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节:与亚历山大·利洛夫论改革(17) 二战后头几年的保加利亚政府,是想通过尽量减少国内少数民族的人口,来 解决民族问题。所以我们跟土耳其签订了好几个条约,就是要交换人口。后来日 夫科夫在解决土耳其少数民族问题上,是主张把这部分少数民族融入到保加利亚 整个一体化的进程中来,这是对的。但他所选择的手段,却是错误的。他的办法 是给土耳其人改名换姓。所以在1984至1985年,在保加利亚开展了一个群众性的 运动,把土耳其人的姓和名都改掉,改成保加利亚人的姓和名,而且是通过强制 手段来进行,内务部公安人员全部出动,强制他们改名。你们可以想象,突然来 一帮人,强迫改你的名字,还要改你的姓,甚至改你父母祖辈的名姓,这是种什 么感受?我们受土耳其500 年的统治,可我们保加利亚人并没有被强迫改名换姓, 现在我们要土耳其人改名换姓,引起他们强烈反对,引起了冲突。 利洛夫说,我认为,世界上没有比民族问题更复杂的了。这其中的政治经验, 是最宝贵的经验。我们既不能低估每一个民族的传统,也不能做出任何一个轻率 的举动。我们更不能超前地说,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存在了。过去,共产国 际认为国际主义高于民族主义,这显然有问题。社会主义的一体化,国家的一体 化,需要不同的民族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要保障每个民族都能够平等地生活 在一个国家里,尊重每一个民族的民族特性,尊重他们的民族文化。这应该说也 是我们保加利亚的一个经验。 真不愧是个理论家和演讲家。利洛夫的雄辩滔滔,让我佩服莫名。他对数字 的征引,他对历史的洞悉,他对理论逻辑的条理,他对未来的想象和展望,几乎 都在把握之中,没有任何的犹豫,没有任何的模棱。我不知道,这些成体系的阐 述,是他在多长时间内准备的?或许,从1989年那个不堪回首的10月起,也可能 是从更早的时候,他就开始梳理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发展的逻辑,分析苏联走向没 落的原因了。他少年得志,很年轻就成为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在仕途上屡 经坎坷,最终成为保加利亚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家。这经历,显然促使他加深了 思考、联想、解读和顿悟。一个亲身经历了如此巨大变革的政治家,反思必然是 精彩的,体验一定是生动的。 在对谈结尾,我问了利洛夫一个“轻松”的小问题:据说,在今天的莫斯科 和罗马尼亚,出现了群众纪念斯大林,甚至齐奥塞斯库的花圈。您能告诉我,这 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群众情绪,有代表性吗? 利洛夫是这样回答我的:的确,在莫斯科,在一定范围内,有怀念斯大林的 情况,不光是基层群众,也有军人。而且,在文学作品中间也有这种反映。我们 应该对斯大林做出一个完整、全面的评价。他有贡献的一面,也有复杂的一面, 缺陷的一面。这种对过去的怀念,并不稀奇,因为苏联时期生活比现在好。那个 时代,人人都有工作。所以现在历史要求我们重新来思考斯大林的问题。 利洛夫说,现在对齐奥塞斯库作出评价,还为时过早。有时我从保加利亚到 布加勒斯特,路过他的墓地,确实看到有一些人们放上的花。我认为,这是人们 对目前罗马尼亚状况做出的反应,而不是对齐奥塞斯库本人的肯定或感激。罗马 尼亚现在的领导人,大多受过齐奥塞斯库的迫害。另外,齐奥塞斯库的影响,也 没有斯大林那么大。齐的出名,是因为他要摆脱苏联,这得到了人们的支持。当 然他的生命,最后就这样终结掉了,是个悲剧。 利洛夫与我及我的同事们的这次改革纵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虽然告别 了他,但他的很多精辟之论和精彩观点,长久回响在我的脑际,以致我一再认为, 与利洛夫的见面,真是万分有幸。通过这次对话,我更坚信,二十世纪社会主义 的遗产,是丰富多彩的,是固化在那里的。人们无论怎样臧否,都无法否定它的 存在。它会不断给人们以新的智慧和启迪。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终结”论, 实在有点草率。 直到今天,我和利洛夫还保持着联系。我曾陪他们夫妇到三峡大坝参观。他 在那里留言说:“我到过世界许多江河大坝,但都没有三峡大坝这样感动我,震 撼我。”老人对中国改革成就的赞赏,是真切的,由衷的,正如我见到的所有苏 联东欧国家的老共产党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