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枕写作 从事写作的人,大多都是伏在书桌上,所以有“伏案写作”一说。现在许多人 改用电脑写作,省却了传统的纸笔,而以健盘和屏幕代之。工具变了,写作的方式 也就不同。由于机屏是立在案上的,所以身子就可以不伏下去,直腰挺胸才是最恰 当的姿态。我还没有采用这种直接的电脑写作,而是照常写在稿纸上,再由人用电 脑打印出来。我的在稿纸上写,也不是人们通常的“伏案写作”,而是“伏枕写作”, 也就是伏卧在床,将稿纸铺上枕头上写。 并非我懒惰,贪恋床第。我的“伏枕写作”完全是迫不得已,主要是身体方面 的原因。坐的时间稍长些,就腰痛难忍。幼年时的那场病——脊髓灰质炎,也就是 人们通常说的“小儿麻痹后遗症”,使我的工作和生活,都不能不异于常人。这也 许就是被叫作命运的东西吧,为什么那么多人,就偏偏让你得了这种病?不管你服 不服,甘心不甘心,但现实的遭遇摆在面前,却不得不承受。在很多时候,我常常 自觉不自觉地忽视或忘记这个现实,去想去追求只有常人才可以胜任的目标和生活, 结果可想而知,往往被各种“墙壁”撞得头破血流,才渐渐地有些醒悟,渐渐收起 可怜的自尊心去面对自己:你只能走自己能走的路。 小儿麻痹后遗症的可怕之处,不在病发之时的苦痛,而在于它的“后遗”。只 要患了这种病,无一幸免地要落下终身的残疾或下肢萎缩瘫痪,或脊柱、胸廊被扭 曲变形。我和大多数患这种病的人一样,是在二、三岁时。对当时患病的情景,现 在是一点记忆也没有了。只是长大以后听祖母不断说起,到这个那个医院去治疗。 小儿麻痹不比别的病,治好了就还是一个健康人。它却伴随一个人的一生,如魔鬼 缠身,无法摆脱。 在小儿麻痹后遗症的许多人中,我应是不幸者中的幸运者。虽然下肢也有些肌 肉萎缩,左右两腿的长度也有一点差别,但还可以行走跑跳,只是力量和敏捷程度 不及常人,现在的脊柱侧凸变形,却是在家乡读初中时,参加一节“节动课”造成 的。那是70年代初的文革时期,有一天上劳动课,老师要全班男同学去10里外的河 滩里抬沙土。两个学生抬一桶,工具都是学生事先从家中带来的。那是初秋的一个 下午,我随全班男同学上这节根本没什么知识可言的劳动课。我虽有小儿麻痹后遗 症,但因为不太明显,所以老师没有提出照顾我,而是将我当作健康的男生。我则 出于少年的自尊心,惟恐老师或同学们将自己另眼相看,而且也怕被人说是逃避劳 动,所以更是没有自己提出不去参加。对我后来的生存状况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情, 就发生在从河滩中取了沙土返校的途中,要爬一道很陡的土坡。我在后,另一同学 在前,上坡时前高后低,一桶沉重的沙土向下一滑,重量几乎全部压在我的肩上, 我双腿一软,跪倒在地,就觉得腰间一阵剧痛,双膝的膝盖也磕破了,鲜血直流, 在随后赶来的老师帮助下,我爬了起来,当时心中只有羞愧。忍着肉体的疼痛,满 脸通红,汗水淋漓,好像自己做了一件丢人的事情。当老师问我还能抬不能?我坚 决地点着头,生怕被大家看不起。我不知道当时是怎样与那个同学一起将沙土抬回 学校的,只记得晚上回到家中,躺在床上疼得呻吟不止。老祖母用手一边揉搓着我 变形的脊柱,一边流泪一边咒骂学校的老师,并说要去找学校说理,但被我哭着阻 止了。我不想让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知道这件事,因为我不想让人视我为残疾,为另 类。 从此,脊柱的侧凸弯曲,便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天天加剧。青年时代这种痛苦还 不十分明显,而当人到中年以后,无论行走坐站,时间略久,变形弯曲的脊柱就酸 痛难忍,不能坚持。缓解的方法只有作引体向上的牵引或卧倒休息。 肉体上的残疾和痛苦,也许对意志是一种磨炼和激励。我时时提醒自己,苦难 的生命和残疾的肉体,总有一天是会消失掉的,它将还原成泥土。只有在苦难生命 中融入爱和善的精神,只有探讨和思考真理的思想,才可以通过语言的表达,以文 字的形式留存下来,留给后来者,留给儿子和孙子。让他们在有所收获的同时,记 住曾有个笔名叫南北的人,活过、爱过、写作过。 是的,在经历了四十多年的生存考验,在经过了对医学、法律及佛学的叩问和 研习,在走过了恋爱与婚姻的组合与破裂以及种种人生的陷阱和逼迫后,我还是选 择了文学选择了写作选择了从少年就开始了的绿色梦。 优枕写作,是我现在惟一的工作方式。我要靠以此换取的微薄稿费,作为继续 生存下去的理由和根据。伏在床上,我是趴着,而不是倒下;我是工作,而不是放 弃。我还没有取得人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成功”,但我一直在努力,在战胜自己 身上的自卑、自尊和软弱。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许已经胜利了。 ---------- 中国读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