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摇滚山河 作者:阿飞姑娘 98年5 月,在学校举行了一次个人作品演唱会。为了这场告别的演唱会,我 准备了两个多月。我在北门外的小屋里整理谱子,歌词,写和弦,每天都这样的 劳作激动不已。可是演出的当晚没有调音师,现场效果很差,对着一千多人我异 常难过,嘟囔一句不想唱了,就跑下台了。以为再不会唱歌。 可是到了秋天,一场突发的事件,改变了性情乃至相貌——柔媚的同时变得 凶狠。 98年秋天,我想做一支乐队。我开始在酒吧唱歌,一个是挣些钱养活自己, 另外是寻找合适的乐手。 99年5 月1 日,在一场演出中,通过一个鼓手的女朋友的开酒吧的朋友认识 了一个弹贝斯的人。这个人认识我现在的鼓手和吉他。他是一个很善于外交的人。 他了解到我的想法,很想帮忙。他于是负责和他的朋友沟通,说服他们和我合作。 关于那一次决定我将来成为他们的主唱的会晤,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很不幸”。 他们都是刚刚到北京来碰运气的外地乐手,大约8 、9 个人挤在一个不能挣 钱的酒吧里,一起琢磨着如何挣钱,却谁也没有挣钱的头脑。我记得我们吃饭总 是有一顿没一顿,我的口袋里总是没有几块钱。偶尔给我的吉他买蛋糕,或者凉 皮。偶尔一次发了横财请大家吃新疆大盘鸡,买一大堆巧克力派送,就象过节似 的愉快。那时日子虽然总是拮据,但总的来说还是愉快。我们无所事事,穷得发 慌,却一门心思想着所谓音乐的理想。 为了拥有自己的自由时间和空间,我于99年9 月开始由工科转读文科研究生, 同时在一家报社打工,酒吧倒闭的时候,我们的乐队也就成立了。那个帮我组建 乐队的人是我的贝斯。他一直是一个尽心尽力的人。他热爱这样的事情,在一个 乐队里为这个乐队打拚。2000年5 月,我们终于在第一届迷笛音乐节上崭露头角, 以凶猛乖张的噪音镇住了现场。在大家踌躇满志的时候,6 月份我突然替换了他。 贝斯性格暴烈,有时十分固执,和我以及其他成员都发生过剧烈冲突,最后 在地下室发生了一次争执,据说当时满地是血,有人被送到医院缝针。替换贝斯 对他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这个决定是因为大家对贝斯的技术不满而作出的,只 不过是由我实施而已,对于我异乎寻常的决绝他定然是怀恨的,我们后来再无往 来。我只是通过我的吉他询问他的一些消息。他后来在哪一个乐队,都没有我们 这支乐队更令他有成就感。但是为了乐队内部的安定,我什么都做得出,也绝不 后悔。然而贝斯的离去,我们乐队缺少了一个热心的与外界的联系者,而这是一 个乐队必备的条件。后来乐队总是默默无闻,跟我的不善经营,无法与外界充分 沟通有很大关系。 我的吉他耿放是甘肃天水人。他为人厚道朴实,一门心思就象一个小孩似的 单纯,性格坚定,不骄不躁。在乐队他是核心人物,负责出所有的效果和色彩。 而他以他的坚忍和耐力维持了乐队三年。我的鼓手是京城目前为数不多极其聪颖 而富于天分的鼓手,他打鼓的激情如此感染了我们,以至于令我从来不后悔那一 段歌唱的日子。我一直以为,遇到他们是我的运气。 94年后,耿放断断续续地在北京学吉他,认识了我后来的鼓手田坤。他们还 通信相互鼓励对方一定要成为一个出色的摇滚乐手。他们一起在四川、大连、新 疆的夜总会、酒吧做搭档,据说很遭“唾骂”。这一段经历让他们十分痛恨酒吧 伴唱的无聊生活,只有自己创造的音乐才有意义。94、95年的时候他们是狂热的 金属党,无一例外留着长长的头发,戴着耳环,英俊飘逸,在台上疯狂无比,那 一段岁月对他们来说定然是难以忘怀的。耿放比田坤大一些,自然就多照顾他一 些。