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埃格纳的会见 “像安徒生一样,托尔边·埃格纳(Thorbjorn Egner )是整个北欧——不, 整个欧洲,家喻户晓、妇孺咸知的一个名字。不过这不是一个文学史上的人物,而 是当代的一位儿童文学作家。他就住在奥斯陆。他请你明天到他家去晚餐。”这是 克里斯朵夫·何莫邪放下电话筒后对我说的一段话。他刚刚和托尔边·埃格纳通完 电话。他是奥斯陆大学东亚研究所的高级讲师,今年八、九月间,我应这个大学的 邀请,在他的东亚研究所讲中国近代文学和在同校的北欧研究所讲19 世纪的北欧 文学——关於挪威的易卜生、丹麦的安徒生和乔治·布兰兑斯及瑞典的斯特林堡。 为了便於和学校的知识分子接触,我就住在他家里。在讲学的间歇期间,大学的朋 友们总要为我安排一些活动,除参观外,就是接触挪威的文化界人士。这时我正作 完一次报告,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休息。第二天我是空闲的。 埃格纳住在郊区。奥斯陆这个城市铺得很开,除了市中心的几条街道以外,其 他的房屋都散在周围的山间或者坡上,互不相连。它们伸向各个方向,整个城市看 上去就像一个郊区。这是挪威首都和其他欧洲各国首都所不同的一点。由于这个国 家就在海边,那无数有名的峡湾(fjord ),在它一些大大小小的山间穿来穿去, 给人一种随时随地都是水的印象。事实上这里的雨也不少。这个秋天几乎每天都要 下点小雨。第二天下午,我如约去拜访埃格纳的家,这时也正在下濛濛细雨。 克里斯朵夫和我一起同去。埃格纳是一个好客的人,把克里斯朵夫的夫人茵格 宝和两个孩子——六岁的特奥多和三岁的玛莉安——也都请去了。不过我们是从大 学里出发,他们则从家里动身,走两条不同的路。一到埃格纳住的那个区域,我们 着实被当地的山路和散在山间的一些住屋迷惑住了。连克里斯朵夫也认不出一个方 向。我们询问了不少的过往行人,但没有一个人能指出埃格纳所住在的地方。最后 我们来到一个山坡脚下,见有一个老人牵着一条猎狗,在山坡上漫步。于是我们便 走上前去,向他探路。他止住步子,静静地向我瞅了一眼,便发出了一个微笑。 “我估计你们不容易找到我这个地方,”他说,“我特地到这里来等待你们。” 原来他就是埃格纳。他是一个近70 岁的老人,个子不高,脸上布满了皱纹,白发 蓬松,但看上去精神却仍然很健旺。他的话不多,低头在我们的前面带路,从他的 背影看来,他倒很像一个深思的、脑子里萦回着许多乐曲旋律的乐队指挥。不一会 儿我们来到一幢两层楼的木屋门口。这就是他的家,据说这原是一个作家和艺术家 住的区域。挪威的知名画家穆克( EdvardMunch,1863—1944)曾在这里住过。为 了纪念他,市政当局在这里建筑了一批类似别墅的小房子,供艺术家和作家居住, 以便他们有一个安静的创作环境,像穆克那样,为挪威和世界作出他们的贡献。 我们一走进屋子,埃格纳夫人就从厨房里走出来,表示欢迎。她是一个热情的 人,也是一个非常爱热闹的主妇,笑脸盈盈,生气勃勃,虽然她也是满头白发,但 看上去仍是一个精力饱满的中年妇人。尽管主人招待殷勤,但我们却坐不下来,因 为我们立刻被这屋子的陈设吸引住了——这里所谓的陈设,并不是指屋子里的家具, 因为它们都很朴素,与一般人家的家庭设备差不多。我指的是室内装饰——包括墙 上挂的和桌上摆的。它们可以用一个成语形容,那就是“丰富多彩”。 这里所谓的“丰富多彩”,是指室内展现出来的、由各种颜色所组成的许多海 报和绘画。各厅的墙上挂着各种颜色的水彩和速写画。它们都是当代的艺术品,有 的出自埃格纳本人的手笔,有的是其他国家一些有名画家的作品。客厅桌上则陈列 着埃格纳所编写的一些儿童剧中的主要人物的塑像或雕刻。这些东西也是独具特色 的艺术品。接着我们来到他的工作室。