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理与现实的对立(中) ——从天赋人权与人赋人权说起 学术界德高望重的前辈何兆武大师在《天赋人权与人赋人权》(载《读书》九 四年第八期)一文中曾对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进行了探讨。在文中,何老将卢 梭的自由观与伯克的自由观作了比较,认为卢梭的自由观是天赋人权论,是非历史 的思维方式的产物;而柏克的自由观是人赋人权论,是历史的思维方式的产物。最 后的结论是两种思维方式都不可偏废,“假如能同时对这两种观点兼收并蓄的话, 那或许就更能丰富我们所接受的思想文化遗产”。何老的分析极为精辟,结论极为 公允,态度极为明智与诚实,客观与公正,对我前文观点的形成有极大的启发。时 隔四年,经过苦苦思索,略有心得;不揣微末,班门弄斧,亦抛砖引玉之意。 我认为,卢梭的自由观其实是唯理主义与激进主义的自由主义,而柏克的自由 观是经验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与其说他们各自使用非历史与历史的思维方 式,不如说他们各自在使用演绎法与归纳法更为准确。卢梭的一切观点都是从“人 生而自由”这个无法得到证明的、绝对的前提推理出来的,而柏克是对英国的自由 传统作了一番归纳才得出了自己的观点。 当然,即使将非历史与历史的思维方式用演绎法与归纳法代替,何老的结论还 是成立的——人类应该同时具备两种思维方式,才不至于在观察与改造世界以及继 承前人的文化遗产方面有所偏颇。 这是因为归纳法是人类观察现实世界唯一可靠与确实的方法,归纳法得出的结 论是或然的,它说明了现实世界的奥秘是无限的,而人类所知永远都是有限的。演 绎法则是人类组织理念世界,进行说理的必备的方法。因为人脑装不下具体的事物, 只能装下抽象的观念,只能用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来模拟具体事物之间的客观规律 的联系。演绎法的最大用处就是迫使理论体系“保持逻辑的一惯性,而这是一切认 真的科学所必须具备的东西”(《顾准文集》252 页)。演绎法并不能解决实际问 题,也常常出现误导。这种有局限的演绎法表明了人类理性本身的局限。人类只有 同时具备这两种思维方式,才会明白自己的所知是有限的,理性是不完善的,才不 会犯下那种全知全能,永远正确的毛病! 何老在文中抨击了历史的思维方式的种种表现,并举了当年追索古希腊科学家 毕达哥拉斯的阶级成分的事例。在我看来,其实这不能归罪于历史的思维方式,这 是泛政治化思维的一种表现。这种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将纷繁复杂的历史简化成为 两类你死我活的阶级永远斗争的过程,并且认定一类是绝对进步的,另一类是绝对 反动的。一切人都必须归到这两类对立的阶级阵营当中,并且根据其所属的阵营的 性质判断其言行的正确与否,完全不考虑言行本身的是非曲直以及现实环境的复杂 性,其实这才是真正的非历史的思维方式!严格的说来,这牵涉到的是学术规范的 问题,即学术研究的大门对于任何人都是敞开的,不管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持何种道 德政治信仰与生活方式,当他提出一个学术理论时,你只能根据这个理论本身的是 非曲直以及它是否与客观规律相符来判断其是否正确,而不得追究其人的政治道德 信仰与生活方式。理论是否正确与这些表现无必然的联系,其实这是学术独立与中 立的原则。何老还举了阿基米德的例子,说那个著名的澡堂裸奔事件无助于对浮体 定律的理解。话并无不妥,但仔细想想还是有偏颇之处。这个故事虽然对我们理解 浮体定律本身无帮助,但至少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个定律是在实验或者类似试验的 条件下发现的。如果某一天历史学家或理论家都向我们宣布,阿基米德只是在背诵 了《叙拉古历代僭主语录》或每天到宙斯神庙早请示,晚汇报后才研究出浮体定律 的,我们至少可以断定这是一派胡言! 何老认为,应该“把历史的思维方式还给历史,把非历史的思维方式还给道理”。 我认为在这里应加以补充说明,道理作为人类实践与思维的总结,它的发展与人类 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不能排斥在历史之外。所有的历史尤其是科学史、思维史即 道理的历史都在告诉我们:人类活动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犯错误及不断从错误中学 习进步的曲折反复的进程。科学研究本身也从孤立、静止地研究客观世界到从发生 发展的过程、从人类的思维方式对客观世界的作用过程即从科学史与思维史方面来 研究客观世界了。欧氏几何之后有非欧几何,牛顿力学之后有量子力学,绝对时空 观之后又狭义与广义相对论。历史使人明智——人类的知识与理性都是有限的、不 完备的、是不断在犯错误的,是需要不断学习与总结经验的。(见《顾准文集》416 —419 页) 何老认为追求真理主要靠非历史的思维方式。我认为这句话容易引起理解上的 混乱,令人联想起演绎法至上的唯理主义。作善意的理解,何老所指的应该是一种 严谨、纯粹的学术态度,即人们应该全身心的追求客观真理,要区分哪些是真理本 身,哪些是真理的知识背景与历史背景,两者之间不可混淆,客观真理的存在不因 人类的具体行为而改变。 何老最后在文中用“纯粹理性”、“实践理性”与“判断理性”囊括了人类精 神活动的全部领域,欧氏几何、人权观念与艺术欣赏无所不包,并且认为它们都依 靠非历史的思维方式来获得与领会。我认为何老此举有欠妥当。首先,这有滥用理 性之嫌。认为理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的观点与态度。其 次,这又违背了理性,将纯数学、纯逻辑中的规则无条件、无根据地移植到了伦理 信仰与艺术欣赏的领域之中。 关于“纯粹理性”(何老指的欧氏几何)的问题,顾准指出,演绎逻辑——三 段论法在数学中运用得最多,而实验科学根本上是使用观察与归纳的方法(见《顾 准文集》248 页)。 关于“实践理性”(人权)的问题,罗素早就说过,“对伦理问题无法作科学 辩护”。