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缘与文风 缘者,愿也。人相识相愿而相悦,谓之缘分。移之于书,便是书缘。能与书结 缘者并非那种闲来逛逛书店,专好搜艳猎奇或寻章摘句之流,也非洋装线装陈设几 案,意在缀饰之人。能与书结缘者,其读书必如醍醐灌顶,振聋发聩,而其人必也 情甚痴,趣甚癖 . 晋陶渊明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明代宋懋澄说 得更是俏皮:“吾妻经,妾史,奴婢而客二氏者,二年矣,然待我于枕席者文赋, 外宅儿也。”把经书作为妻室,以史书为侧房,视小说为下人,待儒佛二教为宾客, 而将文赋当作最钟爱的情人,藏娇于外屋,极为幽默风趣地表明了作者与书的情缘 及对待各种文体的亲疏态度。 历代文人以读书、评书、写书、出书而与之结缘终生者不少。前人留下妙文奇 卷往往一唱众和,风靡市井,从而影响一代文风。古有《离骚》,以忧国忧民之心, 淋漓酣畅之笔,极尽哀怨凄绝之铺陈,读来感人至深,奉为楚词之骚体,由是开先 河,树文风,流传演变而为汉赋。又如中唐之“古文运动”,便是因韩愈之力倡而 勃发。韩之“杂著”如《原毁》、《杂说四》、《师说》等,讽时弊,斥流俗,词 锋锐利,务去陈言,一扫齐梁浮靡之音,朝野上下纷纷响应唱和,遂开创一代古朴 载道之文风。 本世纪初,白话诗的兴起以及随后的杂文时代,前者是对欧美诗体的移植仿效, 用以挣脱旧格律旧内容的束缚,求得明白晓畅,一吐胸臆;后者以鲁迅为主将,针 对黑暗,掷以匕首投枪,;针对愚昧,予以讽剌启蒙。彼时,白话新诗如春草铺野, 而杂文蓄势以发,呼应成风,其锋芒欲禁不能。历史证明,以白话诗与杂文为形式 而形成的战斗文风,在八年抗战与反蒋斗争中所起到的宣传揭露批判鼓动 作用, 人所共知,功不可没。 试观今日之书市,文艺作品琳琅满架,有通俗趣味类、有经典再版类、有琐事 杂感类、有钓古钩沉类。许多新作不乏精巧秀美,不乏聪黠风趣,只可惜大多轻曼 有余而凝重不足--或者说,有迎合媚俗之嫌,而缺雄劲特立之质。 古人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都是指的反映时代 与社会。虫鱼花鸟,身边琐事诚然可写,但若以此为时尚,人人竟相如此,试问, 文风会是怎样?文学的社会作用又安在? 世纪之交,时代的风云,社会的发展,要求作家们去投入,去感受,以其创作 的激情,使之栩栩再现。作家们不能只醉心于庭院的花草而无视工地的轰鸣;不能 只满足于随笔式的悠闲轻松而回避力作的艰苦与风险。 今天,12亿人共乘的大船,已明确方向,拨正舵柄,环境与氛围也显得较为和 谐宽松。但愿在不远的日子里,会有使人们耳目一新,心灵为之震撼的力作;但愿 在不远的日子里,我们能有幸目睹那渐弥渐漫 ,孕育伟大史诗而影响深远的一代 文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