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国王(外一篇) 一 头一次见马丁是1985年6 月初。我们先在柏林照了一面,紧接着来到他的鹿特 丹国际诗歌节。他五十出头,身材敦实,肚子凸起,头发正在哗变——脱落退色, 那是转变之年的白旗。他的笑容像面具但又不是面具,而是一种持久的乐观态度。 他于1970年创办的鹿特丹诗歌节,如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诗歌节。马丁乐呵呵地穿 过二十多年的隧道和想象的开阔地——何止是诗歌节主任,他简直就是诗歌界的国 王。 我们住的那家小旅馆在鹿特丹市中心,是二战联军轰炸中仅存的几栋建筑物之 一,仍保留着战前的风格。墙上挂着多桅帆船的油画和黄铜的舵轮。大厅的皮沙发 笨重而舒适。门房认识每一个客人,跟他们闲扯。每天晚上朗诵后,诗人聚在旅馆 的酒吧喝一杯,烟雾弥漫,与各种语言混在一起。马丁专门派了个翻译小姐给我, 有人开玩笑说:“北岛整天被只花蝴蝶围着。”那位小姐调皮任性,高兴时翻两句, 要不然干脆颠覆文本,你说东,她偏说西。我那时英文差,和马丁对话只能通过她。 交流与否倒不要紧,可别无缘无故把人家臭骂一顿。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马丁 一直在笑,毫无保留地笑。 诗歌节结束了,马丁留我在他家过夜,第二天一早送我去机场。那天晚上,马 丁夫妇开车带我和翻译小姐到一个城堡去喝啤酒。他兴致很高,谈到他未来的计划。 如果翻译正确的话,他要请更多的中国诗人来,把中国诗歌介绍给荷兰读者。他脸 色红润,在这个年纪上可是个危险的信号。说完某句话,他会突然愣住,似乎在倾 听自己的回声。那是我头一回出国,什么都新鲜。记得我们坐在酒吧外边,头上是 梵高画中燃烧的星星。那天我喝多了,舌头转不过弯,跟着马丁傻笑。我突然站起 来,摇摇晃晃去找厕所,那一张张放满酒杯的桌子漩涡般漂走。 几年以后,我请马丁再带我去那个城堡喝啤酒,可他老人家怎么也记不起来了。 1987年我们一家住在英格兰北部的小城杜伦,我在大学教中文:“你叫什么名 字?”“我叫马丁。”马丁来电话说,他和助手尤克要到伦敦出差,想过来看看我。 那是1988年春天,英格兰北部依旧很冷,天阴沉沉的。火车晚点一个多钟头,害得 我苦等时,把十英镑塞进吃角子老虎机。马丁和尤克那天都穿着米黄色风衣,像兽 医和他的护士。我终于可以结结巴巴跟他们对话了。马丁说英文带浓重的喉音,含 混不清,好像在喝很苦的中药。 他们要搭当天的火车赶回去,只能待两三个小时。我们围着一壶茶坐下。尤克 属于那种典型的荷兰女人,红脸蛋高颧骨,在马丁的带动下仓促地笑着。她的名字 在英文的意思是玩笑,其实人很严肃。他们提议看看邵飞的画。画一张张摊开,英 文的赞叹中夹杂着荷兰文的嘀嘀咕咕。最后马丁郑重宣布:请邵飞和我一起去鹿特 丹,在诗歌节期间为她举办画展。 那年夏天来得早,有几张我女儿的照片为证。她那年只有三岁。一张在风车前, 她穿着蓝白相间的连衣裙,皱着眉头;一张在鹿特丹港口的游艇上,几位诗人正逗 她玩;还有一张是邵飞抱着她在梵高美术馆里,她呲着门牙,像个小兔子……当然, 这些生活细节与马丁国王无关,他是属于大家的,属于被称之为诗歌那块圣地的。 诗歌节开始了,马丁像个活动靶子频频移动,嘴咧到耳根,眼睁睁的谁也看不见, 向有人没人的地方挥手说哈罗。我知道,这纯粹是给累的。你想想,一打掏腰包的 官僚商人,好几十号难缠的诗人,再加上千口子挑剔的听众。当年毛主席接见红卫 兵,也只不过挥挥手,绝不走得太近。 那年请来的中国诗人除了舒婷和我,还有马高明,他跟荷兰汉学家柯雷合译的 《荷兰现代诗选》刚出版。不知为什么,马高明最后一分钟才拿到签证,带着新婚 妻子,猴急地搭上世界最贵的瑞士航空公司的班机,一下子花掉两万多瑞士法郎。 