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历史 不知为什么,最近我时常想起那些俄罗斯文学家,例如托尔斯泰,例如契柯夫, 例如索尔仁尼琴。而让我一再想起他们的,是他们所遭遇的苦难,以及他们在苦难 中和苦难后的表现。 在回忆录《牛犊鼻橡树》里,索尔仁尼琴叙述了他的创作心态。虽然多年的监 狱和劳改生活使他明白:“不仅不会有人出版我的作品,就连一行字也需要我付出 头颅为代价”,他却仍然“没有迟疑、没有矛盾地领略到了为真理而忧心如焚的现 代俄国作家的命运:写作的目的,只是在于不忘怀这一切,指望有朝一日为后代人 知晓。”他也坚定不移地相信:“我的工作不会是徒劳的,我的作品矛头所向的那 些人终于会垮下去;我的作品如肉眼看不到的潜流,奉献给另一些人,而这些人终 将觉醒。” 于是,在劳改营,在流放地,在普通教师繁重的工作之余,他不停地写着,凭 记忆背熟,为尽可能缩小作品的体积,忍痛把所有原稿烧掉,只留下定稿。就这样, 他先后完成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第一圈》和《古拉格群岛》 等数十部长篇文学作品,并于一九六二年获得诺贝尔奖。 类似的创作经历在俄国作家中并非仅此一人。除了《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 捷尔纳克外,还有沙皇时代著名的普希金,和罕为人知的恰达耶夫。也许正是因为 俄国总是有着全欧最艰苦的创作环境,其作家的行为才最能揭示出欧洲文学家们强 烈的创作欲望。这种欲望,使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近乎本能地要描述周围的一切, 要为身边的历史留下些记忆的材料,他们也进行哲学思考,但他们似乎总会不由自 主地相信:别人和后来者能够更准确更全面地把握历史中的教训和真理。 然而,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文人,即使是在苦难中和苦难后,也常常是一派 敦厚,看不到什么火气。半个多世纪的天灾人祸,虽然也产生了《阿Q 正传》《骆 驼祥子》《围城》等传世佳作,却大多都是含蓄优美的城乡故事,是轻颦浅笑的调 侃嘲弄,很少直接反映战争和饥荒的残酷现实,也几乎没有激昂与奋争的宏大悲剧。 十年浩劫之后,大难不死的老一代知名作家,也只写些痛悔与笑骂的随感杂谈,而 罕见振聋发聩的嚎啕和怒吼。年轻一代呢,则在喧嚣一时的伤痕文学中抽泣抱怨了 一阵,又迅速作鸟兽散,散入言情,怀古、趣雅,虚幻,和现代的朦胧里去。 他们不能写么?不是,一本《顾准日记》便足以证明压迫者的力量并不如何强 大,只要真的想写,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他们写不好么?也不是,中国文学的水准 素来极高,很多作品与作家不是都有夺取诺贝尔文学奖的资格吗? 然而他们不写。所以中国的“历史”常常莫名其妙地湮没,甚至消失。虽然中 国素以历史学家众多,历史研究发达而著称,但大多数历史学者,总喜欢“借古喻 今”而不肯直面当今,总要把目光放得十分久远,放在一百年以前的秦汉唐宋元明 清,而不肯象法国的雷蒙·阿隆那样,做一个“介入的旁观者”。 对外人和后人,尤其是那些想从湮没与消失的“历史”中吸取某些教训的外人 和后人而言,当事人的“作而不述”,甚至连“作”也不作,无疑是对真实历史的 一种背叛。他们没有说谎,但他们的无言,却正装饰了谎言。于是,历史,成了他 们温良恭谦让的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