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２００４年９月，过完十二岁后日后不久，我进入到了一种近乎永恒的幸福状
态。我从没想过为什么会这样。虽然学校里的课业仍旧繁重，我却可以应对自如，
让自己在任何乐意的时候都能做做白日梦。在家里，我可以随意浏览有关分子生物
学、粒子物理学、四元数①以及星系进化的书和网页；我还可以编写我自己的复杂
的电脑游戏，制作令人费解的抽象动画。虽然我是个身材极瘦、四肢又不怎么协调
的孩子，任何规则复杂、没有意义的体育运动都会令我昏昏欲睡，但对于自已的身
体状况，我却非常满意。不管我什么时候跑起来——不管我跑到哪儿——感觉都很
棒。
「①四元数是１８４３年由英国数学家哈密顿发现的数学概念。」
我有吃的、有住的，安全无忧，有爱我的父母，他人的鼓励，还有生活的动力。
为什么我不该觉得幸福呢？虽然我还没法把枯燥的功课和让人压抑的校园政治完全
抛诸脑后，还不能忘记通常我的一腔热情是多么容易就被一些最琐碎无谓的小问题
所浇灭，但当日子过得不错的时候，我没有数着日子等所有一切再变糟的习惯。幸
福到来时总让人相信它会持续下去——虽然之前我已经无数次地目睹过这种乐观的
希冀是如何落空的，可也许我还是不够成熟世故吧，当这希冀最终表现出要成为现
实的迹象时，我竟一点也不觉得惊讶。
我开始不断地出现呕吐的症状后，全科医生艾什给我开了一个疗程的抗生素，
并准了我一个星期的假。我想我的父母一定觉得挺不可思议，因为这个从天而降的
假期带给我的快乐居然远远超过了任何病菌带给我的痛苦；也许他们还奇怪为什么
我都懒得去表现一下痛苦的样子，可既然我每天都要实实在在地吐个三四次，实在
是没有必要再不停地嚷嚷自已的胃好难受了。
抗生素一点作用也没起。我开始逐渐失去平衡感，走路时跌跌撞撞的。在艾什
医生的办公室，我得眯着眼才能看到视力表。她把我送到威斯特米德医院的一位神
经科医生那儿，那位医生立刻给我做了一个核磁共振成像扫描。当天晚些时候我便
住进了医院。我父母当时就知道了诊断结果，但直到三天后，我才从他们嘴里问出
全部事实。
我脑袋里长了个髓母细胞瘤，堵塞了一个充满脑脊液的脑室，使颅内压力升高。
这种脑瘤有潜在的致命性。通过手术并伴以高强度的放疗和化疗，三个处在这个阶
段的病人有两个能再多活五年。
我觉得自已好像站在满是腐烂枕木的铁路桥上，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一直往
前走，寄希望于这一块块令人忧心的木板可以支掉住我的重量。我明白前面的危险，
非常明白。可就是没有真实的恐惧感，无法切身感到害怕。我所体会到的最接近于
恐怖的感觉也只是一阵近乎兴奋的眩晕，好像我面临的不过是冒险坐一次让人难过
的过山车罢了。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颅内升高的压强可以解释我的多数症状。不过，对脑脊液的化验结果表明，我
脑中有一种叫做亮氨酸脑啡肽的物质也明显增多了。这是一种内啡肽，也是一种神
经肽。它的受体与某些镇静剂——如吗啡和海洛因——的受体是一样的。在发展成
为恶性肿瘤的过程中，同样的突变转录因子不仅激活了能够使癌细胞无限分裂下去
的基因，而且同时激活了能产生亮氨酸脑啡肽的基因。
这种情况很特殊，并非是常规的伴随症状。当时我还不太懂什么是内啡肽，但
我父母把那位神经科医生讲给他们的原话向我重复了一遍，之后我又去了解了所有
与之相关的知识。亮氨酸脑啡肽不是在疼痛难忍、危及生命时分泌出来的止痛剂；
它也没有任何麻醉作用，不能使病人的伤口在愈合时变得麻木而失去痛感；相反，
它是能让人获得幸福感的最直接的手段。在令人愉悦的行为或环境的刺激下，它就