这两张机票拿到诗歌节,谁碰烫谁的手,引起组织者内部激烈的争吵,把梦游的马 丁警醒了,他凭第六感官,一见中国人就躲得远远的。我要找马丁说点儿事,他离 我五十米远就拐弯了,向一排柱子招手致意。 二 此刻我坐在书桌前,试着回忆马丁的形象,突然感到茫然。算起来,我参加过 四次诗歌节,一次小说节,又在荷兰住了十个月,而马丁给我的印象是破碎而矛盾 的。他五十岁以后我才认识他,没有任何他曾年轻过的证据。再说,诗歌节期间不 能算数,马丁被公众包围,六亲不认。即使只有我们俩在一起,他也不谈自己。其 私人生活藏在大幕后面,当大幕拉开,他早已收拾利索,向观众致意。 我记起这样的场景:在鹿特丹下火车,穿过车站广场,在高楼大厦中拐两个弯, 来到空荡荡的剧场。诗歌节办公室占其一角,堆满海报和小册子。马丁国王迎出来, 跟我紧紧拥抱。他的拥抱是法国式的,非得把腮帮子两边都啃到才罢休。我个儿高, 不得不弯下腰,还得保持平衡。一年一度的诗歌节还没开始,马丁头脑清醒,谈笑 风生,关键是他能看清我是谁,这对客人来说比什么都重要。问过我的家人和中国 后,他神秘地掏出封信,是马高明的,密密麻麻的五张纸。他要在北京组织一个规 模庞大的诗歌节观光团,专程来鹿特丹摇旗呐喊。马丁嗫嚅道:“他疯了,他疯了。” 但能看得出来,他打内心里赞赏马高明。没有这种疯狂,他当年也绝不可能办起这 么个诗歌节。 马丁与官僚商人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诗歌节成功的钥匙。请他们在开幕式上 致词,让出最显要的位置,陪酒陪饭陪笑脸。但马丁也有自己的原则,比如他虽然 穿西服,但从不打领带,这是一种身份标志,表明他是站在不修边幅的诗人这边的。 荷兰女王要接见他,皇室的人通知他必须穿戴整齐,包括领带,被马丁一口回绝。 后来女王知道了,颁发特许令,才有幸和不打领带的马丁国王见上一面。 写到这儿,我突然有一种冲动,翻箱倒柜,找出马丁的电话号码。“哈罗,” 他的声音微弱。我让他猜猜我是谁,听他支支吾吾,只好招了。他惊呼着,好像他 家突然着了火。“北岛?是你?我一直在找你。”寒喧几句,他又讲起那个老掉牙 的故事。“……当时我问那个中国老诗人,北岛在哪儿?他回答,北岛根本不存在, 因为他不在我们的系统里。你看,我还是把你找到了……”那是一种发现的快乐。 我把话岔开,问起他的生活。“你知道,退休是件困难的事,我又建了个叫‘各民 族诗人’的基金会……今年六月我们去了哥伦比亚。那儿很穷,可一场朗诵有八千 个听众!简直难以置信。”马丁国王越说越来劲儿,诗歌是他生命的动力。他告诉 我,他下个月去中国,在北京会见到马高明。“他正在编一本厚厚的《国际诗歌年 鉴》,由我们基金会赞助。当然,我还记得那两张机票,对我们也是笔大数目。是 啊,他还是照样喝,这没关系,他有的是好主意……” 三 退休,对马丁来说是块心病。我找到两年前他发给我的电传:“你也许知道我 已离开国际诗歌节了,因为年龄的缘故。去年第二十七届诗歌节以后,我六十六了, 在这个国家,六十最多六十五就得停止工作,我非走不可……”他在字里行间一步 一叹息。 自1992年10月到1993年夏天,我在荷兰的莱顿大学做驻校作家。从莱顿到鹿特 丹坐火车四十分钟,按美国标准,等于住在同一个大城市。可我不常见马丁,一来 他是个大忙人,再说那阵子我整天跟自己过不去,根本没串门的心思。我们多半打 打电话,马丁有一套程式,总是先问起我的家与国,再谈正事。 记得1993年春天,我专程去看马丁,并约好一起吃午饭。我们去了一家相当地 道的广东馆子,就在诗歌节办公室附近。那天尤克也在,她的脸像月亮反射着马丁 的阳光。我们边吃边聊。说到得意处,马丁又拿出马高明的信给我看——那是他青 春的证明。他和尤克送我上火车。 太阳暖洋洋的,经历一冬凄风苦雨的荷兰人在车站广场散步。马丁突然说他老 了,还患有糖尿病。