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的脑子里乱糟糟的。我知道盖沃吉安·琳达想要辞职,又下不了决心。也许 她刚才那样是想要骚扰我?不过绝望中的人确实会做出一些超出常规的事。 我心不在焉。抽屉里的那个小装置不断发出嗡嗡的低鸣声。 人们还是会生小孩,现在看来真是件可怕的事。我根本无法理解,别跟我说什 么本能。在知道我们所面临的惨淡未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做绝育手术。我 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个会生小孩的人,只是怕万一自己有可能改变心意,所以才一 直没做。现在我知道了,我的心意已决。 这一整天都过得很糟糕,因此我决定早点下班离开。在穿过营区的雇员停车场 时,我撞见了施赖弗。他刚从难民营的公厕出来。这真是世界上最不浪漫的会面地 点了。一望无际的帆布帐篷,步履蹒跚的难民,还有那气味儿!想想就恶心。 施赖弗的胳膊下夹着一瓶西班牙香槟,瓶颈上还系着一个红色蝴蝶结。 “有什么要庆祝的吗?”我问。 他大笑着挽起我的手,“我的离婚手续终于办完了。一起庆祝一下?” 在当前的情境下,这大概是我能做的最蠢的事情了,“好啊,为什么不呢?” 几分钟后,在他的帐篷里,我问:“你老婆为什么要离婚呢?” “她说我在精神上折磨她。”施赖弗笑着说。 想想因果关系,我们的未来真的已经决定了吗?如果宇宙只能按既定的方式运 行,就像一个巨大的、包罗万象的时钟,嘀嗒嘀嗒,未来就没有希望了。那些难民 所逃离的未来将在所难免。不过,如果时间是量子化的,是不确定的,宇宙每时每 刻都准备着因为不同的随机事件而跌进不同的未来,那么我们这六个月中所遭受的 一切,就最多只是一个幻影,一个能被避免的未来所带来的影像。 我们的未来完全有可能充满光明。 数以百万计的科学家正在各个领域努力着。生物学家、混沌学家、物理学家, 人人都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只是为了阻止那个黑暗未来的到来。 他们要是看到我桌上的这个小装置该有多高兴啊。 但是,我还没有决定要不要上交。我一点也不清楚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或者说, 怎么做才算明智。 盖沃吉安来我办公室的那次是周二,周四一大早,我就发现三个联合国维和部 队的士兵正在用探测器探测我的办公室。 我将手袋甩到背后,说:“该死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是随机抽查,女士。”一个黑眼珠的维和士兵说。他用手指碰了一下帽沿, 算是敬了个礼,这个士兵很年轻,差不多够得上做我的儿子,或者小弟,“抽查您 这里是否有违禁品。”他胸前口袋上的铭牌写着他的名字,帕哈克,“完全是例行 公事,我向您保证。” 我数了数他肩章上的横杠,在心里和我的联邦政府公务员级别作着比较,按照 我们所执行的那个繁琐的联合国规章,我的级别要高于他。 “帕哈克军士长。你和我都清楚,任何国际组织和外国机构都是因为联邦政府 的宽容才能在美国领土上开展工作,并且你我都很清楚,你无权搜查联邦政府公务 员的办公室。” “哦,但是你们的——” “我才不管你和谁达成了谅解!这是我的办公室——你的权力只到门口为止。 你在这里一点权力都没有,清楚了吗?” 他涨红了脸,但什么都没说。 整个过程中,他的手下们都在检查我的文件柜、储物柜和写字台。探测器上的 红灯亮了又亮——没有找到,没有,没有。士兵们不敢直视我的眼睛,他们只能假 装什么都没看见。 我狠狠地敲打了一番他们的军士长。办公室被翻了个底朝天后,那两个士官不 自在地站在那儿,不知道他们还要待多久。最后,我让他们都走。三个人长出一口 气,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完全忘记了检查我的手袋,小装置就在里面。 他们离开后不久,我又想起了帕哈克军士长,他看上去还是个比较守规矩的人。 我坐在那儿,想入非非,双手抚摸着那个小装置,就像抚摸蜷缩在腿上的猫。 第二天早上,食品加工区出了点状况。一个女人尖叫着,工作人员正准备在她 前额下的皮肤中植入一个识别芯片。为了确定这些难民的行踪,我们花费了大量的 钱财,这是政府部门为了节约经费而提出的一个新系统。你走进自动门,自动门就 会记录下你的身影,你挑好食物,第二道大门再确认你的离开。根本没有什么好担 心的。 但是那个女人在厨房里又哭又叫,她随手拿起一把切肉刀,捅进了自己体内, 捅了一刀又一刀。