开始发挥作用。数不清的其他大脑活动一起对这个简单的信息进行处理，让人产生
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快乐情绪。将亮氨酸脑啡肽与目标神经元结合起来，这只是
一长串其他神经递质促成的事件链上的第一个环节。除了这些比较难以理解的东西，
我可以确定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亮氨酸脑啡肽能让人心情愉快。
我的父母在给我讲这些事时，情绪难以自持。我则像是某些赚人眼泪、讲述绝
症的电视剧中天使般的小殉难者一样，平静地笑着，反过来安抚他们。这与潜在的
坚强和成熟无关，我只是真的无法为自己感到难过。因为脑啡肽的作用太特殊，我
可以毫不畏缩地面对现实。而如果被药用镇静剂全身麻醉，我是不可能做到这点的。
我头脑清楚，情绪稳定，神采奕奕，而且勇气十足。
我的脑袋里被装入了一个脑室分流器。那是一个纤细的管子，被深深地插进我
的颅内。它的作用是在医生进行消除主要肿瘤的操作时，降低我的颅内压力。手术
计划在周末实施。肿瘤专家梅特兰医生向我详细讲述了整个手术过程，并告知了未
来几个月可能会遇到的危险和不适。现在我已经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了。
虽然最初的打击已经逐渐过去，但我那深陷痛苦中的父母还是决定不能就这么
待着，什么都不做，认命地接受我可能只有三分之二的几率活到成年的命运。他们
满悉尼地打电话，甚至打到悉尼以外更远的地方，只希望能找到其他的选择。
我母亲找到了黄金海岸②的一家私人医院——那是总部位于美国内华达州的连
锁“医疗圣殿”在澳大利亚的唯一分院。那里的肿瘤科提供一种新的治疗髓母细胞
瘤的方法。他们将经过基因改造的疱疹病毒注入患者的脑脊液，这种改造后的病毒
只会感染能自我复制的癌细胞。之后，只能被这种病毒激活的一种强效细胞毒素会
杀死这些感染了的癌细胞。不考虑手术的风险，这种疗法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能使
病人多活五年。在这家医院的网页上，我自己查到了治疗所需的费用。他们给出的
价格包含了所有的开销：三个月的食宿、所有的病理和化疗服务，以及所有使用的
药物，总共六万美元。
「②黄金海岸：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太平洋沿岸城市。」
我父亲是位电气工程师，在工地工作，母亲是商场里的售货员，我是他们的独
子，所以我们家的生活远称不上贫困。但要筹得那么多钱，他们还是得再次贷款。
这样他们便又多背上了十五到二十年的债务。而且，三分之二与百分之八十相比也
没有多大的不同。我听到梅特兰医生提醒他们说，这两个数字实际上是没法比较的，
因为病毒疗法才刚出现没多久。他们本应该听取她的意见，坚持传统疗法。
也许我在脑啡肽作用下的平静反应刺激了他们；也许如果我还是原来那样阴沉、
难相处，或者表现出全然的恐惧而不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勇敢，他们就不会做出这么
大的牺牲了——我永远也没法知道是不是这样。不过不管怎样，都不会减少我对他
们的感激。正因为脑啡肽没有充满他们的脑袋，所以没有理由指望他们也能如我一
样对它带来的后果无动于衷。
在飞往北部的飞机上，我一直握着父亲的手。我们之间以前总是有点隔阂，因
为我们对彼此都多少有些失望。我知道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可以更壮实一点，更爱运
动，性格更外向。而在我看来，他总是不思进取、墨守成规，将自己的世界观建立
