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副面孔 好友 李平是我的好朋友。机构改革那阵子,他当上了县文化局长。 因为是好朋友,所以每当文化局有什么活动的时候,李平总爱把在广播站工作 的我拉去,叫我帮着宣传宣传。也正因为是好朋友,因此不管在什么场合,我总是 直呼其名。倒是他,常常在公众场合称我是“站长”,连那个“副”字都给省略了。 那天,县剧团参加地区戏剧节演出,李平又拉了我去。演出结束后,李平拉着 我一道去后台看演员。那些个演员见到李平,似乎都很熟,一口一个“李局长”的, 叫得好不亲热。我自然一如既往直呼他的大名。看完演员出来,李平便在一个没旁 人的去处,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跟我说:“你这位老兄,在别人面前么,最好还是… … 别叫我名字吧!“ 李平很有些为他不得不说出这样的话来而感到不好意思。经他这么一说,我才 猛然明白过来,为什么刚才我在那些个演员面前叫他时,他的神情有些不太对头。 我连忙一拍脑袋道:“有数了有数了!你看我这人,真是随便惯了!” 李平不自然地笑笑,说:“请不要见怪。” “我能理解,完全能理解!”我连连说。 从此以后,在任何公众场合,我都称李平为“李局长”。时间长了,私底下也 这么叫他。李平应答自然。倒是妻,觉得我这样称呼老朋友,未免显得生分,也太 肉麻了点。我正色道:“以后你也别忘了,公开场合,一定要叫‘李局长’!” 妻愕然望着我,半晌无言。 老上级 也不知怎么回事,我阴差阳错地当上了县广播站的副站长。 虽说这官儿不大,可接触面挺广的,县委县政府常要用到广播,因此我这芝麻 绿豆官竟也颇有些知名度。 那天开会回来,路上碰到老楼。他原先是宣传部的办公室主任,后来不知什么 原因,被调到机关党委做一般干部去了。老楼是我的老上级,我在他手下干过几年, 常在他的指派下做这做那。碰见我,老楼极亲热地抓住我的手,握着,笑容四溢地 道:“站长大人,我到你手下来怎么样?就是不晓得到你手下来,象我这样的人用 不用得着?” 我又惊愕又宭迫,连连道:“唉呀,老领导!您这是说哪里话?”心想,你老 楼这是怎么啦?年纪大我十多岁,又当过我的领导,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 老楼却极正经地正色道:“哎,我这可是真话噢!到时候,我真到你手下来, 你可得收留收留我!你想想,机关党委这种地方,我能长久呆下去吗?所以我先在 你这里挂个号。” 我很不自然地笑着,连连点头。说真的,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才好。 老楼又说一句:“我可是真话噢!”而后紧紧握一握我的手,松开,满面是笑 地走了。 望着老楼的背影,我忽然觉得有些滑稽:我在广播站不过是个副职,老楼跟我 说这话,有什么用!而况他还当过我的领导,真亏他说得出那番话来! 一瞬间,我感到深深的悲哀。 同学 楚生是我的同班同学,毕业后我们都分配到县机关工作,他到县人大,我到宣 传部。 我们俩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倘用“亲如兄弟”来形容,怕是一点也不过分。 楚生善交际,因此在机关工作不到半年,便常常有穿红着绿的姑娘找上门来, 与他在办公室里嘻嘻哈哈,影响人家办公。单位领导和旁人因而对他颇有些看法, 而他竟并不自知。再加上年纪轻轻的他,上班后从不晓得去打一壶水,扫一次地, 喝茶、聊天倒是挺有水平,结果转正定级时,便卡了壳。 拖了一段时间后,楚生的转正问题总算解决了,但他在县人大也呆不下去了, 于是就调到县报社,当了一名记者。楚生便风头十足地到处乱跑,参加这个会议那 个会议的,还时常带些皮包啦茶叶啦甚至更值钱的一些纪念品回来。信心十足的楚 生由此而打算在报社好好发展,还说要争取尽快入党。然而时至今日,他还未成为 一名共产党员。——这是后话,且表过不提。 结婚成家后,我们两家时常走动。但不久后,不知何故,每每我提议去楚生家 时,妻总说不去。我便刨根究底地问妻是为什么。妻起先不肯说,后来终于告诉我 说,楚生曾趁我出差时,跑来我家,跟妻说他早就对她有好感,还动手动脚的。 