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1976年,我的生活倒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父母照常上班,我们照常上学。 我只是在铺天盖地、变化无常的标语和漫画之间,感受着时局的动荡和更替。 那是我们孩子眼里最敏感直观的政治“晴雨表”。 在我周围的人中,生活轨迹在这一年发生变化比较大的,就是“小白鞋”玲子 了。 1976年春,那次“樱桃事件”之后不久的一天,学校召集全体师生在操场开大 会。开始,我以为又是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动员大会,到了操场才发现是一个 批斗会,而且是批斗我们学校高年级的几个落后分子。 可能因为批斗对象是学生,主持会议的工宣队师傅和红卫兵小将才网开一面, 将当时流行的高帽和大牌子免去,也省了“喷气式”,但他们有发明了一种新的处 罚方式——把每个批斗对象的“罪证”用麻绳串着挂在他们脖子上。我个人认为这 是一个极富想象力的创意。 第一批被斗的,是建国和他的几个小兄弟。他们的脖子上吊着几个酒瓶、几个 香烟盒、几张扑克,还有几根生锈的螺丝钉。他们因盗窃工厂材料卖钱加上聚众吃 喝赌博,被派出所抓了个现行。建国低着头,眼睛翻着向台下看,一副满不在乎的 样子。想想平日他们仗势欺人的恶行,看看现在他们被斗的熊样,我们心里十分解 恨,挥动着拳头跟着台上的红卫兵使劲喊:“打倒盗窃分子! 坚决跟坏人坏事做斗争!” 第二批是三个8年级的,脖子上挂着菜刀和匕首,他们打架斗殴,扰乱社会秩序。 那个年代也有那个年代的秩序的。 第三批被批斗的一上台,我和大旗都愣住了,玲子赫然也在其中。她赤着脚, 白色球鞋吊在胸前,脸色煞白,面无表情地直视着台下的人们。主持批斗会的红卫 兵显然被她的表现激怒了,大喝一声:“流氓分子金玲,你放老实一点!”冲上去 把她的头强行按下。玲子的罪名是经常和一些小流氓混在一起,生活作风放荡。 这时台下响起一片窃笑声。在那个年代,男女关系问题很容易触动大家敏感的 神经。 大旗低头冲出会场。我正犹豫着是不是去追他,会场上已树起一片胳膊: “打倒流氓分子!” 我望着台上被斗的玲子,回想起几天前山上茅屋里那个妖冶的女孩,不由得鼻 子一酸。玲子终于为她的生活方式付出了代价。 批斗会的第二天,大旗的父亲瞪着血红的两眼,扯着惯有的大嗓门,大闹了校 革委会办公室,掀翻了工宣队师傅的桌子,最后被工厂保卫处带走了。 他以这种方式发泄了作为一个父亲的愤恨和痛苦。 玲子再也没来上过学。 她所在年级毕业后,所有人都响应毛主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上 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玲子可能因为政审没通过的缘故,被时代的大潮所抛弃了。她在社会上游荡了 两年之后,在她父亲的帮助下,进了街道一个残疾人福利企业,当了一名临时工。 直到1982年,她离开我们这座城市,到南方打工。 建国之所以也在那次批斗会上被斗,说起来也挺让他寒心的。因为那时他的父 亲在派系斗争中失势,已经被人从厂革委会主任的宝座上赶了下来。建国失去了保 护伞,从那以后,他成了地地道道的社会混混。也是在1982年,他因为打架斗殴致 人死亡,被判入狱,遣送新疆改造去了。 红军孩子头的地位也名存实亡。他手下那帮外院的孩子,大都转投了我和大旗。 我们班的势力平衡被打破,从此大家相安无事,天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