由于鼓手的出类拔萃,加上年龄偏小,我们多少都宠爱他一些。那时谁的生 活处境都不大好,他若是生病,交不起房租,都是由我来垫上,别人却都没有这 样的特殊待遇。我想这是我的错,这样无形是娇纵了他。由于性格的问题,后来 田坤在北京生活日趋安定,也偶尔被小众关注,难免就心生骄傲。与耿放反目, 并不念着旧日的兄弟情谊,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在北大西门的平房里给他做 饭吃的情形仍历历在目,虽然粗茶淡饭,那时真是容易欢喜和满足的小孩。兄弟 一场,我们都不忍心责备他。 我们的乐队叫幸福大街。这个名字是我取的,源自于99年我写的一首充满莫 名其妙的悲伤和愤怒的诗。大家一致通过了这种多少带着反讽和自嘲的悲伤情绪。 自组队开始,我们的排练场就在知春里、海淀南路、七里庄的地下室不停变换, 后来终于在蓝靛场的一个偏远的土房子里,和拾荒的人们一起稍微安定下来。曾 经一段日子,我的鼓手以贴海报为生,我则在网站做网络编辑,也有人卖打口带。 平常他们吃土豆、白菜,我记得有一次我买了两块钱的剩羊肉,他们虽然觉得我 上当受骗买了最不好的那部分,七八个人还是很满足地分享了它。我们在潮湿阴 暗的地下室排练,出了无数有意思的动机,虽然偶尔有争执,也为吃饭发愁,但 排练是我们最快乐和最难忘的时光了。 每个人生活可能都会有一个重心,倚靠着它也许不会游离得太利害。“幸福 大街”几乎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我的一切光荣和快乐都来自于它。我本身就是几 乎完全游离于生活之外的,所以不存在着和社会或者和周遭事物的对抗。不管有 多少人对我的乐队和我自身的音乐能力质疑,这些都丝毫不能动摇我的意志。而 我终于怀疑它的存在价值的时候,才真正地感到了虚弱。 对于一个乐队而言,可能最重要的便是缘分了。我的鼓手和吉他与无数歌手 合作过,他们都唱得比我好得多,而我从幼儿园开始,就习惯于怯场。长大了以 后还是不能在大众广庭之下唱歌。可是他们还是决定和一个校园民谣的写作者合 作。吉他平常从来不读诗歌,但是奇怪的是,我把我的诗给他看时,他竟然觉得 自己看懂了,而且声称自己喜欢里面的阴暗和疯狂的东西。我是一个不大热络的 人,有时异常自卑,有时又十分自大,有时十分宽容,有时又非常刻薄,有时突 然就发呆,有时又滔滔不绝到令人厌烦,根本不会和人相处,但是我们居然相处 下来了,而且很融洽。这使得我更加肯定了我的处世方法:不管多么笨拙,都要 尽量地帮助人,对别人好。 2000年7 月,一个新的吉他手加入了我们,代替了我弹的那把箱琴:李维岩, 北京人,很年轻,18岁自组乐队,99年遇到耿放、田坤,改变了对摇滚乐的单纯 看法。这个小孩为人厚道,性格温和,为乐队带来了生机和新的元素。 同时,一个身材长大的宁夏贝斯也加入了我们。蒋荣,一个憨厚可爱的小孩 子,总是做鬼脸逗我们玩。乐队里5 个人,都是颇为内向的人,却都有自己难得 的幽默感。5 个人在一起,总是笑语不断。可惜我们谁也不是善于外交的人。在 北京的地下乐队,如果过于封闭,就不容易找到演出和推广自己。我们的演出极 少极少,通常一个月一、两次,有时竟然长达四个月没有演出,乐队是必须在演 出中获得荣誉感和认同感的,这样方能成长,这些条件我们不具备,所以举步维 艰。在这样一个乐队里,这帮长发穿耳的金属党人削去了长发,火热的血沉降下 来,逐渐内敛,深厚,富于变化。 在这里我想着重赞美我的吉他手。他太不会乔装自己了,以至于他象我一样, 看起来不够聪明也不够炫目。除了踏实之外,他善于动脑筋和打破常规。作为一 个夜总会高手,他不是不能够把吉他弹得更好听一些,但是他还是放弃了墨守陈 规的solo,有节制地向sonic yonth 学习噪音,并且有意识地改变自己。