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节:同民主德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的交往与交谈(2) 大使对中国形势的发展,抱有一种特殊的关心。他告诉我,所有关于中国的 事情他们都特别关注。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中国,如果中国出现错 误,你们那么大,我们没法帮助。中国每走一步,都应该考虑一千次。中国的社 会主义如果完了,那我们也没希望了。大使说,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时他看了一 篇文章,有一个大讨论,其中一篇说,邓小平曾说过,最大的失误在于教育。这 个观点非常重要。现在很多人思想混乱。比如这里就有人认为,资本主义对中国 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美国人说,同中国交往多了,对中国的影响特别是对青年人 的影响也越大。 大使接着说,要谈社会主义,就不能不谈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坚持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发生剧变,有国内和国际的原因。但国内的 原因是主要的,如果没有国内的原因,国际的原因不会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在 总结历史经验时,总会提到在发展道路上的进步。在内部原因方面,主要的问题 是,没有看到或忽视了资本主义有自己修改自己的能力。以为资本主义很快就会 崩溃。其次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也没有看到。比如计划 经济集中得太厉害,行政的控制也太厉害,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别看得不清 楚,轻视农业和轻工业等等。第三就是没有清楚区分党和国家的职能。集中权利 太大,腐败发生,党和群众的关系就破坏了。群众不喜欢这个党了。在国际方面, 没有经济合作。在民族政策问题做得不好(我们德国党在这个问题上一点错误也 没有犯)。戈尔巴乔夫说要改正党的错误,但他却搞右倾机会主义的东西。破坏 了党的领导地位,破坏了社会主义原则。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主义的失败不是因 为左而是因为右的错误的后果。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当时有机会来纠正社会主义 只有一个模式这个错误,当时应该开始社会主义改革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 揭露斯大林造成了严重后果,但他自己却没有突破斯大林思想的束缚。赫鲁晓夫 把斯大林否定了。这在当时,确实是对社会主义改革起到了引导的作用。苏联领 导人当时也作了一些努力,进行了一些经济和社会改革。但在很多方面还是把旧 体制延续了下去。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苏联的发展速度开始减慢。戈尔巴乔夫 提出改革,但他破坏了苏联七十年建设的基础。在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 苏联的路线是僵硬的,坚持了斯大林的模式。后来一些党搞改革,可却忘记了人 民革命的基本历史意义。他们也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区别,把它们混 作一团。当然,区分起来也不容易,因为都是一个字:SYSTEM。这样,他们的改 革就抛弃了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东西——党的建设。社会主义胜利或失败的基本钥 匙,就是党。西方当然希望和迫使我们西方化。但共产党是不可战胜的。如果它 解决了自己在政治、组织和思想方面的一些问题,它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但党 应该把自己放在群众监督之下。 接着,我和大使交谈的话题又转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东欧和苏联。大使说, 柏林墙真的很糟。苏联党和我们党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大的战略,经济的发 展只是其中一个问题。当时,人们提出要解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 题。我们说我们要胜利,要超过和战胜资本主义,但却没有一个完整科学的战略, 实际是跟在他们后面被动地追。比如搞原子弹等。而在经济方面,更没有慎重可 行的考虑。如何建立起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先进、更活跃、更有效率和更有活力的 经济体系的问题,没有考虑清楚。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在同卡达尔(匈牙利领导 人)散步时竟然说:我的将军要战争。这表明,当时勃列日涅夫们在同资本主义 的竞争中很悲观。经济上也没什么办法,与资本主义斗争也没有什么办法。实际 上,苏联不知道怎么同资本主义去斗争。那时我们也没有办法,只能建这个柏林 墙。有一次,一位中国同志问,建墙到底用了多少年?意思是说,墙建立起来后, 即使越来越高,能不能挡住资本主义,要用多少年才能最终阻断资本主义。其实 即使在当时,问题就很多。东西柏林之间是割不断的。亲属关系割不断,传统关 系也是割不断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很快,西德拒绝支付战争赔款。整个二战赔 款的98% ,是由东德支付的,我们负担极大。苏联驻扎在民主德国的军队,也由 我们来供给,花费很高,这是有统计的。所以,实际上我们老是跑在西方的后边。 上世纪五十年代时东西德在经济发展上差距并不大。我们的建设在某些方面搞得 不错,比如医疗,教育都搞得不错。如果从世界冷战的角度看,民德的存在,是 世界没有发生大战的重要因素。我们做了很多实质性的事情,来反对大战,阻止 世界大战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