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十点的时候，闹钟把我叫醒了，但我又花了三个小时才有足够的力气活动。我
掀开被单，坐在床边，心不在焉地咕哝着脏话，试着避开这逃不掉、也本不应该在
意的结局。不管今天我取得了多大的成就（逛了商店，还买了些冷冻食物之外的东
西），也不管是多大的好运降临到了我头上（保险公司在我必须交房租之前支付了
保险金），明天醒来时，我的感觉还是一模一样。
什么都没用，什么都没变。这几个字概括了一切。但我早就接受了这一切，再
没什么事情好让我失望的了，而且我也没有理由坐在这儿，第一千次为这一创伤而
哀叹。
对吧？
他妈的。只要动起来就好。
我吞掉“早上”要吃的药，是六颗我昨晚拿出来放在旁边桌上的胶囊，然后去
上厕所。我排出的尿液颜色很黄，都是上一剂药的代谢物。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
抗抑郁药能真的把我带入“百忧解天堂”，但这种药至少能让我的多巴胺和血清素
维持在足够高的水平，从而把我从全然的紧张症及其带来的流质食物、便盆和擦浴
中解救出来。
我把水泼在脸上，试图想出一个在冰箱有一半儿还满着的情况下离开公寓的借
口。整天这样待着，脸不洗，胡子不刮，确实让我很难过：脏兮兮又无精打采的，
像只可怜的寄生虫。但还是得再过一个星期或更久，这种自我厌恶的力量才会强烈
到让我活动起来。
我看着镜子。食欲的不振不仅“互补”了锻炼的缺乏——我感受不到碳水化合
物能带来的享受，就像我领会不了跑步者的乐趣——而且还让我能数数胸前松弛的
皮肤下的肋骨数目。我三十岁，但看起来就像一个虚弱的老头。我把前额抵在冰凉
的玻璃上，因为一些残留的本能告诉我，这样做也许能让感官榨取出零星的快感。
但是没有。
在厨房里，我看到电话上的灯亮着：有信息在等我接收。我回到厕所，坐在地
上，努力让自己相信那不会是一个坏消息：应该没有人过世，我父母也不可能再离
一次婚。
我走到电话边，打开显示屏。上面出现了一张表情严肃的中年妇女的脸，只有
拇指指甲那么大，不是我认识的人。她叫Ｚ·杜兰尼，是开普敦大学生物医学工程
系的博士。这则信息的主题是：“修复性神经再造术的新手段”。这让事情有了点
儿变化；大部分人看到我的临床报告时都只是很随意地扫几眼，认为我大概是有点
儿反应迟钝。我一下子来了精神，没有了厌恶的感觉——我对杜兰尼博士的“敬意”
也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但在我看来，不管她有多努力，这种疗法也只是海市蜃楼。
与“医疗圣殿”的无责任保险协议让我有了一份相当于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生活
津贴，并可以报销经医院认可的医疗费。我没有足够的大笔现金可以使用，但任何
有可能使我在经济上获得自给自足能力的治疗，其费用都可以由保险公司酌情全额
赔付。对环球保险公司而言，他们需要支付的治疗费用——相当于我死之前还要支
付给我的所有生活费——正在不断减少，而全球范围内的医疗研究基金也正在减少。
有关我的消息已经传开了。
至今为止，我接受的大多数治疗都使用了新的药物。药物使我不再需要慈善机
构的照顾，但若指望这些药物能让我变成一个快乐的普通工薪族，就如同指望药膏
能让断掉的四肢再长回来一样不切实际。从环球保险公司的角度看，为更先进的治
疗手段支付费用意味着要拿更多的钱冒险——这种观点无疑将让负责我这件案子的
经理埋头于保险统计数据库。既然我仍然很有可能在四十几岁的时候自杀，那么没