在不可靠的陈词滥调和口号上。但在那一次旅程中，虽然我们几乎一句话都没说，
我却可以感觉到他对我的失望正转化成一种强烈的、充满保护欲的父爱。我很惭愧
自己以前那么不尊重他。我脑中的亮氨酸脑啡肽让我相信，这件事过去后，我们之
间的关系一定会变得更好。
从马路上看，黄金海岸的“医疗圣殿”很可能被认为又是一家临着海滩的高层
饭店；就是从里面看，它也和我在荧幕上看到的饭店没有多少不同。我有一间自己
的房间，里面有一台比床还宽的电视，配有网络电脑③和电缆调制解调器。如果这
些是用来分散我的注意力的，那么目的达到了。经过一个星期的测试后，他们开始
把点滴注入我的脑室分流器——一开始注入的是病毒，三天之后加入药物。
「③网络电脑：指几乎只通过网络完成操作的轻量级计算机。」
肿瘤几乎是立刻就开始缩小了；他们给我看了扫描图。我父母看起来既开心又
茫然，似乎他们从来就没怎么指望这个百万富翁们前来做包皮手术的地方真的能对
我做些什么，而不仅仅是收他们的钱，给他们个安慰，然后在我的病情每况愈下的
时候说些高水准的模棱两可的话。但肿瘤仍在继续缩小，当它连着两天出现停滞不
前的现象后，肿瘤专家立刻把整个治疗过程重复了一遍，之后核磁共振成像屏上显
示的卷须状物和黑糊糊的团状物又开始继续变少、变淡，速度比以前还快。
我现在完全有理由肆无忌惮地开心了，但我却越来越不自在。我把这简单地归
咎于亮氨酸脑啡肽的减少。甚至有可能因为肿瘤一直以来释放了太大剂量的亮氨酸
脑啡肽，所以理论上来说已经没什么东西能让我有更好的感觉了——如果我已经被
带到了幸福的顶点，那我便无路可去，只能往下退了。那样的话，我开朗性情中出
现的任何阴郁情绪只会证实扫描图带来的好消息。
一天早晨，我几个月来第一次从噩梦中惊醒。我梦到那肿瘤如同有爪的寄生体
一样在我颅内四处敲打。我能听到它的硬壳敲在骨头上的“咔嗒”声，就像困在果
酱瓶里的蝎子发出的那种声音。我很害怕，出了一身的汗……解放了。我的恐惧很
快便被熊熊的怒火所取代：我曾经不得不与肿瘤妥协，但现在我自由了，可以勇敢
地面对它，可以在心里将它骂个痛快，带着自认为理听当然的火气将这恶魔驱逐出
去。
对已到穷途末路的肿瘤穷追猛打，这没有想象中那样令人激动，我反而有些失
落。尽管我不太相信这样的感觉，但也不能全然无视这么一个事实：认为正是我的
怒气在驱逐肿瘤，这其实根本就是颠倒真正因果关系的做法——这就好像是看着铲
车从我胸前移走大石，然后却假装是自己深吸了一口气将其搬走的一样。不过对这
些迟来的倩绪作了最大程度的理解后，我也就没再深究了。
住院六个星期后，我所有的扫描图都变干净了，而且我的血液、脑脊液和淋巴
液中都没有出现转移癌细胞的蛋白质标记。但仍然有可能存在一些抵抗力强的癌细
胞，所以他们给我用了一个疗程截然不同的药物。这些药物的服用疗程很短，但用
量很大，而且与疱疹感染无关。他们先给我做了睾丸活组织检查——在局部麻醉的
作用下，我感觉的是尴尬，而不是疼痛——然后又从臀部取了骨髓样本。这样一来，
如果药物从根源摧毁了我制造精子的潜力和供给新鲜血液细胞的能力，它们都还可
以被恢复。我开始掉头发，胃壁出现溃疡，呕吐的次数更多，也远比刚确诊时痛苦。
但当我发出哼哼卿卿的声音想博取同情时，一个护士冷冰冰地告诉我，岁数只有我
一半大的孩子也要忍受好几个月同样的治疗。
仅用这些传统的药物是永远没法治好我的病的，但作为一种收尾措施，它们大
大降低了复发的几率。我发现了一个很美的词：细胞凋亡——细胞的自杀，一种程
控式的死亡——并一遍又一遍地向自己重复。最后我几乎是在享受这种恶心疲惫的
感觉了；我越觉得凄惨，就越容易想象这些肿瘤细胞的命运：在细胞毒素命令细胞
自杀时，细胞膜像气球一样炸开或瘪掉。在痛苦中死去吧，可恶的渣滓！也许将来
