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箫的人 南屋常年是阴暗潮湿的,受不到一点阳光的照射。北平人说:“有钱不住东南 房,冬不暖,夏不凉。”真是经验之谈。我虽然把两明一暗的三间南屋布置成很好 的客厅——缎面的沙发,硬木的矮几,墙角的宫灯,仿古花纹的窗帘,脚下是软软 的地毯;但是我们都没有兴趣到南屋去,熟识的朋友来了,也还是习惯到我们起居 饮食的北屋来坐。 就这样,我们整年地把南屋冷落着。小三合院中心一棵好大的槐树,像一座天 棚,整个夏天遮盖着这院子,但是南屋更阴暗了。秋天槐花落了满院子,地上像铺 了一层雪。我一簸箕一簸箕地扫着,心里就打着南屋的算盘;煤这样贵,今年冬天 我不打算在南屋装洋炉子了。把去年留下的两个炉子的烟筒挑一挑,用在北屋的一 个炉子上大概够了。铁皮暴涨,烟筒省一节是一节,大家都尽量把炉子装得移近窗 户,这叫做“缩短防线”。我又想,为什么不把南屋租出去呢?既节流,又开源。 这个主意说开了去,大嫂很快就引来了一位房客,她给我介绍说:“咱们南京 老亲端木家的三太太,你仿佛说过,中学里教过你地理的,就是三先生。” 我说:“是呀!端木老师不容易被人忘记,他的……” “他的眼镜。”端木太太立刻微笑着接腔。 回忆到学校的生活,我很开心,我大笑着说:“是的,眼镜,还有冬天那条长 长的围巾,脖子后面总拖着那么长的一大截,飘荡着。” 据说端木家这门老亲,和我们攀来巴去,算是平辈表亲。端木朴生老师已经死 了十多年了。这位端木太太因为一直在外面做事,所以大家都称呼她一声“朱先生”。 我对端木老师的印象,也只是那掉在鼻梁中间的眼镜和长围巾这一点点而已,他实 在只教了我连一学期都不到。 说是平辈,朱先生比我年纪大多了,已经两鬓花白,她虽憔悴,但很稳重,也 整洁,眉目间藏着年轻时代的风韵。这样的形容似乎很矛盾,但她给我的第一个印 象确是这样。 她是从东城她的亲戚家搬出来的,因为她在师大的图书馆工作,住亲戚家虽然 方便,只是离学校太远,往返不便,我们家可离师大很近。 “老胳膊老腿儿啦!让我来来去去地赶电车,我也追不上,到了冬天,骨头节 儿就仿佛泡在醋里,那么酸痛,真不是滋味儿。”她苦笑着说。 但是我想到阴暗的南屋,租给这样一个独身而患着风湿的老女人住,而我这年 轻健康的却住着阳光普照的北屋,倒有点不自在,我只好说:“只要朱先生不嫌房 子小,不嫌我三个孩子吵闹。” 朱先生搬来的时候,槐树叶已经掉完了,光秃秃的枝子在冷风里挺着。南屋里 我们原来的那一套家具,都移到北屋来,北屋显得拥挤,但是却像暖和了些。太阳 从宽大的玻璃窗透进来,照到紫红色的沙发上,发着亮光,摸摸是热的。我很喜欢 这种气氛,抱着孩子坐在沙发上,望着南屋朱先生在忙碌;盆儿呀,罐儿呀,煤球 呀,都堆在南屋房檐下的石阶上。那地方原来我都摆着菊花,现在这么一来,原有 的一点儿艺术气氛就没了。 宋妈和朱先生的一个侄女在帮着整理,中午我当然邀她来我家吃饭,她进屋来 先在洋炉子旁烤着搓着她的冻得发僵的两手,看着墙上挂的我和凡带着三个孩子的 照片说:“一个人也是一个家,什么都扔不下,就像蜗牛壳似的,再简单,也得把 它背在身上,带来带去。” 她没有生育过,体态较少变化,也可想见她年轻时的轻盈。她如今穿着青哗叽 的罩袍,平平贴贴,一点褶痕都没有,我只觉得她太整洁了。听了她的话,不知是 出于安慰还是真的感觉,我说: “我现在就觉着一个人最舒服,三个孩子加一个丈夫,真乱死我了,我常对凡 说,多咱能离开你们清净几天才好。