这倒是很像一个小型的童话世界。墙上现出 各种类型的童话人物,他们穿插在一些不同颜色的大字标题之间。这原是埃格纳所 编的一些童话剧在各国儿童剧院上演时所出的海报。这些海报的文字标题有的是俄 文,有的是日文,有的是捷克文、英文或德文,当然更多的是北欧文字。这说明 埃格纳所创造的许多舞台人物,长期以来就在世界各国的舞台上与儿童见面。作为 一个中国客人,我不禁感到有点惋惜,这里缺少一张中文海报。我们有那么多的儿 童,我们的儿童剧院的海报也应该在这里占一席位。 正当我在产生这个感想的时候,克里斯朵夫的夫人茵格宝带着她的两个孩子特 奥多和玛莉安到来了。这两个幼小的客人对这些舞台人物要比我熟悉得多。他们立 刻鼓噪起来,好像见到了老朋友一样,啧啧喳喳地交换意见,拍手称赞。原来他们 经常在电视上和这些人物会面,或听到他们在广播上对话,每个人的名字他们都能 叫得出来,每个人的特点他们也了如指掌,甚至每个人讲了什么话他们也能背诵出 来。为了加深他们对这些人物的认识,埃格纳还从沿墙立着的木箱里搬出这些人物 的原始模型,供他们欣赏。这些模型有的是布做的,有的是木头雕的,很像木偶剧 团的标本。 这些人物是生活在一定环境之中,在一定的情况下进行他们的活动。仅仅孤立 的标本还不足以说明他们具有生命。因此埃格纳还为他们创造了一定典型的环境。 这就是舞台设计和装置,而他亲自作出的舞台设计又和一般不同,并非是画在纸上 的平面图,而是立体的实物。每一个人物都在这个设计中占有他特定的位置。虽然 他们的形象已经在设计中被缩小得只能显出他们的身影,但他们在他们特定的环境 之中看上去却都栩栩如生。这些不同场面的设计,陈列在桌上或玻璃框里,也都是 很吸引人的艺术品。当埃格纳按开录音机上的电钮,放送出与这些场景相配合的音 乐和歌词时,这些场景和它们里面的人物就好像忽然都变得有了灵魂,活动起来了。 特奥多和玛莉安也好像都看得入了迷,一会儿拍手欢呼,一会儿默不作声,陷入沉 思中去。这场景、这音乐、这歌唱,把他们带回到妈妈经常在睡觉前对他们所讲的 那些童话故事情节中去了。 当我们在餐桌旁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克里斯朵夫问我对于这位童话作家之家有 怎样的印象——他当然不是指这个房子的建筑,而是指这个房子里的气氛。 “这是一个童话之宫”,我说,“一走进来,就好像走进一个童话世界。 你会觉得,连你所呼吸的也都是童话空气。”“不,这是一个童话工厂”, 埃格纳微笑地说。“那些童话故事、那些插图、那些人物标本、那些舞台设计,甚 至还包括某些海报的标题,全都是在这个屋子里制造出来的。那些墙上和桌上的陈 设,那些标本箱里所装着的人物,都是我进行童话创作时的参考。它们不是装饰品。” “但是它们所烘托出来的气氛却是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茵格宝说。 不过这种色彩是刻板、枯燥、单调的劳动的结果。这说明埃格纳是一个勤奋的 作家。每天不管有没有灵感,他总要坐下来为儿童做一定量的工作,或是写,或是 画插图,或是作舞台设计,或是制舞台人物的模型,或是为歌词谱曲。他脸上所刻 上的那一条条的深深的皱纹,就是这种日常刻板劳动的记录所留下的痕迹。这时我 的视线从他的面上又转到离我座位不远的钢琴上。他的夫人似乎猜测到了我内心的 活动,便解释着说: “那就是他谱曲的工具。他的童话里的许多歌曲和乐谱,就是在这架钢琴上写 下来的。”我们在餐桌上的谈话就这样从屋子里的童话气氛逐渐转移到他的童话创 作的各个方面。原来他写一篇童话故事,并不只是在文字上定稿就算结束。 他还得自己画插图,孩子是喜欢唱歌的,他还得配合那些情节故事,写些歌曲, 为这些歌曲他还得亲自谱出音乐。甚至一本书拿到出版社去出版的时候,他也要亲 自设计与故事内容相吻合的装帧。