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宜民不宜官之我见 像喜欢到周末茶座与朋友品茶的人一样,我喜欢在《楼兰周末》品读舒展、牧 惠、徐琳等人的杂文,一到周六,便悄悄于“楼兰周末”的某个角落细细聆听他们 发表高见。得知“徐琳”原是认识多年的一位“本地高官”离休后写作文章的笔名 时,我对“徐琳杂文”则更多了一份钟爱,比如他的《诺诺与谔谔》等精品佳作, 我都视若法贴藏入“创作资料库”。然而,听罢徐老既柳萌先生《文人宜民不宜官》 后所作《也谈文人宜民不宜官》 (8月19日《楼兰周末》)的“也谈”,我居然有 了要“谔谔”一回的愿望,于是往肚里倒下一盅白干,向“周末”的主持人举起右 手……权作活跃周末民主气氛罢。 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说法,“文人”是“会做文章的读书人”,“文章”又 “泛指著作”,而“官”之正义也并非腐败分子用行为给人们注释的那样叫文人不 耻为伍,乃是“政府机关或军队中经过任命的、一定等级以上的公职人员”。有著 作且通常必是读书人的作家,自是“文人”无疑,且严格说来,还应是“读书人” 中的佼佼者。在非战争年代的文治社会,在文盲当官已成笑史的今天,公职人员, 尽管不一定要都会写著作,但须是个读书人应为起码要求吧?而读到能写出文章给 别人读的程度者,又该是读书人中的优秀分子了。既然为官者至少应是个读书人, 而其优秀分子为何反又不宜做这种“一定等级的公职人员”呢? 秦末农人、后来做了张楚王的陈胜有句名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历史和 现实也无数次证明:官人并非天生的官种。难道文人就是天生的“民种”“宜民不 宜官”么?官人的前身是工人、农人、匠人、商人、艺人、文人、武人者比比皆是。 毛泽东虽然不是专业作家和书法家,也许还从没加入过作家协会、书法家协会之类, 按不规范的说法,也只能叫做“业余作家”、“业余书法家”,但谁又能说当了新 中国第一大官的毛泽东不同时是个文人呢?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邓 小平等许多无法一一列举的“会做文章的读书人”——文人——不是很“宜官”么? 做了多年“本地高官”的徐老,也是本地一知名文人呀,不是一直“‘宜官’至离” (休)么? 不错,文人有文人的特点:比如清高、耿直、认真、执着……有这些特点的文 人,在当今的官场确实有些吃不开的悲壮——许多文人因这些“个性”吃亏蒙难, 即使结局凄惨仍以自己单薄的力量坚守这些“卖不了多少钱一斤”的“个性”。然 而,这却不是文人“不宜官”的理由,更不是文人的过错,而是官场的败相。试想: 官人如果都像文人一样清高(是知识分子“不同流合污”的清高,而不是某些官员 高高在上的“清高”)一点,耐得住清贫一点,耐得住寂寞一点,耐得住物质诱惑 一点……官不就做得廉洁一点么?官场不就干净许多么?官场腐败何至于闹到难以 收拾甚至危及党和国家的地步?官人如果都像文人一样耿直一些,少一些弯肠子、 歪心眼,少一些明争暗斗,少一些权术和手段……官不就做得坦荡一些么?官场不 就平和许多么?官场险恶何至于闹到你阴我险甚至买凶杀人的地步?官人如果都像 文人一样认真一些,少一些玩忽职守,少一些弄虚作假,少一些敷衍塞责……官不 就做得务实一些么?官场不就优质许多么?官场虚假何至于闹到国人嗤鼻甚至让人 对官们没了信任的地步?官人如果都像文人一样执着一些,少一些随意放弃原则, 少一些肆意抛却法纪,少一些随便不要真理……官不就做得“公职”一些么?官场 不就规范许多么?官场人治何至于在某些地方闹到随心所欲甚至无法无天的地步? 至于“文人宜民不宜官”的理由,柳萌先生说:文人写作得有充分的时间,当 了官就会身不由己,文人的平民意识与官员思想不尽一致,说不得官话和违心话… …徐琳先生也说:文坛和政坛各有其不同的运作方法和特点,政坛需要谋略、权术 和纵横捭阖,而文人都不谙此道,文人的形象思维与政界惯有的逻辑思维不同…… 好像有几分道理,但细一分析,又觉并非有说服力的论证。 虽然我们没有毛泽东、邓小平伟大,但我们也没有毛泽东、邓小平繁忙吧?