要知道伺候大人也不比伺候孩子省事。”我最 初是为了安慰她的孤寂,而故意说出羡慕她的话,但说来说去,也说出了我的牢骚。 “别这么说!”她笑着止住我。 “这是真话呀!”我也笑着说。 “真的离开你,你又不放心了。”她说着拍拍我的手背,仿佛我是一个不懂事 的孩子。 她搬来后,每天早出晚归,冬天日短,回来后,天都快黑了,大家都缩在屋里 过日子。窗帘拉上,探到炉中去的尾巴壶的水滚开着,孩子的吵闹欢笑声,使我应 付这三间北屋里的生活,已经来不及了,这晚上的几小时简直就和屋外隔绝了一样。 有时我会猛想起,对面还有一家新街坊呢!我想着到朱先生屋里去谈谈,像拜访朋 友似的。但是等到夜静后,我也疲乏了,掀开窗帘一角向南屋看去,外屋的灯已经 熄了,里面是她的卧室,低烛光的灯亮着,怕她已经就寝了,也就不好去打扰。有 一两次也仿佛听到乐器的声音,但被孩子或客人的说笑声遮盖了,就没有注意。 我是一个贪睡的人,冬夜起来弄孩子,真是一件苦恼的事,我常想恢复我的职 业生活,然后多雇一个女仆,把孩子交给她去管,我就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是多 么舒服!实在我连续生了三个孩子,已经有六年不知道题整夜觉的滋味了。 那天我夜半醒来,给孩子换好尿布吃过奶,就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了,忽然哪里 传来低低的音乐声,我仔细地听,才觉出是南屋朱先生在吹箫。夜静静的,那箫声 就仿佛是从山间来,从海边来,从长街来,幽幽的,钻进了人的心底。我竟幻想着 朱先生吹箫的姿态,像是她坐在半空中,又像是远远地从海边走过来。迷离中我感 到寒冷,原来是因纸白天被小猫抓破了一个洞,冷风钻进来,吹到脸上。我翻身理 好棉被,向里面钻了钻,用被蒙住半个脸,才觉得暖和些。那南屋里的女主人是多 么寂寞!我不禁关心起朱先生来。“闲夜寂以清,长笛亮且鸣。”不记得在哪儿看 过这么两句诗,箫声低于笛声,但是在清寂的闲夜,就仿佛是一步步地逼进耳朵来。 过了好久,我才睡去,不知是她的箫声先停,还是我先人梦乡的。 第二天晚上,我惦记着过去找朱先生谈谈,便把孩于们早早弄上床。我不知道 她喜不喜欢闲聊,很想把毛线也带过去织(织着毛线谈话是最快乐的),又怕那样 显得是要在她屋里呆很久,结果从缸里拿了两棵腌白菜,送给她就早点吃,算是以 此为题。 南屋里靠窗子摆了一张八仙桌,她工作、吃饭、会客都就着这张桌子,所以上 面摆了茶具,也摆了文具,电灯便从屋中拉到窗前的桌子上面。炉子刚添上硬煤块 吧,劈劈剥剥地响着,炉子上炖了一壶茶,她喜欢喝茶,搬来的头一天我就知道了。 我推门进屋时,她正一个人坐在桌前擦箫,这情景很安静。我从自己乱哄哄的屋子 过来,格外觉得舒适,昨夜那种替她孤寂的感觉没有了。但是我却仍要把那种感觉 告诉她,我说: “昨夜是您吹来吧?” “罪过,吵了你了。” “哪里,”我赶紧接口说:“我睡觉大炮也轰不醒,是昨夜起来给孩子冲奶听 见的。那调子听得人心酸,只觉得像没了着落。说实话,好一会儿我才睡着,不然 每天我扔下奶瓶就睡着了。” “以后夜里可不能再吹了,你带孩子害你睡不够。”她抱歉地说。 “不,”我赶忙阻止她,“也只是碰巧我那时醒来,否则再大声音也听不见的。 我觉得有时也应当让孩子吵闹以外的声音,陶冶一下我的心情,让这声音带着我的 思想到更广阔的境界,您的箫声使我想想这,想想那,也是很有趣的。” “那么昨夜你想到什么了?”她直看着我的脸,认真地问我,我倒不好意思了, 说:“想得很多呢!” 