他的童话作品从形式到内容,所表现出的那种浓 厚的浪漫主义的色彩,就是这样形成的。因此他的童话是既能读,也能听,还能唱, 略加以改编,还能拿到舞台上演出。他的童话就这样与儿童的生活打成一片。孩子 们欣赏这些作品,成年人,包括孩子的母亲和父亲,也喜欢它们。所以他的童话成 了一般家庭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一在电视上出现,一家人都会变得活跃起来, 与童话中的人物和情景融成一气。从技术上讲,他的童话作品具有深刻的时代特点, 一切近代的宣传媒介,如电视和广播,他全都利用上了。就这一点而言,他是一个 新型的童话作家。 所以把一篇童话的内容文字写出来,对他说来,只不过是他创作过程的头一道 工序,而这一道工序又受到其他几道工序的制约。它们得相互协调,在协调的过程 中来考虑它们相互发挥的作用和所产生的效果。效果是衡量这几道工序的质量是否 合格的尺度,也是不断地加工和改进每一道工序的标准。这里所谓的效果,不单是 指一篇童话得在读、讲、听、视各方面形成一个完满的有机整体,在内容情节上表 现得生动有趣,最重要的它还得感染人,既是故事,又是诗,既反映生活,也具有 高超的意境。这样他就不仅是一个童话作家,也是诗人、画家、作曲家、舞台艺术 家、戏剧家和导演——在他的童话剧中他对每个人物的动作,都作出了详尽的说明。 他的这条道路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他最初是一个书籍插图的画家。他开始儿 童文学创作是在1943 年,那时他刚31 岁——他出生于这个世纪的第12 年,说 来也巧,他出生的时刻正是在这一年的第十二个月、第十二天和第十二时:这事实 本身就很像一个童话。挪威是一个以民间故事——特别是以挪威民间传说的小妖怪 (troll )为主人公的那些故事——出名的一个国家。 他最初就是为阿斯边生(Asbjornson)和莫哀(Moe )所收集的这些民间故事 作插图的。这种工作不仅给他机会从民间文学学习到了许多有关童话创作的东西, 也提高了他后来作童话插图的水平。所以他的童话故事配以他自己所作的插图,一 发表出来便立刻吸引住了广大儿童读者的兴趣。很快这些故事便从书本上飞到天空 中去,变成童话之神,通过广播的电波,进入每个家庭,成为儿童和他们父母的亲 密的朋友。从此挪威电台也特别为他安排一个时间,定期广播他的童话。 广播反过来又推动了他的童话创作,因为从广播中他可以测验出他的作品在情 节、语言和人物感情的处理方面产生了一些什么实际效果。根据这些效果——积极 和消极的——他可以对他的作品进行再加工和提高,使他的作品在“读”、“讲”、 “听”——电视出现后又在荧光屏上出现——和“视”各个方面获得完满的统一。 这种创作过程,对我说来,具有很大的教益。我告辞的时候,他送了我一些他 的作品,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克里斯朵夫的两个孩子特奥多和玛莉安。 他也送了他们好几本他们喜爱的作品,而且在书上写下他们的名字和“敬赠” 给他们的亲笔签名,虽然他们还不太认识字。我们满载而归地回到家里来。 他们所感到的兴奋,直到茵格宝送他们上床时还没有消失。我也受到感染。 我回到自己的卧室后怎么也睡不着,便从埃格纳所送给我的那些书中抽出两本 来阅读。第一本名叫《朱童和朱重》。这是描写两个蛀虫(朱)在一个喜欢甜食而 不爱刷牙的孩子的牙齿里打洞的故事,不太长,但是他所作的插图却非常丰富,而 且极有风趣,我一口气就读完了。但我被它所掀起的兴趣并没有完,于是我便又读 第二本。这本叫做《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近一百四十页,插图也有一百来幅,还 有他专为此书谱的一些乐曲,但字体很大,读起来很快,我也一口气把它读完了。 