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节:与亚历山大·利洛夫论改革(11) 这时,利洛夫已做好了继续阐述的准备。他把话题切入到剧变的关键时刻。 他说:1989年,当党内对现状非常不满的时候,作为总书记,日夫科夫实际上已 经失去了道义和人格上的威信。他年事已高,多年前动过手术,重病缠身。所以, 日夫科夫领导地位的改变已是势所必然。日夫科夫是一个政治上很灵活的领导人。 他跟赫鲁晓夫配合得很好,是好朋友。他跟勃列日涅夫关系更好,与契尔年科关 系特别好。但他跟戈尔巴乔夫有分歧。日夫科夫是一个很有经验的领导人。他对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措施很不满意。他认为戈尔巴乔夫考虑得不成熟,很轻率,很 可能要引起混乱。日夫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夫不是一个成熟的、具备领导能力的 领导人。不光日夫科夫不喜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也不喜欢日夫科夫。在当 时条件下,保加利亚要生存,必须依靠苏联。我们80%的产品要卖到苏联。我们 大部分的原材料,需要从苏联进口,首先是石油,是由苏联保障的。每年我们要 进口1100万至1200万吨石油。还有大量天然气。我们有一个核电站,承担着保加 利亚40%的发电量,而它的原材料也要苏联提供。如果戈尔巴乔夫把这个开关旋 紧,把天然气管道、石油管道一关,保加利亚很快就要崩溃。因此,日夫科夫虽 然和戈尔巴乔夫关系不好,但又必须维持。日夫科夫有长期执政的经验,所以尽 管日夫科夫对戈尔巴乔夫的许多建议不采纳,但是他明白,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 同意,他要继续留在保共总书记的位置上,也成问题。 当时的情况是,华沙条约还没有解散,经互会也还没有解散,所有东欧社会 主义国家对任何重大问题的处理,都要跟莫斯科商量。当时我们保共的政治局委 员、部长和书记处书记的推选,都要得到莫斯科批准。但是党的政治决定还是在 索菲亚而不是在莫斯科作出。一些性命攸关的问题,最终要靠我们自己决定。 遗憾的是,当时我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没有像中国今天一样向世界 开放,而是紧紧地跟莫斯科绑在一起。经互会作出的决定,对每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都有约束力,要按照它的计划执行。我们的经济中间有一小部分可以跟西方联 系,但是比重很小。莫斯科的一举一动都影响我们。它在经济政治上着控制我们。 当然在这个时期,日夫科夫也犯了很多错误。日夫科夫要对这些错误负责任。 其中一个重要的错误,就是日夫科夫拖延或者是抵制改革。他看重的是那些老体 制,不愿意变动。那时候日夫科夫已经79岁了,经常生病,他的能力也不行了。 但遗憾的是,我们党当时对日夫科夫的辞职问题,没有作出冷静反应。头一天, 我们感谢日夫科夫同志辞职,第三天就把他开除出党,这个作法是不公正的。我 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会对日夫科夫做出一个比较公正、明智的评价。 关于剧变时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利洛夫说,剧变前,我们的党员共82万人, 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可以说,党是深入到每一个基层的,并且发挥着作用。应该 说,我们党员的素质是比较高的。我们大多数党员都受过高等教育,是各个领域 的专家、工程师。党培养了一批很优秀的人才。八十年代末那几年,在索菲亚街 头,反对派举行20万人的集会,我们社会党也召开有20万人集会,与他们针锋相 对。这说明党还存在,党还起作用,还要进行抵抗。从1989年到1992年,我们社 会党发展到了100 万人。1989年,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时,只有20万党员登记。 经过这三四年,我们把最优秀的分子吸收进来,很多作家、艺术家和大学生加入 社会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