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半晌,我恨恨地问妻:“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讲这事?” 妻自有她的道理:“你跟他是那么要好的同学,我怕跟你讲了,你一时会受不 了。” 我的确有点受不了!他妈的这世上还真有这样的东西,连“朋友之妻不可欺” 的古训都会丢到脑后! 我立即与楚生断绝了往来。只是,我没象妻希望的那样,与楚生来那么一架。 我不想闹得满城风雨。 然而县城毕竟太小了。虽说断绝了往来,但我跟楚生难免在街上碰到。记得起 初有好几次,他见到我都红了脸,——我还真没想到:他居然还会脸红! 毛校长 那天上班后,我去锅炉房打开水。在县政府机关大门口,碰到了毛校长。 毛校长是我高中时的校长。碰见他,我便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毛校长!” 听到叫声,架一副深度近视镜的毛校长缓缓地转过脸来,望定我,慢悠悠地道: “哦,原来是你呀。你在宣传部吧?我听谁讲起过的。” 我回答说“是的”,随即问毛校长是否去教育局。 毛校长说他去纪委。我诧异地问他去纪委干什么,毛校长就愤愤然地说开了: “稀娘的,工作了这么多年,现在老都老了,居然还叫我改行做纪检工作,专门去 做得罪人头的事,真不晓得他们是怎么安排的!我都快退休了,这纪检工作,我一 点都不熟悉,你说说,这叫什么事!” 原来,毛校长已从校长的职位上退下来。不知由于什么原因,退下来后,他的 工作一直被搁着,直到一个多月后的今天,才通知他去纪委报到。 毛校长那番有些愤愤然的话,使我大为惊讶。我有些不敢相信,毛校长他居然 会在我——他从前的学生——面前说出那样的话来,这太出乎我的意外了!印象中 那位一向严肃认真、不苟言笑、正儿八经的毛校长,与眼前的这位毛校长形成强烈 的反差。 毛校长并未看出我的惊讶。他慢悠悠地问了我的情况后,叹口气道:“我听说 他们纪委打算叫我去做文字工作。到时候,看样子我还得到你这里来请教请教呢。” 我连忙说:“哎呀,毛校长,您哪能这么说!” 毛校长却极认真地道:“真的!机关这种文字工作,我从来没弄着过,有什么 办法呢?只好从头学起!” 毛校长说完,叫我赶紧打开水去。他转过身,慢慢向机关大院内走去。 我目送着毛校长,心中涌起一种无法言喻的感觉。 何县长 县文化中心大楼造了一大半的时候,因资金困难,不得不停在那儿。文化局的 几个头儿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趟一趟只是往何县长那儿跑。何县长的口紧得很, 每次都是局里的领导提完要求,他就向他们叹苦经,说县里面的财政是吃饭财政, 只够养人头,没法办其他事情,叫文化局自己想想办法。文化局的几个头儿到处求 爷爷告奶奶的,筹措资金,但能筹到的那点钱,无异于杯水车薪。 转眼间,快到年底了,文化局的几个头儿一碰头,决定干脆拿着要求县政府拨 款的报告,集体去何县长那儿。 何县长一见是文化局的正副局长来找他,便笑道:“呵,都来啦!又是为文化 中心大楼的事吧?” 三位局长异口同声说“是”。 何县长打趣说:“这又不是少数服从多数,都来干什么?” 三位局长有点尴尬,面面相觑地坐在那儿。 还是局长先开口:“何县长,该想的办法我们都想了!现在大家对文化工作都 …… 我们实在也是无路可走哇!“说着就将报告递了过去。 何县长看也没看,问道:“说吧,你们要多少?” 三位局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们在要求拨款的报告中并未写明具体数额, 只是想能要到多少就算多少。 何县长见状又问:“说呀,你们要多少?” 局长有点心虚似的说:“大楼要结顶,起码五十万吧!” 两位副局长连忙接口说:“对对,最起码这个数!” 何县长说:“那好,给你们八十万吧,怎么样?” 几位局长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只见何县长拿起笔,刷刷地在文化局要求 拨款的报告上签了字。 从县长办公室出来,几位局长都感到迷惑不解:何县长今天怎么变得如此慷慨 大方了呢? 好些日子以后,他们才明白个中原委:据可靠消息,何县长很快就要退下来, 到政协当主席去了。 -------- 黄金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