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老地主 作者:徐景洲 直到文革开始,我才知道住在前院的那两个和和气气的老头老嬷,都是老地 主。 东头的那个地主老头,原籍海州,儿子在本地马车社赶马车,因为经常出车, 就把在海州的两个孙子叫来照顾爷爷。他们住的是一间十多平米的小草房,这小 哥俩为了划清界线,宁愿挤在门口的小锅屋里,也不愿和老地主同睡一个大床。 他们为了博得我们的好感,就主动提出批斗他爷爷,而且还糊了高帽子,趁他爷 爷不注意,猛得套在头上,还叫他交待罪行。他爷爷老老实实低头站着,嘴里叽 叽咕咕道:“我家有十几辆马车。” 那地主老头黑黑的脸,身子微胖,两只浑浊的眼睛总是瞪得很圆很大,又总 是潮乎乎的。他拄着一根木拐杖,走路时,像爬虫似的,只能挪步,挪上半天也 走不了几步。所以他几乎不出屋,只有在解大便时,才挪向五十米开外的公共厕 所。他一点点地挪着,拐杖抖抖地点着地,嘴里喘着粗气,脸憋得通红,有时走 得快了,就要跌倒。好不容易到了厕所,又要爬石蹬。一手拄拐,一手扶墙,慢 慢地,慢慢地,挪上石蹬,简直像是在爬一座高山。有许多时候,他会因为动作 太慢而把大便解在裤子里。这时就更惨了,孙子不仅不给洗,还要一个劲地喊 “臭地主”,他只好自己到河里去洗。我们住的那个高台子西边,是大鱼塘子。 从台子上下到水边,是很陡的一个斜坡。他只能坐在地上,慢慢地滑下去,然后 一手扒着岸边的石头,一手在水里摆洗。有一次,他脚一打滑,竟然滑到了水里。 他大呼救命,是过路的一个铁路工人把他拖了上来。 那老地主活得真是太艰难了,终于,在他孙子来了几个月后,死去了。死时, 他家里没有哭声,也无人带孝,都如释负重似的。那老地主躺在床上,脸上蒙着 张黄纸,身上穿的,还是平时穿的油腻腻黑乎乎的旧衣服。邻居们都说,这老头 还是死了的好。没过几天,那地主儿子几十块钱卖掉草房,和两个儿子一起回海 洲了。 住在西头的是一个女地主,更胖,背驼得特别厉害,头几乎抬不起来了,拄 着一根粗粗的木拐杖,大家都叫她“胖老嬷嬷”。听大人们说,她划成地主有点 冤,因为她的丈夫曾是共产党的干部,北撤时牺牲了。解放后,她曾享受烈属待 遇,可是后来竟和一个地主老头同居了,因而也就撤销了烈属待遇。那个地主老 头特强壮,是安徽人,一年中,来和她过上几个月,就要回他的老家,因为家里 还有一个地主婆。邻人们常议论,怎么也弄不明白她为什么不当烈属而要当地主 婆。 但胖老嬷嬷为人却很和善,只要我们从她门前经过,她总要拿出零食来让我 们吃,和左邻右舍相处得也很好。她靠拾破烂、拾烟头为生。我们经常到她门前 翻她的破烂,她会很慷慨地把好看的瓶子、纸盒之类给我们玩。尽管如此,我们 还是对她做过恶作剧。有一天,趁她不在家,我们透过门缝,用长长的铁丝,把 她晒烟丝的筐勾了过来,偷走了她斤把的烟丝。我们用废报纸卷了几十根香烟, 分别装在旧烟盒里,然后一人两包,大模大样地在她门口走来走去,洋洋得意地 喷云吐雾。这时她一改往日的温和,竟坐在门口破口大骂起来。我们吓得狼狈逃 窜,那烟也全都扔进了水塘里。但这事过后,她依然对我们很好,常说小孩子不 要学坏。后来她又遇到了一件很倒霉的事,在她家对面的砖墙上发现了所谓的 “反动标语”。于是“群专队”的人就来调查,因为她是地主,就自然成了怀疑 对象。但她不认字,那字迹又像是小孩的,于是在她门口开群众大会,说只要用 科学仪器就能把写字的人照出来。终于有小孩出来承认了,又问是地主婆教写的 吧,得到的是否定的回答,这事才算了结。我印象很深的是,那天她坐在前排, 浑身抖得像筛糠,头几乎要低到地上了。 后来,胖老嬷嬷终于与那地主老头断绝了关系,又恢复了烈属待遇。她活了 八十多岁,死时是街道给送的葬。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她的铺底下还藏有几千块 钱,听说都上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