有必要总是匆忙作出支付决定。便宜的疗法值得一试，但任何激进却有可能成功的
提议就一定通不过风险／成本分析。
我双手抱头跪在屏幕旁。我可以删除掉这则未读的信息，让自己免于那种清楚
地知道将错过什么的挫败感……可不知道它是什么的感觉也同样糟糕。于是我按下
了播放键，然后转开脸——就算对着一张录下来的面孔，我也羞愧难当。我知道为
什么：在我脑袋里，传递积极的非语言信息所必需的神经通路早就没有了，但那些
对诸如拒绝、敌视等回应有反应的神经通路不仅仍旧完好，而且变得四通八达、高
度灵敏，不管真正的事实是什么，都能在感觉的空白处填上高强度的消极信号。
我尽我所能，认真听杜兰尼博士解释她是如何治疗中风病人的。组织培养神经
细胞移植是当前的标准疗法，但她却是把经过精心配置的聚合物泡沫注入受损区域。
泡沫释放的生长因子能把轴突和树突从周围的神经细胞上吸引过来，而聚合物本身
被设计成一个电化学开关网。借助散布在泡沫中的微处理器，最初无定形的开关网
按计划首先会代替死去神经细胞发挥作用，然后做出适当微调，与某个具体的接受
者相容。
杜兰尼博士一一列举了她取得的成功：视力恢复了，语言恢复了，能活动，能
自制，有欣赏音乐的能力。我的缺陷——以失去的神经细胞、突触或是原始体积来
衡量——不属于她至今治愈的所有神经损伤中的任何一种，但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
有挑战性。
我近乎冷静地等着她最终抛出一个价值六位数或七位数的圈套，但屏幕中的声
音说：“如果你可以支付自己的旅费和住院三个星期的花销，我的研究经费可以负
责治疗本身的费用。”
我把这段话反复听了很多遍，想试着找到一种没那么讨人喜欢的理解——通常
我很擅长这样做。当这种尝试失败后，我下定决心，给杜兰尼博士在开普敦的助手
发了封邮件，请他解释清楚。
没有任何误解。我得到了一个机会，能在余下的生命里恢复健康，而所需费用
只相当于服用一年那些仅能让我维持清醒的药。
准备这么一次南非之行当然不是我能做到的，可一旦环球保险公司意识到这么
一个机会，两大洲的分公司会一起为我积极行动起来。我需要做的就只是克制住取
消所有这一切的冲动。一想到要再度住院，再一次体会那种无力感，就让我很不安，
但是预想这种神经假体的潜力本身就像是在世界末日盯着日历瞧一样多此一举。２
０２３年的３月７日，要不我就将到达一个更广阔、更多彩、更美好的世界……要
不就会被证明我真的已经无药可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算希望最终破灭了，也
远没有另外一种结果让我那么害怕；那种结果和我现在的状态差不多，更容易想象
得到。我唯一想得出的和幸福有关的场景是，自己仍是个孩子，开心地跑着，最后
融入到阳光里——一切都那么美好，让人向往，但就是少了点儿有真实感的细节。
如果我曾想过化为一缕阳光，早就割腕自杀了。我想有一份工作，想有一个家庭，
想经历平常人的爱情，也想有适当的抱负——因为我知道这些都是我被剥夺了的东
西。但我想象不出如果我终于得到了这些，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就像我无法在二十
六维空间里描述每天的生活一样。
登上清晨离开悉尼的航班之前，我一夜没睡。一位精神病科护士送我去机场，
但在去开普敦的路上并没有坐在我旁边看护我，让我保留了一点颜面。在飞机上，
我把醒着的时间都用来和偏执症作对了。难过焦虑的情绪折磨着我的大脑，我得努
力克制自己不去为它们找原因。飞机上没有人用鄙夷的目光看着我。杜兰尼的方法
最终不会是个骗局。我成功地粉碎了这些“解释性的”妄想……但是和以前一样，
