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思文人相轻丑陋现象的渊源 古时候学问人称“士”,而“士”又通“仕”,于是,做官便成了“士”的追 求的目标。这就是做学问的最初动机。有了这个动机,便开始了学问与政治之间千 丝万缕的关系。所谓“仕途险恶”,说明中国历代的学问人既有灿烂的前程,也有 悲惨的遭遇。纵观历史,悲惨之处往往是文人之间互相争夺有限的生存空间而自相 残杀的结果。 本文试图从先秦历史追述揭示其本源。 这种现象的起因是学问成了商品或者说资本。在先秦,自然科学和玄学大体上 来讲,被认为是雕虫小技,摆不上台面的。两千多年前,当古希腊人在研究物质世 界的客观规律、古印度人在研究魂灵与神明时,中国的学问人便已经开始在思考治 国之道,包括政治、社会和伦理。先秦之世,群雄争霸。时值弃“大同”而“家天 下”后,天下显露“离心”弊端的顶峰之时。各路诸侯为顺应变动,纷纷谋求变法, 为学问成为商品和武器提供了市场。各家均主张“学以致用”,这里“用”的实质 便是为诸侯君王所欣赏。各家巨子无不奔走游说、阐述自家学说,这就像是推销商 品。推销学说的同时,还推销自己。无非就是希望君王诸侯能接纳自己的学说,从 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生活水平。首先表现为务实之法家大兴:李悝、公孙连、 吴起、商鞅、申不害、邹忌分事魏、赵、楚、秦、韩、齐。虽见识各有千秋,然均 为政学、治术。上述多人都在变革的同时成名就列,得益非浅。其中齐邹忌、秦商 鞅的作用犹为显著,使所事之国一度成为东西两强。与此同时,儒、墨、道等各家 也纷纷出动,竭力推销。由于机缘(市场)有限,各家巨子在推销的同时还互相问 难、进行辩驳,是为“相轻”之始也。故,其时之文人,无不练得伶牙俐齿,均为 口若悬河之雄辩大家。如言拙口吃之韩非,实属特例。自此,学问的商品性质发挥 到了极至。往往一介布衣之说,若能得君侯垂青,便可影响整整一国,成名就列。 是为后世文人所津津乐道。然,文人自相残杀之史也拉开了序幕。 此现象之发端者,乃儒、墨显学之争,墨出于儒而后反儒,竭力与儒家唱反调。 两派一度得王宠,后儒家一贯主张仁政德政,不合争霸富国强兵之时宜;墨家后期 走向自然科学的“雕虫小技”之学,均曾郁郁不得志。老聃创立的道家,传到此世 为适应商品化,内部搏杀分化,发展出一个足以与儒墨显学相抗衡的学派,那就是 所谓的黄老之学——稷下道家。除此之外的阴阳、名、农、纵横、杂、小说六家均 因以“雕虫小技”为长而不登主流之列,即使争鸣,也只一个回合便头破血流。春 秋之时,战争犹如演戏,颇有艺术气息,双方注重礼节,往往一日便了。到了战国 时代,便成了现代战争般的残忍。文坛亦是如此,先是交流、探讨,发展到你死我 活、性命攸关。韩非之学虽成日后大秦“官学”,却遭李斯谗害,追求仕途却丢了 性命便是一例。“学以致用”的理想是美好的,然而,能否“用”是要付出代价, 此后,除元、清蛮寇治下不论,秦焚万书、汉黜百家、魏晋畸礼兴玄、大唐佛学与 儒道时溶时斥、北宋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尊儒、南宋禁锢朱熹理学、明 朝理学革命遭难、东林兴衰。除天子好恶外,都有文人相互责难、手足相残因素在 其中。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文人的另一种姿态,那便是“归隐”.这种姿态的表象,通常 是标榜洁身自好、保持正直的人格和气节。其实不难看出,尚“归隐”之士多为落 魄文人,自叹怀才不遇者,也就是说在以学问为资本的竞争中落败了的。比方庄周, 明知自家学说不可能为当时踌躇满志的诸霸所用,便归隐了,归隐了还要到处与人 辩论。这中间隐约流露出与“主流”的强烈不满、不同政见,或者说是鄙夷主流学 说。至少是不合作态度。 新近西洋新学大兴,传统的“文人”概念仅仅专指从事历史文学研究的人了。 主流新学中无论是以前的“主义”还是最近的“第一生产力”之自然科学技术,文 人似乎离政治越来越远了去。然而那个丑陋的传统是否还在被无谓地延续着呢?当 今之世,再去承袭那个恶习,何苦来哉! 2000-01-11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