我说你该退休了。马丁转过头来,惊奇地扬起眉毛,表情古怪, 白色胡茬从粗大的毛孔钻出来。他盯着我,似乎在察看有没有什么阴谋。“是啊, 这是个好主意,”他苦笑着说,“可我有的是精力。再说退了休,我能干什么?” 是啊,国王怎么能退休呢? 马丁国王在位二十七年,于公元1996年被废黜。 关于此,有很多传闻,我宁可不闻不问。接他班的是个年轻女人,有个俄国名 字:塔梯雅娜。她告诉我,这名字是她父亲热爱普希金诗歌的结果。两年前我们在 巴黎诗歌节见过面。她是那种新型的职业妇女,精明强干,生气勃勃,和马丁的作 风完全不同。马丁国王是被民主制度废黜的,大势所趋,也是没办法的事。听说马 丁不服气,要另搞一个国际诗歌节,分庭抗礼。我真为马丁难过,想写封信,劝他 放弃复辟的企图。可这年头,谁又能说服谁呢? “所有权力都有腐蚀作用,绝对权力有绝对的腐蚀作用。”这是帮我做翻译的 柯雷用英文教我的,对我来说像个绕口令。那是1992年夏天,在鹿特丹诗歌节上。 在马丁国王执政的晚期,早已出现种种不满,起初声音微弱——几只苍蝇,渐 渐变成轰鸣。 我相信,马丁既听不见也看不见。诗歌节期间他把布蒙在眼睛上,跟大家捉迷 藏。“那是王位上奇妙的孤独。”这让我想起芬兰女诗人索德格朗的诗句。 在每届诗歌节前的例会上,马丁的演讲越拖越长,尽是陈词滥调,加上发音含 混不清,令人昏昏欲睡。他的老婆儿子全都卷入诗歌节,从义务工作开始,一步步 接近权力的中心。还有一种批评,认为马丁请来的都是他的老朋友,诗歌节搞得像 个家庭聚会。这么说来,我也算个受益者。其实这是马丁创建诗歌节的宗旨之一, 让某些诗人重复出现,通过时间展现他们的变化。 提起那些名诗人,没有他不认识的,谁谁当年还是个愣小伙子,谁谁死了,谁 谁得了诺贝尔奖,谁谁刚来看过他……山高不过马丁的脚,不少诗人都是他发现的。 他从来都说别人的好话,除了沃尔克特。“他诗写得还不坏,但为人太傲慢。”马 丁跟我说。 有一年诗歌节,他的儿子马克去机场接他,为方便起见,马克把车停在旅馆停 车场。 而沃尔克特却坚持让他把车开到旅馆门口,并为此大发雷霆。 我真想认识一下青年时代的马丁,做国王以前的马丁。比如他当年头发的颜色, 他的笑声,他的诗歌梦想。我认识好几位荷兰老诗人,都是马丁多年的朋友。我应 该去找他们问问,关于那个年轻的马丁。恐怕是众说纷纭,甚至包括头发的颜色在 内。要说马丁的阅历可算是相当丰富了,他当过夜校老师、出版社雇员、书店经理、 文学杂志编辑、报纸评论员,翻译了不少德国文学作品,编过好几本国际诗选。1969 年,他进了鹿特丹艺术委员会,触到权力开关,打开诗歌节的大门。其实连履历也 是值得怀疑的,一个过程而已,与生命本身并无多大关系。 我跟柯雷在长途电话里聊起马丁:“回过头看,马丁做了那么多重要的事。” “你用不着说服我,他的功绩我们全部都知道……”柯雷有点儿不耐烦。 “不,我是想说服我自己。” 午餐 一 中午十二点半,我在曼哈顿第八大道八十号十九层新方向出版公司的门口按响 门铃,珮吉迎出来。每次来纽约,她都和格瑞瑟达一起请我吃午饭,加上住在附近 的艾略特,两男两女,用一张公司专用的绿色“美国特快”信用卡付账。这回我想 破破例,省了这顿午饭,事先没打招呼,到了纽约一头扎进茫茫人海。谁想到在大 都会博物馆纪念帕斯的朗诵会散场时,珮吉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不由分说,约好一 起吃午饭。 珮吉五十多岁,家姓狐狸,无从考证,我估摸她祖先八成是爱尔兰的猎狐人。 珮吉是我的责任编辑,也是“新方向”的副总裁。她家住在哈德森河上游,从后窗 能看到芦苇掩映的河水。1992年春天,我跟艾略特一起去她家做过客。她丈夫鲍普 是个退休的文学教授,在家写小说,做饭,热衷于社区政治。听珮吉的口气,鲍普 的小说永无完成之日,也没指望发表。说来那才是真正的爱好。