合上书本的时候,表上的时针已移到清晨三点半。但我却没有睡意。 这两本书引起我想到一些有关童话创作的问题:它们吸引人,是因为它们主要 是以趣味为中心,适合孩子的胃口。但这种趣味却是以生动活泼的情节和语言、幽 默机智的插图和高昂爽朗的乐曲所形成的。它们吸住孩子的注意力,使他们能“读” 或“听”或“看”下去,同时在这种过程中掀起他们的情感,发挥他们的想象。这 些童话的特点是它们针对儿童的实际情况,——即他的年龄、生活经验和智力水平 所能接受的程度而创作出来的。在这童话里面看不出什么政治,也可以说根本没有 什么政治——如果就我们所理解的“政治”这个概念而言的话。它们所强调的是艺 术性。 但这些童话并不是没有教育意义。如《朱童和朱重》就是具有非常现实的教育 意义——甚至对某些成年人都有意义。据说它在广播和电视中出现以后,成千上万 的儿童改变了他们不愿刷牙的习惯,战胜了蛀虫的祸害——但蛀虫并没有立即被消 灭,它们不过是暂时被医生弄得无家可归,漂流到大海里去罢了。它们仍然在寻找 新的牺牲者——所以牙齿卫生的习惯还得经常保持下去。这就是这篇作品的主题思 想。这里丝毫也没有“阶级斗争”的气氛,但这不等于就没有“斗争”,因为改造 一个不刷牙的习惯,对一个懒人说来,也是一场非常艰巨的斗争。 同样,在《豆蔻镇的居民和强资》这个故事里面根本就没有描写豆蔻镇存在着 什么阶级。但这里也仍然有斗争。把三个喜欢过不劳而获的生活的强盗改造成为愿 意工作、凭自己的劳力吃饭的人,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这件工作得由许多人来作,包括警察在内——对挪威的读者说来,这位警察还 是一个外国人:丹麦人。经过了大家的一番努力,这三个强盗终于变成了自食其力 的市民。据说联合国曾经表扬过这个故事,说它“体现了联合国的精神”。挪威的 朋友也告诉我,这个故事也体现了挪威人民的精神和理想。 这可能就是埃格纳的创作的主要特点。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除了这个特点外, 他的童话可供我们思考和借鉴的地方还很多,所以第二天,当挪威一家最大的报纸 《日报》(Dagbladet )派他的文化版的负责编辑西门·纯斯堡先生来访问我的时 候,我在谈到当代挪威文学的过程中便提到了埃格纳的作品,并且表示我可能翻译 它们几本成中文。 不料我的这几句话,《日报》竟然在它9 月3 日刊出的大半版的访问记中发表 了出来。这给埃格纳带来了意外的麻烦:他接到许多读者和亲朋的电话,询问关于 中国翻译他的作品的事情。看来中国译他的作品,对于挪威公众来说,倒是一件值 得重视的新闻。的确,埃格纳是挪威当代的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位“体现了挪威人 民的精神和理想”的世界性的作家——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了四十多种文字,只是还 没有中文译本。看来,我得履行我的诺言。 我得再和埃格纳见面一次,谈翻译他的作品问题。事实上,报纸公布了这个消 息后,他也来电话约我到一家叫做“花”(Blom)的餐馆去吃饭。他的作品与一般 的童话不同,插图是故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任何文字的译本都得注意插图的问题。 他特别关心在中文的译本中插图是否能达到原有的效果。 这就不是翻译而是制版效果的问题了。因此在到饭庄去吃饭以前,他要求我和 他一同先去见他的出版家加贝伦(Cappelens Forlag)出版社。我们约定在那里会 面。