我仍旧无法改变自己的感觉，甚至就连把自己纯粹的病理性抑郁和任何人冒险做脑
部手术前都会有的正常焦虑清楚地区分开，我都做不到。
不用总是努力把两种事物区分开，不也是一种幸福吗？忘掉幸福；就算未来充
满了无助的痛苦，但只要我知道那是有原因的，也算是一种胜利。
来机场接我的是杜兰尼的一个研究生吕克·德维希。他看起来大约二十五岁，
洋溢着自信，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没有把那误读成轻视。我突然有陷入困境的感觉，
很无助；他把什么事情都安排好了，我就像是传送带上的零件一样。但是我知道，
如果他们让我自己来做什么的话，那么整个治疗流程绝对会进行不下去。到达位于
开普敦市郊的医院时，已经过了午夜。横穿停车场时，小虫子的叫声听起来不对，
空气的味道闻着有说不出的陌生感，天上的星星也看起来像高明的仿制品。在我们
快到入口时，我膝盖一软，跌倒了。
“小心！”德维希扶我站起来。我在发抖，是因为害怕，也是因为看到自己的
样子觉得很难堪。
“这有悖于我的回避疗法。”
“回避疗法？”
“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开医院。”
德维希笑了，虽然我分辨不出他是不是只是在迎合我。发现自己能让别人真心
地开怀一笑，这本应是一种乐趣——看来，我的那些感受快乐的传导通路的确都消
失了。
他说：“我们的上一个病人是用担架抬进来的。她离开时大概和你差不多，站
都站不稳。”
“有那么糟啊？”
“她的人造髋骨出了问题。不是我们的错。”
我们走上台阶，进入灯火通明的大厅。
第二天早上——３月６日，星期一，做手术的前一天——我见到了手术小组的
大部分成员，他们将完成整个手术的第一步，即纯机械的那部分操作：干净地刮除
死去的神经细胞留下的无用孔洞，用小气囊撬开所有因为受挤压而闭合的空隙，然
后在整个奇形怪状的空间里注满杜兰尼说的那种泡沫。除了十八年前分流器在我的
脑袋上留下的那个洞，他们可能还要再打两个洞。
一个护士给我剃了头，并在我裸露的头皮上贴了五个参照点。然后整整一下午
我都在做扫描。最终结果显示，我大脑里所有死去空间的三维图看起来就像山洞探
险爱好者的地图，上面画着一系列连在一起的洞穴，并夹杂着岩石、瀑布和坍塌的
隧道。
杜兰尼那天晚上亲自来看了我。“当你仍处在麻醉状态时，”她给我解释道，
“泡沫会开始固化，与周围组织的第一批联系也将建立起来，然后微处理器将指挥
聚合物形成我们选来作为起始点的开关网。”
我不得不迫使自己说话；我问的每一个问题——虽然措辞礼貌、清楚恰当——
都让我觉得痛苦难堪，好像我正赤身裸体地站在她面前，请她帮我清除掉头发上的
粪便。“您是如何找到一个能用的开关网的呢？您扫描过志愿者的人脑么？”我会
作为吕克·德维希的一个克隆体——继承了他的品位、他的抱负、他的情绪——从
而开始我的新生吗？
“不，不用这样做。有一个国际健康神经结构数据库，它的数据来源于两万具
死时脑部未受损的尸体。这比断层摄影技术更精确；大脑被冷冻在液氮里，由一个
带金刚钻头的切片机进行切片，然后这些切片被着色，并被拍下电子显微照片。”
我的脑袋在她不经意调用的海量数字前怔住了；我已经完全对计算没感觉了。
“所以你会用数据库里的某些合成品？你会从不同的人身上选取一些典型的结构用
在我大脑里？”
杜兰尼看起来想把这个话题就此打住，但她显然是个对细节要求一丝不苟的人，
而她的解释还没有细致到让我觉得智力不济的地步。“不是的。这更像是多重曝光，
而不是单一的合成品。我们使用了数据库里的大约四千份记录，全是年龄在二十几