她起身又去墙上取下一支笛子来,也在擦拭着。我说:“也吹笛子吗?” “不,我吹不好,是朴生吹的。” 对于这种箫啦笛啦的乐器,我知道得太少了,她不说话,我就没话可接了。我 心想送了腌白菜已经完成了人情,可以站起身回屋去了,幸亏没把毛线带过来,正 这么想着,朱先生又说话了: “想不到朴生那样子粗心大意的人会吹笛子吧?他吹得好着呢!” “是的,从表面看起来,端木先生是不拘小节的,也许玩起乐器来很细心吧?” “他在这方面是满细心的,我却是个粗人。” “您要是粗人,我更不用提了。”我说着笑了,又问她,“端木先生活着的时 候,你们一定常常箫笛合奏吧?” 她看了我一眼,点点头。 “中国的乐器有几种是适合夜阑人静时独自演奏的,箫或笛便都是。以前夏天 晚上我们常常在北海的小划子上吹奏,那才有意思。” 我可以想象得出那种情趣来,因为夏夜在北海划船,常可以听见从水面传过来 的口琴声,留声机声,以及情侣们的低吟浅唱。这种生活的享受,我和朱先生都没 份儿了,她是失去了伴侣,我是因为增加了累赘。我对朱先生说出了我的感触,她 也有同感。 我又问,她和端木先生,是谁先对这种乐器发生兴趣的? 她今夜很兴奋,听我这样问,便擦拭着那根笛子说: “说来话长呢!你问问南京的老亲都知道一点儿,当年先父是不赞成我和朴生 这门亲事的。原来我们两家都住在北京,而且是世交。朴生在北大,我在女高师, 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了。毕业以后又同在一个学校教书,虽然接近的机会多了,并没 什么密切的来往。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忽然给我写起信来……” “情书吗?”我听得有趣便插嘴问。 “敢!”她骄傲地说了以后,又天真地笑了,仿佛回到年轻的年月,她就是那 无上威风的女王。“他所写的无非是讨论学问思想,当然字里行间也带着些情意。 我一封也不回他,让他高兴就写他的!” “见面说话不说?”上一代“新人物”的恋爱,在我们看来有时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我不由得想多问几句。 “见面应酬话是说的,但他可不敢提写信的事,我只是在说话间透露出我已经 看过他的信就是了。” “多有意思!”我不禁惊叹。 “1928年北伐成功后,迁都南京,端木一家都回南京了。这以前,他家曾央人 来求亲,可是先父一口就回绝了,我连影子都不知道。家里只知道我和他同事,并 不知道他写信的事,那年月,我们更新,可是家庭还守旧得很呢!我们再开通,也 是半新不旧的,因为许多地方仍要顾到古老的传统,不能一下子就变过来。他家回 南京时,他也同去了,因为他是独子。他回南京后,信写得更勤,这时的倩就明显 地表现出他的意思了。” “那么这回您该回他信了吧?”我问。 她笑笑摇摇头,接着说: “可是有那么一天,他事先并没有写信说过,竟在学校里出现了,当然使我很 惊奇,但他不远千里而来的坚决的情意,也不能说没感动我。这时我已经知道父亲 拒绝求婚,所以答应和他在学校以外的地方见面,瞒着我的家庭。见面也只是见面 罢了,我还是无意的。直到有一次,我们学校几个接近的同事相约到北海赏月,大 家带了乐器去,我吹箫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在北海的那天晚上,我才知道朴生吹笛 子。我独奏“梅花三弄”,他竟悄悄地,悄悄地,吹起笛子来随着我的箫,吹着吹 着,我们就变成二重奏了!