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前往,但埃格纳却没有到。一问才知道,他不仅早来了,而 且还在街上等我——怕我认不出门,于是我又匆匆地跑到街上来,这时天正在下着 小雨,他已经淋湿了。望着他那滴着雨点的白发,我感到很不安,但看到他满脸的 微笑,我又兴奋起来了。这真是一个热情的老人,具有儿童那样纯真的情感。 加贝伦不仅是他的出版家,也是我的出版家,因为1958 年它也出版过我的一 部长篇小说《山村》——它是由已故挪威作家协会主席汉斯·海堡(HansHeiberg ) 译成挪威文的。当时我不便和他们直接来往,所以也就一直没有和他们的有关负责 人发生过联系。这次该社知道我来到奥斯陆大学,就特别关照我的东道主克里斯朵 夫安排一次机会和他们见面。现在这个机会到来了。 接见我们的是该社的总编辑西格蒙德·斯特洛姆和外国文学编辑部主任奥塞· 杰德龙夫人。这个出版社正在计划出一套当代世界名著丛书,希望其中也能有几位 中国作家的作品,我便推荐了好几部有英文译本、由我国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新老作 家的著作。这件事情谈完后,埃格纳便直截了当地谈起我要译几本他的作品——特 别是《朱童和朱重》和《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两本——译成中文。西格蒙德·斯 特洛姆立即表示赞同,并且也认为这是两国文化交流的最好方式,因此他也表示不 考虑版权和稿酬的问题。但问题还不在此,埃格纳进一步提出,为了使中文译本发 挥它最大的效果,出版社能否在插图方面提供一些帮助——换一句话说,出版社是 否能把插图制成分色胶片,作为送给一个中国作家的礼品,让我随身带回北京,因 为埃格纳知道,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制版技术不一定能够达到他所要求的水 平。总编辑没有作太多的犹豫便满口答应了,并且立刻通知下边技术室的负责人照 办。 出版社一位行政部门的负责人贝尔·格拉德于是便领着埃格纳和我来到下边的 技术室。格拉德向这里有关的负责人交待了任务,埃格纳也提出了他对分色版质量 的要求——因为他是一个画家,对此也很内行。这天正是星期四。西欧各国每周的 工作日只有五天,星期六就开始休息,但我下星期一下午就得离开挪威去瑞典,如 果分色胶片版要让我随身带走,那么下星期一中午就得准时送到我的手中。所以技 术室要完成这项任务,实际工作只有一天。 制作出将近两百幅的分色胶片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他们势必得加班加点。埃格 纳是出版社的一个重要作家,也是挪威在国际上一位知名的人物,为了尊重这位作 家和促进挪中两国的文化交流,他们最后还是决定尽一切努力,在限期内完成这项 工作。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这时埃格纳才喜笑颜开,带我到那个叫做“花”的饭店去吃饭。克里斯朵夫和 加贝伦出版社的贝尔·格拉德也被邀作陪。一走进这个饭店我才懂得为什么埃格纳 要带我到这里来。这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建筑,本身就是一件古迹。它的面积不太大, 但是却有走廊,有天井,只是光线似乎比较微弱,周围显得有点阴暗。我在天井旁 一张餐桌旁坐下来后,举目四望,才知道这种阴暗的感觉只不过是一种主观的印象, 由屋子里墙上、柱子上、过道里所挂的数不清的盾牌所造成。这些盾牌的尺寸都是 整齐划一,同样大小的,总的说来都比较古旧,有的由于年代久远,颜色都已经变 得阴暗了。每个盾牌代表一个艺术家或作家,其中有的属于挪威,有的属于世界其 他国家,牌上面都绘有他们的名字及代表他们特点的图案。 