岁或三十几岁的男性；在某一个人那儿，神经细胞Ａ与神经细胞Ｂ相连，而在另一
个人那儿，神经细胞Ａ与神经细胞Ｃ相连……到了你这儿，神经细胞Ａ则会和Ｂ、
Ｃ都相连。所以作为起始的开关网，理论上来说会被‘消减’成将其构建起来的这
四千个样本中的任意一种。但实际上，你将把它‘消减’成你自己独一无二的版本。”
这听起来比成为一个情绪上的克隆体或者弗兰肯斯坦般的混合物舒服多了；我
会成为一尊已经雕出大概轮廓、只是细节之处还有待进一步加工的塑像。但是——
“怎么‘消减’它呢？我怎么样才不会变成其他人，而变成……”变成什么呢？
让十二岁时的自己重生吗？还是保持现在三十岁的年龄，作为四千名死去的陌生人
的混合体而活着？我的声音越来越弱；我仅有的那么点儿觉得自己不是在胡言乱语
的信心也消失了。
杜兰尼似乎也变得有点儿不太自在——不管怎样，我对她的这个判断还是准确
的。她说：“你的大脑应该还是会有一些部分是完好的，那些地方保存了一部分丢
掉的记录：和成长经历有关的记忆，和曾给你带来过快乐的事物有关的记忆，以及
没有被病毒摧毁的先天结构片断。神经假体会一直自动发挥作用，直到与你大脑中
的其他部分相适应——它会和所有其他系统进行互动，而且工作效果最好的连接会
在互动环境中被强化。”她想了一会儿，“你可以假想一种假肢，一开始用的时候
问题很多，但随着你的使用，它会自我调整：当够不到你要的东西时，它会伸长；
意外碰到什么东西时，它会缩短……直到大小、形状都和你活动时存在于幻觉中的
肢体相符。而那幻觉本身不过是对失去的血肉的想象。”
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比喻。尽管我很难相信自己褪色的记忆会包含足够多的
信息来在每一个细节上重建它们幻觉中的主人，很难相信这幅关于我曾经是谁、我
又变成了谁的拼图，可以根据些许模糊的提示和四千张掺杂在一起的描述幸福的碎
片拼出来，但我的这个想法可能还会让我之外的其他人也觉得不舒服，所以我没有
把它说出来。
我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在这些情况发生之前会是什么样的呢？当我从麻醉
中醒过来时，所有连接都还原封未动吗？”
杜兰尼坦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没有办法知道，除非你自己告诉我。”
有人在不断地叫着我的名字，声音让人心安却急切。我更清醒了一点。我的脖
子、双腿、后背都在痛，胃也恶心得厉害。
但床很暖，被单很软。就这么躺着很舒服。
“现在是星期三的下午，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我睁开眼睛，杜兰尼和她的四
个学生全站在床边。我看着杜兰尼，惊讶地发现这张我曾认为“严肃”、“难以亲
近”的脸其实……很引人注目，很有吸引力。我盯着她看了好久。然后我看到站在
她旁边的吕克·德维希。他同样也很出众。我把另外三个学生一个一个看过去：每
个人都是同样有魅力。我不知道该往哪儿看好了。
“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不出话来。这些人的脸上饱含深意和让人着迷的东西，我没法单挑出任何
一点来：他们看起来都很聪明、喜气、漂亮、有思想、目光殷切、有同情心、平静
祥和、生机勃勃……一堆白噪音般的品质，全是积极面的，但毫无关联。
但当我强迫自己把目光从一张脸移到另一张脸、想努力去搞明白他们脸上的表
情时，他们的意图一下子变得清晰了——就像突然看清了书本上的字词，虽然我视
力一直很不错。
我问杜兰尼：“你在笑吗？”