……” 朱先生说到这里,起身到炉边去拿炖在火上的那壶酽茶,给我斟了一杯,她自 己斟了一杯。然后又用煤钩子去播弄那炉火,炉门一打开,火光反映到她的脸上, 红亮亮的。我两手捧着那杯茶,停了好一会没说话,看着她的脸,脑中幻想着当年 夏夜太液池中箫笛合奏的情景,仿佛我也是客人中的一个。我不由得笑说: “那首‘梅花三弄’一定是您和端木先生的定情曲啦!” 她笑笑,回到桌前坐下,从桌上拿起那支笛子: “喏,始终是这支笛子陪着我,这么些年了。他走的匆忙,留在家里没带着, 笛子留下了,吹笛的人可再没回来呢!”她不胜感慨地说着,把笛子又挂回到场上 去。 “端木先生教我们的时候,您和他已经结婚了吧?”我也回忆起那吹笛的人了。 “他教你是哪年的事?” “1931年,我在初中二。” “已经结婚喽!我们结婚也还是经过一场奋斗呢!虽然我答应了他的求婚,但 是不能得到父亲的谅解。他放弃了父亲给他在南京中央政府找到的好职位,而来北 平做个中学教员,他的母亲也不满意他,这一切还不都是为了我。父亲后来算勉强 答应了,也还是有婚后仍住在北平的约定。” “对于您来说,还是那笛子的力量吧?您的婚姻的故事多么美,它使我想起了 ‘吹箫引凤’的故事,您是那弄玉,端木先生正是箫史……”但是朱先生打断我的 话,说: “箫史和弄玉是夫妇双双飞升而去,我们可是一个飞了,一个还在这儿挣扎求 生呢!” “在心灵上,您仍是和端木先生在一起的,您的夜半箫声,怎么能知道他不是 在冥冥中也跟您在合奏呢!” 爱情的故事,常常是因为那爱情发生了障碍,才使得故事更美,更动人。我后 来听大嫂说,当初朱家的老太爷不答应这门亲事,是因为端木先生是庶出的关系, 母亲的出身微贱,在家庭中没有地位,连带着儿子也遭了殃。端木先生排行第三, 前面还有两个相差很多岁的哥哥,是嫡出的。在那讲究门第与身世的上一代,怎能 怪他们为儿女的多方操心呢!可惜这一对在新旧时代交替中奋斗的夫妇,在如愿以 偿之后,终不能白头偕老,他们只有短短不到八年的相守。端木先生是七七抗战那 年由北平到内地去,在一次汽车失事中丧命的。意外的死,生者难堪,她怎么能不 日日以来声唤回那荒野中的孤魂呢!箫声可以使她回到往昔月夜泛舟的情景中去, 无怪其声哀以思了。 有一次在偶然的闲谈中,又提到了她的箫,她曾这么说过: “没有孩子的夫妻和有孩子的夫妻,毕竟不同啊!看你们小两口子虽然有时拌 嘴,但是半天都忍不了,你们就忘了,因为有孩子一打岔就过去了。我们可就不同 喽!婚后的现实环境,到底不是婚前所想到的,我从小长大什么苦头都没受过,所 以有一点点不遂意,就使我几天不愉快,不和朴生说话。长日无聊,我只有吹箫来 解心头之闷。常常在这种情形下,朴生便也不知什么时候,拿起笛来,和着我一起 吹奏了。这样,一根笛一根箫,便像你家的老大和老二,把我们的不愉快,无形中 合开了。” 我听说过,朱先生在婚后和婆母不和,这也是常引起他们夫妻不愉快的因素, 端木先生在母亲的独子与爱妻的丈夫的夹层中,常常左右为难。据说在端木先生死 后,婆媳反倒相安无事了。 一个冬天在蜷缩中过去了,今年春暖得早,阴历的正月过不久,家里的火炉就 拆了。屋门敞开着,孩子们就骑在屋门坎上,享受着春日的阳光。但是南屋的炉火 挨到阴历二月才拆除,因为朱先生在闹病,她有畏寒的毛病。上班也就是那末回事 了,年轻的男女同事们听说她病了,倒是常常来看她。有时她们带了菜来做,哄着 她说笑,像女儿对妈妈似的。 开春以来,她就很少吹箫了,看见墙上挂的笛子,我总会想起箫,也偶然问她: “朱先生,好久没吹箫解闷了吧?