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节:与迪克曼教授谈党史(2) 教授指出,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的内涵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八卷本的写作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从1937年 以后,我们德国共产党的一些同志在苏联遭受到迫害。对此,党内的同志当然大 都是了解的。但问题是,我们既要写这段历史,又不能影响我们同苏联的关系。 那个八卷本是由乌布利希领导写作的。他当时想了一个主意,就是通过写一个历 史副本,来记录这些受迫害的德共党员的名字,由此处理这个棘手问题。这个历 史副本写上了所能搜集到的在苏联遭受迫害的德国共产党员的名字,他们在苏联 或者未经审判或干脆失踪,不知下落。对这些同志,我们当然不能忘记,要写在 历史上。 教授说,但现在的四卷本没有采取这个办法。它是在行文中直接提到这些人 的名字的。在这部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哈格尔同志, 特地把我和中央党校的另一个教授找去,要我们提供一个所有在苏联遭受迫害、 暗杀和失踪人员的详细名单给他。当时我们党的领导人有这样一个观点,德国统 一社会党不应该在别人之后再公布这些受迫害人的名字。我们有责任把这些人的 名单搜集起来。但是,要搜集名单,就需要查看苏联档案。当时我们曾向哈格尔 建议,是否可以建立一个人更多的小组来做这件事情。哈格尔说,不,就由你们 两个人来做。因为人一多,可能就把许多模糊的东西省略掉了。他说,等你们把 名单搞好,就由你们和我还有昂纳克几个人一起,研究这个名单,并把它报告给 党中央和政治局。教授说,哈格尔的这个意见,可以看作是对高级党校的一个信 任。 教授坦率地说,因为有了这样的计划,党中央曾同苏联谈判,希望他们给我 们提供档案。戈尔巴乔夫虽然提了“公开性”,但他没有给我们档案。当时这件 事是由昂纳克和哈格尔两个人负责,可见规格很高,用意也是非常明显的。他们 指示我们认真列出这个名单,是因为这牵扯到我们党的五百多个干部。可以说, 他们两人当时的目的有两个。第一向党内持怀疑态度的人证明,确实发生过这样 的事;第二向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你不是要搞“公开性”吗?这是有危险的。 一个党如果没有一个有根据的名单,它就没有讲话的权利。这的确是个敏感的问 题。这是我所知道的写这本书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党 史写作过程中提出,要改变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这也涉及到苏联共产党的历史 问题。1988年时,民德和中国党的两党关系已经恢复。因此,不能不提出过去两 党关系应如何评价的问题。我们已经认识到,不能完全按照党的领导人过去的说 法,来写两党的历史关系。 听了迪克曼教授的阐述,我懂得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史正本”撰写中遇到 的“难题”。其实,所有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在书写自己党史“正本”时,都绕不 过同样的问题,这是很无奈的事情。与苏联的历史瓜葛,以及苏联对这种瓜葛的 态度,不能不影响后者的历史思维和文字表述。甚至,在历史瓜葛长期无法澄清 的窘况下,东欧执政党不得不面对政治合法性的挑战。例如,波兰的“卡廷森林 案”长期不能澄清,即使大量证据已经指认,是苏联处死了那些波兰军官,波党 又多次要求苏方承认其事的情况下,苏方仍加以拖延。波兰国内的反对派抓住这 个说辞,在国内争取民众舆论,给波党政治合法性带来巨大冲击。当叶利钦最终 拿出档案,承认“卡廷森林案”是苏联所为时,已为时太晚了。波党在反对派的 “轰击”之下,已气息奄奄,很快即失去了自己的执政地位。事实上,如果没有 在东欧生活的经历,人们是很难体会苏联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和威慑力的。1989 年以前,如果失去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和舆论上的支持,在冷战的大背景下, 东欧国家很难存活。由此我们可以想象,东德党在自己历史编纂上的这些考虑, 应该算是很有独立性的一个努力了。但即使如此,他们也必须顾及苏联的看法, 看苏联的脸色,从而将问题处理得相当委婉。记得胡绳先生曾在一篇重要论文中 指出,如果中国党在五十年代不是有意识地从苏联的影响下脱离开,提倡走自己 的路,那中国也会同东欧国家的命运一样,在八十年代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 动乱中,走向失败。这个话非常具有历史哲学味道。不谈政治、经济等这些大的 方面,仅仅看东欧国家写自己党历史时的顾忌,就可以体会个中艰涩了。正如教 授承认的那样,东德的党史虽不需经过苏共中央的批准,但统一社会党中央还是 很注意,有意不写那些影响同苏联关系的东西。即使如此,苏联人仍可能对有些 写法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