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节:艾廷格尔博士访问记(3) 对此,博士相当庄重地指出,还是应该从内部分析我们失败的原因。他完全 不能同意失败的“外因”说。他告诉我,1989年后,不断有人说,在社会主义同 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是戈尔巴乔夫把我们出卖了。他说,我不能同意这个说法。 德国的问题的确比较特殊。战后,我们德国被分裂成两个国家。东西德是同一个 民族,有着同一种文化。两者之间,怎能不互相比较呢?记得我小的时候,东部 和西部的经济联系还比较多,亲戚朋友常会来往。从西边来的亲戚朋友总是说, 他们有了新房子,又有了新汽车,有很多新东西。那时,我们这边的老年人和孩 子,是可以随便到西部的。当时东西之间经济发展差距不是特别大。但到后来, 经济差距越拉越大了。西部的工资购买力比我们高多了。除生活水准外,更重要 的是在民主和自由的实施方面,在人民言论的自由度以及大众传媒方面,东西方 出现了很大差别。西部的人可以自由旅行,我们却不可以。西部那些受过高等教 育的人,比如医生、工程师等,收入要比东部高很多。1961年以前,人民通过比 较,知道了差距的存在。作为欧洲人,大家首先注重生活水平,然后是言论自由 的尺度。结果很多人跑掉了。在民主德国时期,很多人的电话是被监听的。人民 当然厌恶这种做法。人们不能随便评论国家大事。特别是对党和政府,有不同意 见,不能说出来。加之西方舆论不断批评民主德国的政治制度,他们利用每一个 机会,对民主德国的负面问题进行揭露和抨击。他们的宣传非常具有煽动性。而 我们党的政策,到后来越加多变。很简单的一条,西部的人用他们的西马克到东 部买东西。西马克比东马克值钱得多,这让老百姓感觉到了差距。最后人民觉得, 共产党不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量东德老百姓出走现象为由头,我和艾廷格尔博士讨 论起关于柏林墙的是与非问题。博士说,柏林墙到底是谁提出建立,是乌布利希 还是赫鲁晓夫?到现在还难断定。但博士肯定,乌布利希当然是有这个想法的。 他说,现在有人评论,如果当初不建墙,而是加强警卫措施,也可以阻止大量东 德人逃往西方,从而免除后来那样多的政治麻烦。博士认为,这种说法并不科学。 姑且不论加强警卫措施的有效性如何,作为社会主义的整体利益,建墙是华沙条 约组织的共同需要。这是因为,建墙实质上关系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 或者说,是东西方冷战的结果,它其实并不是民主德国一国的利益考虑。博士说, 1961年时,我还在读大学。我知道,大学生中甚至在党内,对建墙是有议论有看 法的。不过,我们应当尊重历史,也就是说,必须承认在柏林墙建立起来的四五 年间,民主德国形成了一个各个方面的稳定发展期。东部的工农业发展很稳定, 国内政治也很稳定。从今天的观点看,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当时没有抓住这个有 利时机,更快地发展自己,以便同西部竞争。当时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认为,建 了墙以后比较方便,可以在墙的后边做自己的事,因为外来的影响被大大消除了。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总书记乌布利希曾有过一些新的想法,就是社会主 义不能按一种模式搞,应该有一些新的体制。那时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曾 出现过一些改革的东西。比如柯西金在六十年代就提出,不能老是按旧办法办事, 要有新的东西。在东德,我们也曾开始了一些改革,主要是讲求利用市场的力量。 那时中国的孙冶方,苏联的利别尔曼,都希望对原有的体制进行一些改变,利用 价值规律,造就一个新的经济体制。到1970年,苏联的改革、柯西金的改革计划 被废止了。只有东德的乌布利希仍在坚持。1970年乌布利希下台,昂纳克上台。 实际是苏联支持了昂纳克,倒乌布利希。苏联开出的一个政治条件是,东德党必 须把过去的改革措施都改过来。苏联对此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博士说,从这里可 以看出,勃列日涅夫是非常保守的。中国以后在改革中提出的那些东西,我们当 时大致已经有了一些。但到1970年,这个萌芽式的改革夭折了。后来,昂纳克提 出了一个很漂亮的口号,就是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统一。也就是说,经济发展 了,人民的收入也要相应地提高。可事实是,人民的收入有所提高,但经济却不 够发展。两者之间存在很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