我可以编一个与之有关的游戏，甚至是一系列游戏，就以这波澜壮阔的第三阶段化
疗作为高潮：大脑保卫战。我将因此名利双收，而且有钱还给父母，生活也会真的
变得很完美，就像肿瘤曾经使我认为的那样。
十二月上旬我出院了，所有的病症都消失了。我父母一会儿神情谨慎，一会儿
又面露喜色，好像他们正在慢慢消除那种担心高兴得太早会遭来报应的想法。化疗
的副作用消失了：我的头发都长回来了，只有当初插入分流器的那一小块地方还是
秃的；而且也不再有把食物吐出来的困扰了。现在回到学校去上课也没什么意义，
因为还有两个礼拜就到年底了，所以我的假期便直接开始了。在老师的组织下，班
上的同学给我发了一封老套、空洞的慰问电子邮件。我的朋友都到家来看望了我，
他们带着一点点的窘迫和无措，欢迎我从死亡边缘回来。
可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么难过呢？我可以想睡多久就睡多久，老爸老妈每天
总有一个人在家把我像皇帝一样伺候着——不仅如此，他们还会给我自己的空间，
如果我想坐在电脑前十六个小时，他们也不会说什么——可是，为什么每天早上我
睁开眼睛看到窗外湛蓝的大空时，那进入眼帘的第一缕日光会让我想把脸埋到枕头
里，咬牙低语“我真应该死掉，真应该死掉”？
任何事情都不能给我带来一丝乐趣。我喜欢的网络杂志和网站不能，我曾经深
深痴迷的津巴布韦音乐不能，那些脂肪超多、糖分和盐分都超高的垃圾食品也不能。
没有什么是我现在想要的。无论什么书我都读不完一整页，程序代码也写不过十行。
我无法面对现实世界中的朋友，也没有任何想上网的念头。
我做的每一件事，想到的每一件事，都沾染着一层让人窒息的恐惧与耻辱。我
唯一想到的能作为这种感觉参照的画面，出自我在学校看过的一部关于奥斯威辛的
纪录片。这部纪录片以一个很长的推拉镜头开始，摄像机缓缓地移向集中营的大门。
看到这一幕时，我心里一沉，已经很清楚里面发生过什么。我不是在妄想；我那时
并不相信我周围每一种闪亮的表象背后都隐藏着某些难以言表的邪恶。但每当我醒
来看到天空时，便会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那种感觉就好像我正注视着的是奥斯威
辛集中营的大门。
也许我是在害怕肿瘤会复发，但也没有那么害怕。病毒疗法在第一回合的速战
速决还是很让人信赖的，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确实觉得自己很幸运，也知道感
恩。可我现在一点也不觉得死里逃生有什么好开心的，就像当初因为脑啡肽而处在
极乐状态时怎么也不会觉得难过一样。
我父母开始担心了。他们把我拖到心理医生那儿进行“痊愈咨询”。这个想法
和其他事情一样让人讨厌，但我实在懒得去反对。布赖特医生和我讨论说，也许我
之所以在潜意识里选择让自己觉得不幸，是因为我已经学会了把幸福和死亡的威胁
联系在一起；也许我内心很害怕如果又有了得肿瘤时的主要症状，肿瘤就会复发。
对这种肤浅的解释，我既有点儿不屑一顾，又有些愿意相信。我希望，如果自己承
认了这种隐忧，便能将它暴露在阳光之下加以审视，这样一来，这种不合逻辑的想
法便会消失。但是，那种任何事情——包括鸟的鸣叫、卫生间瓷砖上的图案、吐司
的气味，以及我自己手的形状——都会让我产生的悲伤厌恶的情绪却有增无减。
我想知道，是不是得肿瘤时产生了太多的亮氨酸脑啡肽，因此导致我的神经细
胞减少了相应受体的数量；或者，是不是我已经对亮氨酸脑啡肽产生了耐受性，就
像吸食海洛因上瘾的人会因为身体产生堵塞受体的天然调控分子而对镇静剂产生耐
受性。当我把这些想法告诉父亲之后，他坚持让我去和布赖特医生讨论。布赖特医
生装着很感兴趣的样子，但他的所作所为表现出他并没有真的把我的话当成一回事。