三年以 来,我毫无长进,鼓手退步了,只有他,进步了一大块。他下一步还是想和我合 作。他希望贝斯和鼓都在冷冰冰地打底的同时,他的吉他在里面在里面制造出乎 意料的噪音,而我的声音在里面如鬼魅一般游荡。他是一个多么渴望飞翔的人啊。 作为一个不稳定的主唱,我有时会唱得异常动人,有时声音会变得干瘪乏味,而 他的情绪却一直非常稳定,宠辱不惊。 贝斯蒋荣在乐队呆了一年,骑着自行车一个多小时来排练。这个小孩有时非 常笨,不认路也罢了,有一回吃饭忘了带钱,就打电话让我火速过去。我打车过 去替他付了5 块钱。他就甜言蜜语地夸我:老吴,今天真漂亮。让人一点脾气都 没有。每次我们都穿最普通的衣服去演出,他总要打扮成一个很酷的摇滚小屁孩, 在台上也很卖力气。可惜技术达不到我们的要求,也没有太多关于音乐的想法。 2001年7 月,我们不得不换了另外一个技术娴熟的贝斯。小孩毕竟是小孩,临走 的时候他难过得哭了,因为他觉得不能够和我们一起玩,不能听田坤讲笑话,不 能看着田坤的“小甜甜”女友照片睡觉了。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可是没有办法, 弹不好就是要走人。 对于蒋荣我一直愧疚。没有能够将他带出来。后来他在一个另外一个说唱乐 队安身,我才放心。等我们发了专辑,一定要送给他,还要请他吃好吃的。 乐队刚出道以来,由于乐手个人素质相当好,现场也做得相当好,在地下的 圈子里口碑还是不错的。除了参加连续三年的摇滚音乐节,我们几乎没能参加像 样的演出。三年了,我们甚至没有在北京做过自己的专场。记得我们第一次演出 是三里屯的一个摇滚吧(和大多数的摇滚小酒吧一样,它后来倒闭了)。加上服 务生也就才十几个人,我们那天每个人分了12.5元。 我们乐队的歌有些收入了合辑中: 《小龙房间里的鱼》,收入小柯制作的纪如景的专辑,1999年,BMG 公司; 《一只想变成橘子的苹果》,收入《非另类空间》,2000年,中唱公司;《女儿》, 收入《北京地下》合辑,2000年,普涞公司,尚未发行;《蝴蝶》、《夜》,收 入《北京摇滚》四,2001年,尚未发行;《四月》,本来计划收入滚石的《中国 火》,因为普涞的买断的原因,未能成功。 说起成绩,我是惭愧的,因为几乎就是等于零。这样毫无名气的乐队,也许 是不配作传的。 我到底曾经是年少气盛,想做中国最好的乐队之一,可是三年过去了,激情 渐渐消磨殆尽,后来到底是因为什么坚持了下来,我也不甚明了。反正我既没有 继续为去美国而努力,也放弃了公派去日本的机会。不知道是因为莫须有的爱情, 还是理想和光荣,抑或只是责任感。反正就在几乎绝望的时候,我们签约了。 2000-2001年我们给三家公司递了小样:京文,摩登,普涞。普涞于2001年 12月与我们签了唱片约。计划今年的一月份录音,为此我推迟了托福考试,以及 毕业论文的写作。但最后拖到了7 月份才录。录音费也只拿了四分之一。专辑据 说是9 月中下旬发的,但我们也只有听天由命的份了。 在简陋的录音过程中,我们开始检讨三年的得失,明晰自身的弱点。 我的愿望已经达成,我知道自己已经足够幸运,有无数人给予我帮助,可是 我已经下定决心不表达我的感谢。我不想感谢任何人,除非我做得足够好。我不 明白自己最后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憔悴,仿佛大病未愈。 2002年5 月20日,是毕业生签约的最后一天。我自知自己不够聪明和能干, 在北京不一定能够顺利生存,为了能够安定下来并且落户,不得不和一个效益很 差的出版社签约。拿着那张签约5 年的卖身契,我站在路边,难过得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