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节:与亚历山大·利洛夫论改革(12) 一个党要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发展起来,有好多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是党的建设问题,解决党的思想理论问题。党要有一种理论指导,然后才能 去影响基层和不同的阶层。除了传统的做工人工作的方式,现在还要做知识分子 的工作,要做工程师的工作。要关心教育领域的事情。正是教育培养出了知识分 子。正是工程师、医生和其他知识分子,推动了信息时代的发展。对待这些社会 阶层,对待他们的态度,党应该不断地改变。在党的建设方面,当然还有很多其 他的问题。在我看来,我们党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怎样来管理这个社会。在 得到政权后,怎么管理社会,使社会按照你的要求发展,这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 很难解决的问题。 听到这里,我问了利洛夫一个问题,它有点直率,但多年来一直没有清晰的 解:据说,1989年以前,苏联政治局委员的工资是1800卢布,高级知识分子也大 致在1800卢布左右,而普通工薪收入者的月收入是450 卢布,这是真实的吗? 利洛夫回答说:在苏联,政治局委员跟普通工人平均工资的比例,是你说的 那种情况,你说的是对的,就是4 ∶1 ,我们也是这样的。但是你说的高级知识 分子、教授是不是这么多,我认为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们的工资,在苏联是比较 高的,但是有没有政治局这么高,我不敢肯定。在苏联,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 像自然科学方面的,物理学、生物学、工程学专家的工资待遇是比较高的。但高 级干部除了工资之外,有住房,有别墅,还有其他的补助,这是不一样的。仅说 到工资,就是这么多。 利洛夫接着讲:很自然的,今天人们会把现在的情况同1989年以前比,看到 剧变前的生活水平,要比现在高几倍。有一个社会调查说,有80%的人认为,剧 变前生活水平要比现在高出一倍到两倍。这是用一些基本生活指标来衡量的,比 如收入、物价、休假、养育、保健、教育等等。可是,在1989年剧变前夕,人们 从自己的经济状况出发,向共产党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最近我们的《星期一》杂 志将发表一篇文章,专门研究1989年以前高收入与低收入之间的差别状况。它表 明,差别是有的。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收入显然要比中等阶层高,比例大约是 3.5 ∶1 。1989年时,一个保共政治局委员的月收入是1000列瓦,而普通工薪阶 层平均收入是250 列瓦,大致是4 比1 。而今天那些高级领导人的收入,与中等 收入者相比,差距要大得多。现在一个国会议员的收入,是普通中等收入者的4 倍,还不谈议员之上的高层领导,他们的收入更高。 利洛夫下面的话,还是让我们这些听众感到震动。他说:对苏联东欧时代的 收入差距,我们应该有一个概念,不要以平民主义的观念来看待领导人的收入, 这不是特权问题,这是工作需要。你不能要求一个总统,一个总理,又要工作, 又不给他提供完全自动化的办公设备,优越的生活条件,你得给他创造条件。无 论是法国的总统还是保加利亚的总统,他们都享受了这个权利,毫无例外。但在 共产党执政时代,人们却拿这一点来反对共产党,说你是特权阶层。可1991年、 1992年反对派上台,他们也享受这种待遇。他们把我们过去的别墅都占有了,拿 着比我们高得多的待遇。因此,对这个问题要这样看,没有条件,住在茅草棚里, 不能领导治理一个国家。必须给他这个条件。利洛夫说,我个人认为,而且今天 我们也都看到了,搞平均主义是错误的。要求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拿一样的钱, 或者收入基本差不多,是不现实的。不光对政治上层,对专家、学者、权威人士 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大科学家,一个设计师,一个工程师,他的收入跟 普通工人一样,那不可能的。这个问题不光是错误,也是很不严肃的。要是坚持 这么做,那美国人就会把你的科学家请到他那里去。高级领导人收入多,我认为 是正常的。高层人士收入高,不可怕,可怕的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低。我们共产 党人的任务,不是把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工资降下来,而是要把普通老百姓的工资 提上去。这只有经济发展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