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比死亡更要紧的 作者:心乱他弟 这两天比较热的话题,是北大山鹰社五名队员在希夏邦马峰遇难或失踪。陈文 木先生为此在论坛上发文质问:为什么北大学生,甚至戴安娜王妃的死引起新闻媒 体普遍关注,而那些矿难死者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道?难道人在死亡面前还不能平 等吗,难道媒体在这方面也是看人下菜碟? 我觉得陈先生提出的问题很沉重,有必要自己写点什么回应一下。 合理的推论当然是:既然人人生而平等,自当“死而平等”。因此,媒体在关 注北大学生登山死亡的消息时,也应该关注普通矿工的事故死亡。固然媒体有选择 刊登哪些消息的权利,但作为社会公器,的确不应该有所偏废。 陈先生以大义相责,我没有太多的疑义。但以我十几年的媒体工作经历,我觉 得陈先生也许是太天真了一点。 媒体在报道死亡消息时,我以为存在两个价值判断:一、死者是否属于有影响 力的人物;二、死者是否死于某种不公平的境地之下。很明显,戴安娜、拉宾,甚 至北大的登山队员,由于他们具有超过一般人的影响力,所以媒体会给予较多篇幅 的报道。这是媒体的公共性决定的。而那些死于非公平环境下的人,则具有另外意 义上的报道价值,这是媒体追求正义性的特点决定的。应该说,这是两种不同的价 值判断,不好硬往一块儿比较的。但陈先生责问的道理在于,的确媒体给予了前者 过多的关注,而对后一种情况似乎关注不够。 不过我以为,这并非媒体故意有所偏废,而实在是形势使然。 简单说吧,死人这种事情的确要紧,但还有比死人更要紧的,那就是稳定。如 果死人的事无关稳定大局,那么媒体自可敞开报道,像今次北大登山队员遇难。但 是,如果死人可能妨碍社会稳定,那么死人就得为大局让路,也算是他们为社会稳 定作出的最后贡献。媒体即使仅仅从新闻价值出发,对于那些死于不公平环境下的 人,自然也不可能无动于衷。但问题在于,关注不公平和大局稳定之间,往往是互 相矛盾的。而我们这里的思路一般倾向于,不公平的事可以慢慢解决(或者慢慢遗 忘),大局稳定却是急如星火,半点马虎不得。因此,遇到这种矛盾的时候,一般 都是给大局稳定让路,因此你就很少会在媒体上看见矿难一类的消息。 身在媒体的人,大概都知道上边有一条禁令:遇有重大灾难事故,一律以新华 社通稿为准,不得自行采访编发消息。表面来说,新华社记者素质更高,政策把握 能力更强,因此采访也更扎实可靠;而一般媒体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难免夸大 其词误导公众,从而造成不良影响。但实质上,这个禁令的意思是,消息发布只能 通过官方渠道,按官方的说法来,不允许民间的调查力量介入。因此,本质上说这 不能叫新闻封锁,而只是新闻垄断。但我们都知道,垄断就是低效和缺乏公正的代 名词,所以,垄断跟封锁其实也没什么区别。 这条禁令并非从来都有,不过是为稳定大局应运而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 最早应该是在去年石家庄靳超如爆炸案时传达给各媒体的,不久之后又在江西一系 列鞭炮爆炸案中加以重申,遂成为一条规矩延续至今。再早的时候,比如全国通缉 张君案,还没有这条规定。但是,南方某报由于在张君案的后续报道中没有遵守这 条规定,终于招致他们内部的人事大变动。应该说,那段时间正好是新闻媒体“从 无序到有序”的调整期,现在已经调整完毕,完全纳入有序运行的轨道。 最“有序”的时候,应该是去年广西南丹矿难的那一段时间,以至于小小一个 县委宣传部长就可以打着稳定的旗号,把大把的新闻记者拦在警戒线以外,不听话 的还可以武力驱散。最可笑的是,这么大一个事故,居然是网络媒体的记者最先取 得了关键性的突破。 实际上目前这个禁令已经松动,大概也是上面觉得光压是不行的。今年以来的 诸多矿难,各路媒体大致都重新获得了采访的权利,而不再像去年那样,只允许新 华社记者采访发稿,其他媒体胆敢涉足即属违规,将面临处罚。尽管这也算是大势 所趋,但能够实地采访的媒体一般都很规矩,也很“配合”,不再像前些年的小报 记者那样抱着扔炸弹的目的。但地方官员可能没有认识到这种变化,因此封锁、冲 突的事还是经常发生。当然,他们这样做,估计官帽是保不住了。 因此,现在实际上已经是另外一种“有序”,它强调的是“配合”:上面向你 媒体开放一定的新闻资源;作为交换条件,你媒体必须在上面定好的调子里进行报 道。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稳定大局。其实,对于“稳定”的认识,上面大概也在与 时俱进,过去是硬性的、静态的稳定,现在则是软性、动态的稳定,希求把矛盾在 动态新闻报道中进行软化和转化。应该说,这也算是一种进步了。但问题在于,这 种进步并非单向性、直线型的,而是表现为类似波峰和波谷之间的曲线。至少对于 正规媒体来说,现在能够达到的宽松度,大概还不及报道张君案的时候,只是比去 年稍微好一点。由于宽松度一贯呈曲线变化,因此我不认为目前的局面有什么值得 高兴的。很可能,它还会滑向更深的波谷,如果上面出于稳定的考虑,认为有必要 这样做的话。这就是新闻从业者面临的现实境地。 这样看来,对于死亡消息的报道,前边我说过了,存在两种价值判断:第一种 是看死者是否具有影响力,而一般来说,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处于不公平境地 的机会比较少,跟大局稳定没什么关系,可以完全依据新闻媒体自己的判断进行报 道,因此会显得比较“正常”,数量上也会多一些;而第二种判断,即那些死于不 公平环境下的人,恰恰由于跟大局稳定有关,因此媒体在报道的时候,不可能完全 依照自己的职业判断来进行,所以就少得多。我想,这也正是陈先生提出质疑的根 源所在。 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那些无名群众在推动历史前进方面,所起的作用要远远 大于王侯将相们。同理,那些默默无闻的死难者,他们对于大局稳定的贡献,也要 远远大于成天嚷嚷得比唱的还好听的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