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尽鸟投林”(2) 俞平伯先生说:“红学之为诨名抑含实义,有关于此书性质之认识。早岁流行, 原不过纷纷谈论,即偶形诸笔墨固无所谓学也。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 以师儒之身份,大谈其《红楼梦》,一向视同小道或可观之小说遂登大雅之堂矣。” ②《俞平伯论红楼梦》第11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又说:“既关于史迹, 探之索之考辨之也宜,即称之为学亦无忝焉。所谓中含实义是也。”②俞平伯先生 这两段话见于他的《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一文,1978年初稿,1986年改定,是晚年 之作,经过沉淀的思想,文短而分量甚重。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怎样评价索隐和 考证在红学成为红学并获得真实含义的过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至于对这两个红学 派别本身如何评价又是另一回事。 如今红学自王、蔡、胡以师儒身份大谈红楼,已走过近百年的历程。秦可卿给 凤姐托梦,说“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差堪比拟。红学的地位曾经很显赫 过,有几次竟成为学术界注目的中心,甚至引起全国性的波澜。但现在最能体现红 学特殊树义的两个红学派别,索隐派终结了,考证派式微了,剩下的是一个个百思 不得其解的谜团,滚来滚去,都变成了死结。曹雪芹是谁的儿子? 不知道。胡适说 是曹,但没有证据。我们说不是,也没有证据。只能严守圣人遗训,说不知道。脂 砚斋是谁? 不知道。《红楼梦》后四十回是谁写的? 不知道。而这三个问题,对考 证派红学来说,实在至关重要,都是最起码需要解决的问题。连起码的需要解决的 问题都索解无从,未免太让研究者泄气。索隐的出发点往往很庄严,以《红楼梦》 寄托家国之思,令人肃然起敬。但具体分解起来,又收获甚微。说来说去逃不出尽 人皆知的那几条例证。偶然有人提出新说,但一查,不对了,原来是前人已经说过 的旧说。时至今日,无论索隐还是考证,要想前进一步,有所突破,已经难上加难。 当然不排除还会有新材料的发现。但在新材料发现之前,红学的困局难以改变。敦 煌学也由于已发现的材料处理到一定程度,再前进,感到步履维艰。而随着汉简的 大批面世,一门新的学科——简牍之学,已在悄然兴起。 梁启超论学术思潮的演变,把学术思潮区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 期四个阶段,并用佛家生、住、异、灭四分流转相作比照。他说启蒙期是“对于旧 思潮初起反动之期”,其特点是:“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坏,而建设 盖有所未遑。所谓未遑者,非搁置之谓,其建设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间必已孕育, 如史家所谓开国规模者然。虽然其条理未确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间错试验中弃取未 定,故此期之著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 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梁启超论清学吏二 种》( 朱维铮校注) ,第2 页至第3 页。下引任公先生语同此.不复注。比之红学, 本世纪初胡适向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宣战,实与之相仿佛。因此当时的红学可 看做是处于启蒙期的红学。 学术思潮处于全盛期的特点,梁启超做了如下概括:“破坏事业已告终,旧思 潮屏息伏熠,不复能抗颜行,更无须攻击防卫以糜精力。而经前期酝酿培灌之结果, 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宗庙 之美,百官之富’粲然矣。一世才智之士,以此为好尚,相与淬厉精进;阘冗者犹 希声附和,以不获厕于其林为耻。”这用来形容红学的全盛期,天衣无缝,恰到好 处。是有一个时期,我们的“才智之士”都愿意厕身红学,并“以此为好尚”啊! 学术思潮进入蜕分期的特点,依任公先生的说法其表现是:“境界国土,为前 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能取局部问题,为窄而 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应用之于别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而其时之环境必 有以异乎前。晚出之派,进取气较盛,易与环境顺应,故往往以附庸蔚为大国。则 新衍之别派与旧传之正统派成对峙之形势,或且骎骎乎夺其席。”只要看看五十年 代初至六十年代上半期,周汝昌、吴恩裕、吴世昌三位考证派主将的声势气象,以 及他们的使红学愈分愈细,不仅三人之间于家世考证、作者考证、版本考证各有侧 重,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等“派中小派”亦“出焉”,就知道红学蜕分期 是存在的。 至于衰落期,梁启超写道:“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 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濬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 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 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 士,欲创新必先摧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 潮遂告终焉。”我想,说红学现已进入衰落期,应该是符合实际的。如前所说,红 学的“精要之义”确实被前辈学者“濬发”得差不多了,再想突破,谈何容易。 这不是我的悲观,学术的发展嬗变,常常如此。有盛就有衰,有热必有冷。盛 而不衰,热而不冷,天下怎容得这样的物事。就拿《红楼梦学刊》来说,顾问中茅 盾和王昆仑两先生已经仙逝,编委中自创刊以来已有顾颉刚、吴恩裕、吴世昌、戴 不凡四位红学大家作古。1979年5 月20日学刊在四川饭店举行首届编委扩大会议, 在京的红学专家聚首一堂,茅盾拄杖赴会,王昆仑当场赋诗,那种盛况,恐怕不会 再有了。甚至红学史上那些迭出的公案,以抬学问杠为特色的红学论争,包括胡适 说蔡元培“猜笨谜”,并声称“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 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吴世昌和周汝昌等辩论所谓“雪芹佚诗”,引来《晋书》 里阮瞻不信鬼的故事,来客辩不赢阮瞻,就说“即仆便是鬼”;以及余英时和赵冈 关于“面包”和“面粉”关系的讨论;徐复观和潘重规论红学,竟涉及请吃水饺问 题,等等。这一类引人入胜、令人喷饭的篇章,今后的红学家难得谱写出来。另一 方面,现在年龄轻些的健在于世的《红楼梦》研究者,泰半已不再致力于红学,而 转为研究文学史、文化史和学术史。也就是梁启超论述学术衰落期时说的,由于社 会需要,学者“别转一方向”的特点。借用《红楼梦》里的话,说红学研究的现状 “好一似食尽鸟投林”,可能与实际情形也大体上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