铅笔,在上面 勾画着什么。 这时,祝秘书走进办公室,神色慌张地说:“曲司令,刚才宁阿姨打来电话说, 曲宁这个礼拜没有回家。我刚去过他们学校,他这几天也没到校上课,您看?......” 曲副司令沉思了片刻,然后平静地说:“我看曲宁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对我的 儿子充满信心。” “那您还有什么吩咐吗?”祝秘书谨慎地问。 “你去忙你的吧。”曲副司令朝他挥了挥手。 曲副司令结婚后,直到36岁时才有了曲宁,他那时是一个驻扎在边远地区的步 兵团团长。曲宁3 岁时,他独自把儿子接到部队,把夫人留在了山东老家。从那时 开始,曲团长每天提前1 小时起床,然后叫醒曲宁,带着他在部队操场跑操。3 岁 的小孩子,每天清晨要绕着大操场跑上3 周。 曲宁还记得有一年的冬天,他摔倒在结着坚冰的跑道上,父亲用一只有力的大 手将他提起,唬着脸说:“你还得给老子跑。”跑完2500米后,父亲送他回家,然 后,再由公务员送到八一幼儿园。在铺天盖地的两排白杨树的掩映下,他每天跟在 公务员叔叔的后面,迎面又总能看见父亲跑在部队出操的前头,步伐总是那么铿锵 有力。那时,父亲就像一座时钟。他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重复时钟一样的刻板和 准确。 他开始来回数着道路两旁的白杨树。当他把这些人工植入的数字了然于心的时 候,就知道自己的将来,也将重复父亲一样的刻板和准确。在回家的路上,他会盯 着一片离开树枝的叶子发愣,那是一片奔跑的树叶子,而不是一只飞翔的小鸟。可 有了父亲,在更远的高处,他想成为一片奔跑的树叶子都不可能。 6 岁生日那天,曲团长全副武装,把曲宁往吉普车中一塞,然后亲自驾车到了 一个很远的镇上。下车后,曲团长看了看手表,说:“现在是上午8 点,如果你有 种的话,就在中午12点之前自己回家;如果没种,你现在就可以跟我上车。”曲宁 偏着小脑袋想了半天,他对父亲说:“我可以。”到了中午,曲宁准时回到了家中, 那段路程,就是后来他上小学每天必走的路程,也不过10余公里,曲宁则整整走了 4个小时。 曲团长抱起曲宁一双磨出血泡的小脚,亲自为他上了药水,然后送给他一支钢 笔。父亲说:“你现在可以练习写钢笔字了。不过,你不能把墨水弄在小手上,每 天晚上我会检查的。”这是他第一次得到父亲的礼物,但他觉得他只是得到了一份 苛求,因为他那时连铅笔字都不会写。曲宁对这个威严的父亲,萌生了一种说不出 的恨意。 曲副司令处理完手头的文件,晚上下班回到家里,大致了解了曲宁失踪的经过。 夫人说:“一点先兆也没有,不会是被人绑架了吧?”说完,就嘤嘤地哭了起来。 曲副司令感到问题有些严重,一个电话,就把祝秘书叫了过来。祝秘书说: “我这就去学校,看他现在有没有回寝室?” 先旗和艾米早出晚归,忙得没有时间顾及果果。果果当然也不介意被他们冷落, 况且,她来武汉还有自己的事情。每天风风火火,神神秘秘的,不等先旗和艾米起 床,她就一头钻进了楼下的出租车,消失在武汉的街头。先旗和艾米也懒得去询问 她的踪迹,撒野撒累了,她自然会想到回来,即使不回来,她也不会委屈了自己。 与果果不同,先旗和艾米似乎都是责任感很强的人。说不清楚,这种责任是对 自己,还是对对方,仿佛宿命似的,要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什么,承受什么。白天, 先旗和一帮朋友练琴,晚上去乐队参加演出,但从不在外过夜,也不喝酒,生活得 极其规律;艾米则心甘情愿地早九晚五,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美术设计,她要用那些 自己一点也不感兴趣的图纸,为先旗换取每月一笔不菲的医药费。先旗也不再为自 己的病自责了,他觉得自己的健康就是意味着艾米的幸福。 从2001年元旦到现在,先旗和艾米来武汉已有大半年时间。除北京之外,他们 在这座城市呆的时间比在任何一座城市呆的时间都要长,因为先旗与“愤怒的狗眼”、 “武汉朋克”这两个词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因为艾米又与先旗联系在了一起。 “武汉朋克”是一个地下乐队集合,“愤怒的狗眼”是先旗加盟乐队的名称。 他们有一个叫容浩的经纪人,一个留着披肩长发、帅气十足的家伙。在过去的大半 年里,他们游走于武汉的酒吧和大学,在居仁门、东湖新村、八一路地下室、华师 的BOYSTOYBAR,容浩带着他们4 个兄弟张着大嘴,唱着把人震晕的歌。他们是吉他 兼主唱先旗、贝司手江小扬、键盘手刘汉生、鼓手陈曦。除容浩和先旗外,江小扬、 陈曦是来自两个不同大学的在校生,刘汉生则是本地歌舞团的一名走穴演员。 多少次,先旗从演唱现场赶回租住的小屋,总要轻轻地抚摸那个骷髅,总要在 下半夜去吻艾米的脖子,然后把她弄醒,抱着她开始音乐与美术的对话。他说,正 是在武汉,我彻底接受了“朋克”这个词和它包括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