人权问题与思维方式关系不大,唯理主义的自由主义与经验主义的保守主 义都赞成维护个人自由;但是跟信仰有必然联系,唯理主义的基督教与经验主义 (不成系统)的中国儒家都反对个人自由。 关于“判断理性”(艺术欣赏)的问题,我认为这更加与理性无关。艺术创作 与欣赏体现的是人的艺术品位、修养与见识。创作艺术时,创作者可以投入无限的 想象力;欣赏艺术时,欣赏者也可投入无限的想象力。他们的体会与感受千差万别, 试图以特定思维方式来说明与概括这一切是绝对不可能的。 其实在一切人类精神活动领域内的争论,明智与诚实、公正与合理的态度就是 以承认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而告终。试图以某种思维方式或某种信条来 垄断真理的讲坛,最终将丧失一切真理。 我私心揣度,何老在此的偏颇之处在于,他认为客观真理为什么只有在自然科 学范围内是有效的,而在人类社会的领域内未必如此呢?于是乎认为这是受了历史 的思维方式的干扰所致。 其实这种疑问由来已久,法国实证主义思想家孔德有言“既然在化学和生物学 中我们不允许有自由思想存在,那么为什么在道德与政治中,我们就允许它的存在?” (转引自《公共论从》第二辑,《两种自由概念》伯林)这类疑问的根源其实就在 于忽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差别。 在自然科学的领域内,人类的任何思想都不可能改变客观现实与客观规律。不 管你出于什么信仰,有何思维方式,最终都只能通过观察、归纳与试验才能够得出 正确的结论。当“地心说”成为神圣的教条时,地球照样围绕太阳旋转。伟大、光 荣、正确、战无不胜的罗马教廷可以把布鲁诺送上火刑架,可以强迫伽利略低头认 罪,但不可能命令太阳围绕地球旋转。 当年苏联大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时,全体苏联人包括批评者在内都是这 个规律的产物,并没有脱胎换骨变成米丘林—李森科规律的产物。 当年纳粹德国赶尽杀绝犹太科学家,声称要建立纯粹的德意志民族的科学体系, 但德国科学到底与犹太科学有何不同就只有希特勒本人才知道了。纳粹造原子弹时, 其原理还不是根据犹太佬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式,决不会根据《我的奋斗》的哲学 精神!这说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发挥作用不受人类的干扰,不在乎人类唱高调说歪 理,这就是最大的现实! 但是当苏联人大批市场经济规律时,他们似乎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成功地建立 起了一个不依赖市场经济规律的乌托邦经济体系。虽然在最后一刻,他们终于不能 再忍受下去了,客观规律显示了它不可战胜的威力,但这个乌托邦经济体系在它存 在的七十多年里,似乎是绝对正确与绝对可行的,只要人们愿意继续忍受下去,它 似乎可以永远存在下去。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是通过人类的活动来体现 的,它发挥作用的过程就是人类实践的过程,也就是人类的历史。它是否能顺利发 挥作用有赖于人们对它认识与尊重的程度,并且它能否被认识也取决于人们对它持 相信还是否定的态度。 当人们越是对客观规律持一种尊重的态度,并且努力从各种实践中去认识它、 顺应它,成功的经验就越多,并且更有助于确立这种尊重的态度,所谓有成功的历 史为证。 当人们越是对客观规律持某种蔑视态度,迷信说理,努力去追求形形色色的乌 托邦时,失败的教训就越多,就更加无助于人们确立对历史与对客观规律的尊重态 度。而且这些反面的教训不一定就使人们回心转意去尊重客观规律,因为人们对灾 难有一定的承受能力,对未来怀有极大的希望,这往往导致偏执狂,对理论的狂信 与迷信使得人们敢于做出任何荒唐的举动。苏联的乌托邦政治经济体系崩溃后,不 就有人总结经验说,是由于国内外敌人的破坏、广大人民的觉悟不高以及领袖的指 挥失误所造成的吗? 看来,即使客观规律教训了人们,人们也未必接受教训,人们最忠诚,最念念 不忘的还是自己的信仰与利益。如果人们只是要说出一番道理来安慰心灵与摆脱罪 责,这是最容易做到的事,随便就可以找个理由,找个替罪羊。但要认识隐藏在现 实后面的客观规律与真理,这却是最难的事,没有明智与诚实、客观与公正的态度, 根本就不会认识到任何真理。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与真理如人权、个人自由、市场 经济等等就有这样的特性,当你越是相信它们,它们所带来的好处就越多,就越有 助于这些价值观的巩固。而这些价值观巩固后,竟然在人们的认识当中成为了一种 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先验的观念,而忘了它们的诞生与巩固与一种明智与诚实、 客观与公正的态度绝对相关! 而从所有缺少人权、个人自由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的历史看来,导致这些不 良后果的原因虽然有很多客观因素,但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缺少这种明智与诚实、 客观与公正的态度!对专制权力与高调歪理的绝对服从与迷信,对客观规律与真理 的怀疑与拒绝,对个人自由、权利与尊严的漠视就只能有这种悲惨的下场!你相信 什么,你选择什么,你追求什么,什么就是你的命运! 写于1998年十二月至1999年四月间 参考书目: 《旧制度与大革命》(法)托克维尔商务印书馆 1996 年 《自由秩序原理》(英)哈耶克三联书店 1997 年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保守主义》刘军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读书》九三年至九四年各期有关文章 《公共论丛》 1—4 辑有关文章 《南方周末》刘军宁、朱学勤两位先生的专栏文章 ---------- 中国读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