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政府的恐惧感和来自民间的恐惧感 任何一个社会如果被称为一个好的社会,生活在其中的公民应当有较少的恐惧 感和较多的自由感。恐惧感越少,自由感越多,这个社会就越好。 而恐惧感又分为来自民间的恐惧感和来自政府的恐惧感,总的恐惧感是这二者 之和。因此,评价一个社会的恐惧感也应当是二者之和。 而美国的所谓人权理论则有很大的欺骗性。在美国,有钱人控制着政府,然后 让政府做好人(我这里指的是对内),而一切坏事,有钱人都通过民间的手段进行, 比如通过控制的传媒煽动种族仇恨,引发种族冲突。这样一来,什么暗杀,绑架, 种族歧视,种族仇杀等案件不断,都怪不到政府头上,政府永远是好人。所以,美 国的人权报告是不提民间对人权的侵犯的。比如印尼的对华人施暴的行为,因为是 来自民间,而政府是谴责此事的,还煞有介事地搞了个调查委员会,照美国的看法, 印尼的人权纪录就叫很好了。 来自政府的恐惧感又分两种,一种是政府在政策上就是迫害人的,比如中国当 年的反右,比如南非当年的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比如美国当年的麦卡锡主义。一种 是政府在公开政策和法律上没有什么错,而下层工作人员违法造成的。比如中国和 美国都有下层的警察违法侵犯人权的事例。美国的宪法写得很漂亮,可是对黑人的 种族歧视直到六十年代还很严重,黑人不能与白人同乘一辆车,同上一所学。美国 去年的谋杀案中有一半是种族仇杀。 而美国对他国的人权报告经常将他国的政策性的侵犯人权和非政策性的侵犯人 权混在一起进行指责,却对它本国的人权状况闭口不提,其实不过是想借人权问题 干涉别国内政而已。 再谈自由。通常一个社会的自由越多越好。但通常来讲,来自民间的恐惧感是 随着自由的增加而增加的。那么为了降低来自民间的恐惧感,政府有时会采取一定 的限制自由的措施,是会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拥护的。 打个比方,如果一条街每到晚上就充满各种暴力案件,每天的流氓斗欧就死伤 几十人,那么政府就有可能实行宵禁。这样政府就限制了人民晚上外出的自由。这 时如果有人抗议政府限制自己的自由,硬要晚上出来活动,那么就可能被捕。更何 况抗议的人往往是希望晚上出来犯案的人。再打个比方,如果一国的足球联赛,每 场比赛都演变成球迷之间的斗殴,且死伤数百人,政府被迫禁止足球比赛,但这样 就剥夺了人们踢球的权利和看球的权利。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的自由越来越增加,来自民间的恐惧感也越来越 大,表现为刑事案件急剧上升。比如各私营厂老板进行的侵犯员工合法权益的案件 层出不穷,但这些侵权美国政府是不管的,他们就管他们关心的能够颠覆中国政府 的那几个宝贝。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新闻在逐步放开。在新闻放开之前,主要是来自政府 的恐惧感,如四人帮的打棍子扣帽子。而在开放的过程中,来自民间的侵权就开始 增加。比如这些年艺术家,裁判等对报纸的诽谤罪的起诉案就急剧增加。这还只是 开放到对艺术家等名人的报道,如果开放到对民族问题的报道自由,势必引起民族 冲突和流血事件的增加。而开放到象此论坛一样对台独问题和反台独问题的自由讨 论,从这个论坛上就可看出,势必导致两岸的战争。 所以,新闻开放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是一个最优控制的问题,如果完全不开放, 则人民的自由受到很大限制,人民不开心。而完全开放,则来自民间的恐惧感增加, 人民也不开心,因此是寻找这样一个控制尺度,在恐惧感不太大的情况下尽量放开 新闻。但除非有正确的控制论的数学模型,能够根据庞特里亚金的极大值原理算出 最优的控制,否则只能用瞎子爬山法(数学家华罗庚先生提出的寻找最优点的步骤) 慢慢查找,或者叫做摸着石头过河。 结社自由也是一样,先开放一些非政治性或者半政治性小范围小地区的社会团 体,看看会不会有大规模的武斗和流血事件发生,如果发生了,则再行禁止。如果 没有发生,能做到良性运转,那么将社会团体的范围扩大,比如原来只能是一个乡 内,后来发展到一个县内,等等。如果发生问题,则进行禁止。禁止的目的是为了 减少来自民间的恐惧感。 总之,就是个社会大系统的控制论问题,在恐惧感和自由度之间寻找最佳控制 点的问题。如果象俄罗斯那样哗啦一下放开,一下子人人都有最大的自由,则正如 后来的事实表示的那样,来自民间的恐惧感急剧增加,各族之间的仇恨也急剧增加。 人民并不是上帝而是小孩,需要用哄小孩的态度来对待人民。比如一个幼儿园 阿姨带小孩,如果给小孩太多自由,比如让小孩自由地上街乱跑,玩火,玩枪,那 么危险性就增加,这个阿姨就是不负责任。但如果给小孩太少自由,比如全部关起 来或者捆起来,那么小孩没有自由也不开心,这个阿姨也是不负责任。在危险和自 由之间需要寻找最优点。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神圣",什么"天赋",什么"生来就有"的神学问题,而是大 系统的控制论的问题。 ------------------------------------------------- 经作者授权,亦凡公益图书馆独家推出,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