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一种姿态 ——魏晋知识分子走出的异路 钱穆先生在他的《国史大纲》中提到,魏晋南北朝前后共三百九十四年,而统一政 府的存在不到十五年,与秦、汉时期相较,“本期则以中央统一为变态,而以分崩 割据为常态。”随后,先生在谈到魏晋思想时认为,那时的知识分子,所谓“名士” 之流,多“消沉无生路”,并以“思想界之无出路”为小标题蔽之。 我猜想先生定是个不好酒的人,或者对刘伶在《酒德颂》里那种“幕天席地,纵意 所如”的姿态颇为不满,认为这帮人要么贪恋杯中之物,要么躲在竹林里拂琴,不 大像“读书人”,即便一定要算,也只能冠以“消极”的名号。如果,搁在二十世 纪五六十年代,这帮人就成了美国的嬉皮士,英国的angry young man,幸亏当时没 有海洛因,否则他们肯定会去玩终极体验了。 当然,这些设想都是我给先生“栽的赃”,但在字里行间我体会到一种观念的分歧, 那就是对于什么是“读书人”,什么是知识分子的不同理解。知识分子是不是应该 成天在书斋里摇头晃脑地记诵“孔孟之道”,或者一定要像康有为那样在“得君行 道”的长路上艰难跋涉,不知回头呢?对于前一种人,多数人会有所不屑,认为他 们是书呆子,体制内的废人。然而,对于后一种人却很容易得到包括钱先生在内的 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肯定,甚至向往。就像余杰所说,这是一种“权力怪圈”, “没有哪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像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对权力迷恋到了变态的地步”。 好像有一条通往权力之巅的羊肠小道摆在面前,要么在山下为奴,要么冲上山去称 王。于是,古往今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在其间拼命厮杀,逾千年而不休。但无论如 何他们都跳不出“权力怪圈”,都逃不了这条“得君行道”的羊肠小道!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千七百多年前的嵇康在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提出了 截然不同的志趣:“故君子百行,殊涂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这是一种 什么样的志趣?从小处说,知识分子的无为、不合作,也是一种姿态。至少,他不 去爱权势、争地位。从大处说,正是嵇康们那种对自由,真理的探求,对他人的尊 重,对多元的肯定,才是真正文明的发端。如同八十年前,蔡元培先生以思想自由 为治校之本,提倡“兼容包并”,终于使北大成了现代中国的“文化策源地”。当 时的北大既有激进的陈独秀,也有改良主义的胡适和保守的林纾,虽然各位大师所 持观点迥异,但仍能同堂授课。这样,真正受益的是广大学生,他们一面组织起各 类社团,一面自由地呼吸着北大的学术空气,在各种思潮的激荡下日渐成熟。 可是,北大毕竟是北大,而八十年前蔡元培的北大更成了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 现。如今,都市校园里只剩两股“热”持久不衰,一曰经商热,一曰出国热。在这 两股热潮的烘焙下,同时,加上固有的禁区和传统知识分子的青云梦,都市校园处 处可见的是被阉割了的课堂文化和清一色的在炙烤中软绵绵毫无生气的“麦苗们”, 而这些“麦苗”恰恰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未来!多么可悲!如果嵇康、刘伶们捧着 古琴,提了酒瓶,穿越一千七百年的时空隧道来到现世看到这场景,定会顿足失声, 重新回到那条孤独的异路上去。 写到这里,如何造就具有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这个问题被提出来了,但接下去, 怎么解决又成了一个新的问题。奔走呼吁,指天发誓有用吗?哪道说重建一个蔡元 培的北大吗?或者是不是可以另外开辟一片新天地呢?没有答案。如果一定要找答 案的话,我只能用王小波在那篇《文化的园地》里的话来搪塞:“做成一件事,需 要比呼吁更大的勇气和努力。要是你有这些勇气和精力,不妨动手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