他一直告诉我父母，我的所有感觉都是在经历了创伤之后十分正常的反应，我真正
需要的只不过是时间、耐心和理解。
新年一开始，我匆匆进入了中学。但我一个星期什么都没干，就坐在那儿盯着
课桌发呆，于是学校做出了安排，让我在网上学习。在家里，我确实可以用我的方
式，在纯粹的、让人无法正常行动的悲伤情绪的发作间隔期，在如行尸走肉般麻木
无知的状态下，一点一点地学习学校的课程。同样，在心情相对明朗的日子里，我
会继续思考可能导致我痛苦的原因。我查阅生物医学文献，发现了一篇研究高剂量
亮氨酸脑啡肽在猫身上产生的作用的文章，但文章似乎认为任何耐受性都只是短期
的。
后来，三月的一天下午，我盯着一张感染疱疹病毒的肿瘤细胞的电子显微照片
——我本来应该在研究那些已故的探险家——终于想出了一个说得通的解释。病毒
需要特殊的蛋白质来与它要感染的细胞结合，从而能有足够的时间使用其他工具来
穿透细胞膜。但如果病毒从肿瘤自身冗长的ＲＮＡ转录体上复制了亮氨酸脑啡肽的
基因，那它也许就不仅仅是可以附着在自我复制的肿瘤细胞上了，它也能附着在我
大脑里每一个带有亮氨酸脑啡肽受体的神经细胞上。
而其后，只有在受感染的细胞内才会有被激活的细胞毒素产生，并杀死了所有
被感染的细胞。
因为不再有新的输入，那些由死掉的神经细胞刺激产生的通路正在消亡。我大
脑内中每一个能感知幸福的部分都正在死去。虽然有时候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但心
情是各种力量调和的产物，就算只是一点点的抑郁情绪，可如果没有东西去压制它，
它也能轻而易举地赢得每一场心情角力赛。
我什么都没跟我父母说；我不忍心跟他们说，他们打的这场仗为我赢来了最大
的生存率，却可能让我变成残废。我试着去联系在黄金海岸时我的主治肿瘤医生，
但我的电话总是被一段自动播放的莫扎特音乐屏蔽掉，邮件也没有回复。我独自去
见了艾什医生，她很有礼貌地听了我的推测，但拒绝帮我引见一位神经科医生，因
为我的症状都是心理方面的：对我的血液和尿样检查没有发现任何临床抑郁症的标
准标记。
心情明朗的时候变得越来越少了。我发现自己每天待在床上盯着昏暗的房间发
呆的时间越来越长。我陷入了单纯的绝望中，我的感觉与现实的一切都彻底脱节，
以至于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的绝望显得无比荒谬：我所爱的人没有被屠杀，癌症也
基本痊愈了，我也仍能分辨出我的感觉与那种合情合理的真正的悲伤或恐惧之间的
差别。
可是我没有办法摆脱这种忧郁，获得自己想要的心情。我唯一能自由选择的就
是到处寻找原因来解释我的抑郁情绪——假装这是自己在遭遇了一连串阴谋导致的
不幸后最自然的反应——或者置身事外，把它看成是无用、麻木、如同瘫痪了的身
体一般的情绪外壳强加给我的外来物。
我父亲从来没有责怪过我软弱、不知感恩；他只是默默地退出了我的生活。母
亲一直在尽力跟我沟通，试着安慰或刺激我，但我也只能握握她的手作为回答。我
并不是真的瘫痪了或者看不见了，也没有失语或是变傻。可是所有我曾待过的、灯
火通明的世界——现实的或虚拟的，真实的或想象的，思想的或情感的——都再也
看不见、摸不着了。它们被埋在了迷雾里，埋在了粪便里，埋在了灰烬里。
当我住进一间神经病科病房时，我大脑中坏死的区域已经能清楚地显示在一张
核磁共振成像扫描图上了。但就算可以早点确诊，好像也没什么办法能阻止这一过
程。
而且，显然没人能到我的颅内把我感受幸福的机制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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