在刀被夺下来之前,她在身上造出了九个洞。勤务兵把她带到了 重症病房,医生检查了一下,说她基本上没救了。 听说了这事儿之后,剩下的难民们都拒绝植入识别芯片。这让派驻营区的联合 国维和部队恼火了半天,之前已经有几百个难民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芯片植入,现在 事情却变成了这样。维和部队觉得难民是在故意刁难他们。到处都是关于种族主义 与报复的谣言和抱怨。 整个早上,我都尽力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平息争端。整个下午,我都在写一份 又一份的报告,那些高层人士催得很紧,但是报告真的送上去之后,他们很可能连 看都不看一眼就直接将它归档。整整一天,我都没有时间想那个小装置。 事实上,我还是想了,它时时刻刻都在我的脑子里盘旋。 这东西正在变成我的一个负担。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上健康教育课,老师发给我们每人一袋五千克重的 面粉。我们得给它起名字,并且走到哪儿都得带着它,足足带一个月,就好比那袋 面粉是个婴儿。我管它叫皮皮,皮皮不能被扔在一边没人照顾;我必须随身带着它, 或者找个人照看。这个项目的本意是要我们体验养孩子的辛苦,教育我们要负责任, 顺便吓唬我们不要过早发生性行为。那个月结束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 父亲的猎枪,把皮皮放在后院,一枪接一枪地打到没子弹为止。到最后,皮皮只剩 下院子里漂浮着的白灰。 那个来自未来的装置就像皮皮一样。我拥有它,又不敢摆脱它。很显然那东西 很有价值,同样显然的是,那东西也很危险。它可以强迫别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做事, 我真的愿意把它上交给联邦政府吗?他们会不会一拿到东西就用它来强迫人民?我 能信任他们吗? 我不断地问自己这个问题,有多久了?四天?总该有什么答案了吧? 我把那个东西从手袋里拿出来。手感很凉、很滑,就像正在融化的冰。我一遍 又一遍的抚摸着,那东西既温暖又冰凉,感觉很舒服。 事情的起因是因为我迷路了。迷路则是因为我在半夜里走进了营区。 天黑后不要去营区,除非万不得已。维和部队晚上也不驻扎在那儿。每天晚上 都是难民们的娱乐时间。他们没有同情心——这是我们肮脏的小秘密。我曾经见到 一个幼童摔倒在篝火中,周围全都是难民,但如果不是我挺身而出,那个小孩儿就 死定了。我在他被严重烧伤前一把将他拽了出来,没有一个人过来帮忙,那些难民 只是看着,大笑。 “在德国达豪的集中营里,纳粹打开毒气室大门的时候,就会看到门边金字塔 一样的一堆尸体。”有一次,施赖弗这么告诉过我很久以前发生过的事,“毒气出 来后,犹太人就慌了,他们踩在别人的身上,徒劳地想要逃出去。纳粹设计毒气室 的时候就是要达到这种效果。他们是故意的。他们不仅想要受害者死,还要在精神 上取得对受害者的优越感。” 因此,我不应该晚上去那儿。可是在打开房车门的时候我才忽然发觉手袋摸上 去不太对劲,太轻了。小东西还在写字台的抽屉里,我甚至都没有锁抽屉。 一想到有人会发现那东西,我的心里就一阵翻滚。惊慌之中,我开车返回了营 地。从停房车的地方开车到营地要二十分钟,到达的时候,我脑子一片混乱。营地 在雇员停车场与办公区之间,我觉得穿过去应该没什么问题。于是,在向门卫出示 了我的国防部/ 未来历史分局识别卡后,我走了进去。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迷路的。 我走在营区里,看到同样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遭受了同样痛苦的难民喜欢 聚集在一起。抽搐者们,那些神经重排的受害者,聚集在营地的一角。模式人,那 些部分身体机能被标准化了的受害者则聚集在另一角。我发现自己正走在那些被 “摘除”了部分肢体、耳朵甚至是体内器官的人中间,他们的共同之处似乎不多。 我们的大夫只能对部分受害者进行部分救治,毕竟,我们那粗糙的外科医学和他们 那个未来时代的相比差得太远了。 为了躲开一个没有鼻子没有眼睛抓着我要钱的女人,我随便挑了个路口拐了过 去,盖沃吉安在那儿,她大步地从我身边走过,没有注意到我。 我被吓了一跳,下意识地跟上了她。她的样子,她的表情,她的体态都有些奇 怪,看上去很陌生,甚至说话的方式都不像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