听你吹箫,对于我也是一种享受呢!” “提不起兴趣。怎么?又想听着箫声想心事了吗?” “其实我听着箫声,多半想的还是您呢!”我玩笑地说,但确是实在的话。有 一次连偶然读到杜牧的“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 人何处教吹箫”的诗,不知怎么却想到端木先生了。 交夏以后,时局急转直下的紧张起来,五月间凡去上海看全国运动会的热闹, 到人九月,我们就筹划着到台湾的事了。要离开一个依赖了多年的地方,真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我没出过远门,一下子就让我来个大迁徙,说实话,我连行李都不会 捆呢! “我留在这儿慢慢的结束,你一个人先走,你到台湾都安顿好,再来接我们。” 我对他曾经这样建议,并且屡次讨论时,都坚持这个主张。 这时宋妈来告诉我,朱先生让我过去一起。她病病怏怏地躺在床上,我真抱歉 不安,好多天都把她忘了,只顾闹我自己的情绪。 她倚在床栏上,用责备的口吻对我说:“为什么不跟丈夫一起走呢!兵荒马乱 的时候,不要分离,一家人的手还是紧紧捏在一起的好,更不应当在这个时候闹别 扭。” 她一定是从宋妈的嘴里知道这一切的,我告诉她我的不安的情绪和一些困难。 她忽然拉住我的手,悲痛地说:“如果十二年前我和朴生一道走,我今天的情形也 许不是这样子了。”她说着拍拍盖在身上的那条被。“我跟你说了那么多我和朴生 的事,只有一件没说过。”她停了一下,好像要拣个最合适的方法说出来,一在七 七事变前,我因为家庭的苦恼——你知道就是为了朴生的母亲,和朴生闹得很不愉 快。七七事变一起,朴生和我商量说,把母亲送到上海跟大哥过,然后我们一道南 下。但是我不肯,我要他把母亲送到上海去,自己南下,我要先在北平清静清静。 无论他怎么说,我执意不肯,直到他已被敌人注意而不能不走了,一切都来不及打 算,便先离开北平。到上海他来信说,情绪很不好,因为担心着我们婆媳的安全, 和想到没来得及安排我们的生活就离开了,心中始终是不安的。他要我仍及时准备, 立刻和母亲到上海去,他有半个月的时间可以等待。我接到他的信,虽然心中略有 所动,可是始终不肯去跟婆母商量,半个月这样抱过去了,朴生在上海不得不动身 南下,还没走出江苏省境,他就死了。你不能让一个人不安地离开家,是不是?心 中不安就会有不幸,这常是连带的。总要生活在一起,才能彼此安慰与照顾。听见 没有!” 她的一大篇话,使我恍然明白这一对夫妻的整个故事,我一直知道的是那前半 部完美的,但那一时的过错,却能使一个人永生赎不完。朱先生的箫声,不只是怀 念和幽怨,还有着遗憾与仟侮,所以那声音才使人心弦震动。 晚上我同意了凡的建议,我们一起到台湾去,他感动而欣慰地吻着我,并且紧 紧地捏住我的手。晚上我睡在被里,忽然听朱先生又吹起箫来,声音是那么微弱, 一个调子重复了几次,都吹不成腔,想着她白天为我说出她隐藏了多年的秘密,真 是肺腑之言,但是我们就要离开她了,而她又正在病中。 来到台湾以后,立刻就给接住北屋的弟妇写信,除了报告平安抵达之外,还问 候朱先生的病况,弟妇口信却没提起,她准是在匆忙中忘了。很迅速的,以后就音 讯不通了。 在台湾,十年的厮守,全凭朱先生的一篇爱情的故事。朱先生如果还健在的话, 算一算,真不信,当年在太液池上吹箫的女人,如今已是望七之年了。 195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