原来这个建筑是1873 年成立的“挪威艺术家协会”的俱乐部,后来由于许多 艺术家和作家到这里来吃饭,饭庄的主人就记下他们的名字,在适当的时候为他们 立一面盾牌,使他们的名字在挪威的首都永垂不朽。埃格纳指向我头顶横梁上挂着 的一面盾牌,说: “那上面有卓别林的名字。”我抬头一看,果然不错,那上面还有卓别林演出 时经常戴的那顶演出的帽子。 “15 年前他的自传在挪威出版”,埃格纳微笑地补充着说,“那时他特来访 问过奥斯陆,他的挪威朋友们请他到这个饭庄吃了一餐饭,他的名字便在这里留下 来了。顺便提一句,他的自传的出版家也是加贝伦出版社。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 还是同行呢。”他的这段叙述引起我联想到他本人,我也笑着问: “你在这里也有一张盾牌吧?”不等他回答,在座的那位加贝伦出版社的行政 负责人格拉德连忙说,“当然有,就在那里。”我按照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不 错,在斜对面的走廊上挂着一面盾牌,上面写着埃格纳的名字,名字上面还绘有一 只熊,正在弹琴。这使我感到新奇:一只弹琴的熊怎么能代表埃格纳的特点呢?我 想这里面一定有一个典故。在我还没有来得及问起这个典故之前,大家的话头马上 就扯到另外一个题目上去了,再也没有机会拉回来。外面的雨声已经变得很大,室 内的光线也变得更暗了。这提醒我们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们便都起身,向饭庄的主 人告辞。埃格纳在门口喊了一辆出租汽车,亲自把我和克里斯朵夫送到家门口。 和他道别以后,我当然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了,但我们并不就此中断联系。在 第四天,也就是我要离开挪威、首途去瑞典的那个星期一,在中午十二点钟正,加 贝伦出版社的一位工作人员把制好了的分色版胶片送来了。这样守信用,这样准时, 我还真没有料到。出版社的办事效率固然很高,但我想没有埃格纳的督促,事情也 不会办得这样快。大概我们道别以后他就钉住这件事,直到胶片送到我手中为止。 胶片(世界知名的柯达照片公司的胶片)装在一个两尺见方的大纸盒里,我托在手 中试了一下,它的重量,大约有十多斤。(后来在上飞机前,我又正式量了一下: 五公斤半。除掉纸盒的半公斤重量,整整是五公斤胶片!)我一时好奇,就问了来 人,制作这些分色胶片大概需要多大的成本。 “两万多克朗。”他说。 我算了一下,这个数目约合人民币六七千元。这个数目虽然不是太大,但是也 很可观,一个出版社居然愿意把它拿出来支持它的一个作家对外进行文化交流,这 也是不寻常的事。这说明,一方面出版社非常重视自己的作家,尽量帮助他扩大自 己作品的影响,另一方面社会上也非常重视儿童文学。因为社会上重视儿童文学, 出版社才乐于这样作:当然这也可以间接为出版社在社会上、甚至在国际上建立起 更高的威望。但总的说来,这说明了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对于作为它新生的一代的 精神食粮的儿童文学的看法。的确,丹麦的名声是通过它的儿童文学作家安徒生传 遍世界的;看来挪威也要通过埃格纳在人类的新生的一代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于 我们呢,现在似乎也有必要对于惯常被认为是“下脚料”的儿童文学采取更切合实 际的看法。这也是我这次与埃格纳的交往所得到的另一点感想。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