饭后我们沿哈德森 河散步,来到一个小码头。木结构的栈桥伸向哈德森河,桥头钉着块牌子。二次大 战期间,多少美国小伙子在这儿跟情人告别,再也没回来。 “新方向”出版社的创办人是詹姆斯·劳夫林,可惜我无缘见上一面。当年他 认识庞德时,只是个家境富有的文学青年。庞德对他的诗评价不高,倒是劝他办一 家地道的文学出版社。由庞德指明的“新方向”,六十多年来成了美国出版业的奇 迹:不以赚钱为目的但又能自负盈亏,而几乎所有美国现代诗歌的经典都源于此。 劳夫林两年前去世了。 出版社成了母系氏族——老板和主要编辑几乎都是女人,像一群母鸡,孵养着 我们这个时代相当男性化的文学。 艾略特迟到了。做为帕斯的英译者,这两天他忙得四脚朝天。在纽约和华盛顿 举办盛大的纪念帕斯的活动,最后以在大都会博物馆的朗诵会达到高潮。按字母顺 序,艾略特排最后一个。他坐在我旁边,急躁但克制,准是浑身都能划着火柴。整 个朗诵会由美国桂冠诗人品斯基穿针引线,最后以艾略特打结:他给艾略特极高的 评价。在读帕斯的长诗《太阳石》最后一节前,艾略特动情地说:“三十年前,就 在离这儿几个街口,我跟帕斯开始一起朗诵……如今人已去,诗还在……”他的声 音哽咽了。 格瑞瑟达终于出现了。她七十多岁,刚从脑血栓的打击中恢复,脚下还不太稳。 她目前是出版社的老板,掌管着“美国特快”信用卡,而病痛和年龄正逼她退休。 她父亲斯盖勒·杰克森是诗人兼文学批评家。大约六十年前,英国的名诗人罗伯特 ·格瑞夫斯和夫人劳拉·瑞定,来美国和他们一家共度夏天,结果她父亲和劳拉堕 入情网。劳拉把她妈妈逼疯了,在神经病院一住几十年。格瑞瑟达那年只有十二岁, 和弟妹一起被送到姑姑家。而他父亲和劳拉搬到弗罗里达的一个葡萄园隐居,至死 在一起。其间四十年,他们共同编写一本英文词典,每个定义只用一个词,既未完 成也没出版。自那个夏天以来,格瑞瑟达再也没见过父亲。 我们一行四人,从十九层楼降到地面,过马路,再拐个弯,直奔那家名叫“布 鲁塞尔”的饭馆。十年来,我们也试过别的几家,都不甚满意。看来实验归实验, 传统就是这样形成的。 最后一次尝试,是家刚开张不久装璜时髦的小馆子。那天艾略特点的汉堡包, 他刚咬一口眉头就皱起来。结账时,侍者礼貌地问我们觉得饭菜怎么样。“你要我 说实话吗?”艾略特从眼镜上面撇了他一眼,“这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差的汉堡 包。” “布鲁塞尔”的基本色调是暗绿色,古色古香,有股欧洲战前的味道。这里气 氛轻松而节制,没有年轻人和酒鬼,我估摸来这儿的都是老顾客。沿窗摆下的四张 桌子,随外面变幻的光线转动。我们多半都选那张把角的桌子,似乎为了某种稳定 感。阴天下雨,这四张桌子好歹才安静下来。夏天的阳光被窗户过滤,不再那么暴 躁;到了冬天,阳光影影绰绰,成为某种生命的幻象。 侍者彬彬有礼但又不夸张,随时准备消失。 二 在纽约竟有某些不变的东西。十年来,我们同样四个人,来同一家饭馆,坐在 同一张桌子,谈同样的话题,连口味也越来越趋于一致。今天除了格瑞瑟达点烤鹅 肝外,珮吉、艾略特和我都点的是鸭丝色拉。而饮料嘛,四个人全都要冰茶。照惯 例,再加两份炸薯条。用炸薯条蘸番茄酱,有滋有味的。 先说起纪念帕斯的朗诵会的盛况。由于会场早就满了,有一千多人被拒之门外, 其中包括赞助者、墨西哥参议员。珮吉说她也被拦在门口,幸亏来了墨西哥的一帮 政要,她赶紧声明她是帕斯的出版者,于是文学被政治裹挟进会场。 我说,是帕斯,是他的个人魅力,把平时互不来往的美国诗歌界的各路人马以 及政要、外交官聚到一起来了。朗诵会就像一个和解中的家庭聚会,只有我和另一 个瑞典诗人是外人。“你在他们中间简直是个婴儿,”格瑞瑟达插话说。她告诉我, 那个一头白发瘦高瘦高的老先生是肯尼迪的特别顾问。“真神了,快半个世纪过去 了,他居然还活着。”格瑞瑟达感叹道。于是大眼瞪小眼,好像活见了鬼。 “人们永远弄不清帕斯的政治立场,”艾略特吞进一根炸薯条,说,“其实很 简单,按美国的标准,他是左派;可按拉丁美洲的标准,他得算右派,因为他反共, 反卡斯特罗,而很多拉丁美洲作家都是卡斯特罗的朋友。” 珮吉告诉我,“新方向”打算出版帕斯两卷本的诗歌全集,由艾略特翻译和编 辑。他们还打算出顾城的诗集,要我设法和他姐姐联系,得到版权许可。 鸭丝色拉上来了。厨房就像潜台词,躲在文学和政治后面,出其不意。我们的 胃突然被唤醒,激动有如心脏。好一阵,只听见刀叉叮当作响,大家不再吭声,专 心于鸭子的滋味、菜叶的质感和调味油的色泽。汽车声和脚步声漏进来,窗上有人 影滑过。阳光闪耀。其实,阳光才是纽约真正的主人。昨天早上,一个法国摄影记 者给我拍照,带我满街追赶阳光。我通过摄影家的眼睛看到纽约的阳光在楼群之间 摸索、折射,转瞬即逝。 我问起艾略特纽约的治安。刚到纽约的第二天早上,我在莱克辛顿大道和东三 十一街把角的咖啡馆喝咖啡看中文报纸。有一则消息:马友友的大提琴在纽约失而 复得。他下出租车时,忘了拿后备箱的那把价值二百五十万美元的大提琴。报警后, 全纽约的警察出动,帮他找那辆出租车,四个小时后,大提琴回到马友友手里,没 耽误他晚上的演出。就在我读这条消息时,小偷麻利地摸走了我放在脚边的书包。 说时迟,那时快,待我猛醒,四下一打量,全都是正人君子。 珮吉和格瑞瑟达赶紧搂住自己的包,生怕不翼而飞。艾略特眼睛一翻,摇摇头, 责怪地说,“这是纽约。”是啊,只能怪我这个乡下人,在引导城里的正人君子犯 错误。 说起纽约犯罪率的下降,艾略特指出,这是全美各大城市的普遍现象,除了美 国经济好转外,还和从十五岁至二十八岁这一高犯罪率的年龄层的下降有关。 我问他对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怎么看。 “他整个一个法西斯!”艾略特火冒三丈,“在曼哈顿根本就他妈没法停车, 我今年吃了六张罚单。连到公园烤肉,超过五十个人必须得到批准,等于禁止集会 游行。更别提布鲁克林那档子事了。”在布鲁克林美术馆正进行的展览中,一个黑 人画家把大象粪和圣母像涂在同一块画布上,引起了争议。朱利安尼威胁美术馆若 不摘掉这幅画,就甭想得到市政府下一年度的拨款。 杯盘撤去,我们四个人都要了咖啡。话题转 向美国明年的大选。艾略特叹了 口气,说这回他不知该选谁了,戈尔真让他失望。他跟我解释说,堪萨斯州最近通 过了教育法案,否定了进化论,在中小学的课堂上以基督教的创世说为基础。按基 督教的说法,世界只存在了一万年。“那化石该怎么解释?”艾略特耸耸肩,“荒 谬透顶。”而信奉高科技的戈尔为了赢得当地选票,竟对此不置可否。珮吉和格瑞 瑟达连连点头。这些美国左派对民主党也厌倦了,政治前景像咖啡一样暗淡。 我问珮吉为什么在美国没有第三种势力。 “现在冒出个改革党,但也不太可能构成第三种势力。这也许恰恰说明美国选 举制度本身有问题。”珮吉耐心地向我介绍了美国大选的过程。你看,三下五除二, 只能得这么个结果。 “为什么美国总统几乎都是律师?”我又问。这就是局外人的特权,不耻下问, 百无禁忌。 珮吉和格瑞瑟达掰着指头把本世纪的美国总统挨个拨拉一遍,果然让我言中。 “是不是律师这行当的思维和表述方式在影响美国的政治?”我说。 “绝对没错。他们借用法律语言,以冷血的意志和间接的方式达到目的。”珮 吉说。 午餐结束了,我们在门口告别。阳光明媚,这是晚秋最后的黄金时光。不知怎 么,我忽然想起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其实这幅画和我们在“布鲁塞尔”饭馆 的午餐毫无关系。 北岛,诗人,现居美国纽约。主要著作有《北岛诗选》、《蓝房子》等。 -------- 文学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