没 有比他们更“身不由己” 吧? 那么,面对“毛选”五卷(还有他的大量诗词)、 “邓选” 三卷, 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文人做了官,只要管得住自己,不去或少去 “吃喝按泡”,写作的时间还是很充裕的。官,包括先是文人后来升了级便不再写 作的官,他们没有写或不再写,并不是时间不充裕,而是他们觉得不必写、不敢写、 不屑写,抑或不愿写、不能写了。 好官应该有平民意识。只要不是三岁做皇帝的人和可以三岁称帝的时代,那么, 人都得成年后再成熟一段时间才得有官做,而当官前他定为一介平民。他已经比较 成熟的思想里,必定不缺平民意识。如果“人一阔脸就变”,麻雀戴上乌纱就再没 了麻雀的意识而一脑子“官员思想”,麻雀的“喳喳”话也不会说了而是一口违心 的官话,那究竟是要把变了脸的人和变了意识的“麻雀”逐出官场,还是要向所有 的麻雀论说宜不宜戴乌纱呢? 文坛和政坛确实各有其运作特点,但是,正如不是所有的文人都深谙文坛之道 但同样可以做好文章一样,所有的官人也不是人人都精通了官场谋略才可以做好官 的,不少不谙“官道”的人,却是地道的好官,而林彪副主席、成克杰副委员长虽 然都深谙“官道”,谋略深,权术精,但还是一个栽在蒙古,一个栽在了刑场。自 古至今,许多这类深谙“政坛谋略、权术”、能“纵横捭阖”、在常人眼中“宜官” 的人,究实是“宜鬼(囚)不宜官”的。何况做官毕竟不应以做“不倒翁”为正经 目的。为官一任,只要造福了一方,或坚持了真理,或守住了节气,即使倒下又何 妨?在战场上夺取正义的胜利,就有“成千成万的先烈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 在官场要夺得正义的胜利,文人也难免不会“英勇地牺牲”一些。我们不会对长眠 于沙场的战士说“你们宜民不宜兵”吧?怎么在官场有了文人牺牲就有了“文人宜 民不宜官”呢?需此大吼一声的是:官场有许多“庸官贪官、奸臣悍吏”才是真正 “不宜官”的!他们之在官位,不是官场的特点,而是官场的病态!万万不可把病 态当特点还让文人去接受这一“特点”而退出官场或干脆不入官场,类如把高血压 病人的脸膛红润当其特点而无视其病,且在病人拒绝药物时我们不去改变病人反说 这药“宜康者不宜病人”因而这药丸不宜到病人胃里去一样。 是的,一般说来,文人以形象思维见长,甚至远远长于官员,但并不能以此就 误以为文人没有逻辑思维或逻辑思维不如官员。其实,文人的逻辑思维比之官员, 我以为只在其上不在其下。不信,你看看文人在杂文中的逻辑推理,看看他们在小 说、电影、电视中的逻辑演绎,你让当官的去“逻辑”一下比一比! 可见,文人其实是“宜官”的。不仅如此,健康的官场尤需文人。文人清高、 耿直、认真、执着的人文素质,文人的平民意识和体恤民情的情感素质,文人的文 化知识和能力素质结构以及勤奋、奉献精神等,都是人民所期望的“廉洁、勤政、 务实、高效”政府(官场)所需要的!而贪官、庸官、悍吏,恰好奇缺这些可贵的 “文人气” 、 “书生气”。如果“文人不当官”或“不让文人当官”,而让深谙 “官场谋略、权术”的成克杰、胡长清之流或他们的“后来人”占驻官场,那么, 官场就不仅仅是一个质量可叹的问题了! 所以,文人还应该做官。不要因为官场中有邪不容正的现象存在,就劝文人之 类的正人君子莫走仕途、勿入官场。不但文人自己要有做官的勇气,而且,国家的 机制还应该使能做官的文人走上“官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文人们, 大大方方到已有些败相和病变的官场去做“能官”、“好官”,以康复官场,提高 官场质量,让官场多些文气,少些腐臭,这才是文人之大幸,国家之大幸! 当然,如果文人本身不愿为官或只有文才而无官才不能为官,如果我们由少数 人选人用人的旧机制还佛光不照文人,则需另当别论了。而柳萌先生和徐琳先生所 说的官,假若不是词典释义的“政府或军队中的公职人员”,而是在官位上“又贪 又奸、又庸又悍”的“官痞官赖”,做那样的“官”,文人自然不宜。 不仅文人不宜,一切正人君子皆不宜也! ——原载2000年9月16日《库尔勒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