“一点点。”她犹豫了一下，“我们有标准测试和标准图像来加以判断。不过
……请描述一下我的表情，告诉我我在想什么。”
我不知不觉就回答了，好像她是在让我读一张视力表：“你在……好奇？你很
认真地在倾听。你很感兴趣，而且你在……期待会有好的事情发生。还有，你在笑，
因为你觉得好事情肯定会发生，或者因为你不怎么敢相信它居然已经发生了。”
她点点头，笑意更深。“太好了。”
我没有说我现在觉得她美得惊人，几乎令人窒息。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给我这种
感觉，无论男女：我曾在他们脸上读到的那种矛盾情绪烟消云散，唯独留下一种摄
人心魄的神采。我觉得这有点儿让人害怕——它太随意，太强烈——虽然从某方面
来说，这看起来基本上是很正常的反应，就像适应了黑暗的眼睛突然遇光会眼花一
样。而且，在过了十八年觉得人人都面目可憎的日子之后，我不准备抱怨这五个人
看起来像天使一样的感觉。
杜兰尼问道：“你饿吗？”
我不得不想了想这个问题，“饿。”
一个学生把准备好的食物端过来，和我星期一吃的差不多：沙拉、面包圈、奶
酪。我拿起面包圈，咬了一口。很熟悉的口感，味道也没变。两天前，我是带着通
常所有食物都会给我的轻微恶心来咀嚼吞咽同样的东西的。
热泪滑下我的脸颊。我没有欣喜若狂；这种体验和嘴唇干裂流血时从喷泉里喝
到水的感觉一样，既有点不可思议，也有些疼。
一样的痛，一样的难以抑制。我吃光了盘子里的食物后，又要了一盘。吃很好，
吃是正确的，吃是必需的。当我吃完第三盘时，杜兰尼坚定地说道：“已经够了。”
我摇头，想要更多；她仍然美得超凡，但我却愤怒得想冲她尖叫。
她抓住我的手臂，让我停下来，“这对你来说将会很难过。你的情绪会经常像
这样如波浪般翻腾起伏，涌向四面八方，直到开关网消停下来。你必须尽力保持平
静，保持清醒。神经假体让很多你并不习惯的事也变得有可能发生……但是你仍然
没有失去控制。”
我咬了咬牙，转开脸。在她的碰触下，我立刻痛苦地勃起了。
“是的，”我说，“我能控制自己。”
接下来的日子里，神经假体带给我的体验变得越来越不强烈。我几乎可以想象
出这个开关网最粗糙、最不契合的边缘部分——用一种比喻的说法——正在使用中
被逐渐磨光。吃饭、睡觉、和人相处都仍旧很愉快，可这不像是某人用高压线戳了
我脑袋的结果，而更像是童年时一个不可思议的玫瑰色的梦。
当然，神经假体并没有向我的大脑发出信号让它感到快乐。神经假体本身正是
那部分在感受所有这些乐趣的我——不管这一过程与其他一切是多么紧密地融为一
体：知觉、语言、认知……除神经假体外，我所有的一切。一开始，这样的想法让
我很不安，不过再一想也就没什么了。不过是像在做认知实验时，把一个正常大脑
里所有相应的活动区域着上蓝色，然后宣称“是它们在感受幸福，不是你”罢了。
杜兰尼的小组试图量化他们的成功，于是我接受了一系列的心理测试——大多
是我每年在接受保险评估时做过很多次的了。也许一个中风病人对曾经瘫痪的那只
手的自如使用程度更容易被客观地衡量，而我必须让每一个数值刻度都从底部升到
顶端来表明正面情感。这些测试不但不会把我激怒，还让我第一次有机会在新的场
合运用神经假体——这让我很开心，是那种我记得以前从没经历过的开心。除了被
要求解释家庭环境里日常会发生的一些场景——这个孩子、这个女人以及这个男人
之间发生了什么？谁心情好？谁心情不好？——他们还给我看了很棒的艺术名作的
影像，从复杂的寓言性和叙事性的绘画到精致的极其简单的几何图像。除了让我听
日常的语言片断和那种未加修饰的、因为喜悦和痛苦而发出的叫喊声，他们还给我
放音乐和歌曲听，每一个流派、每一个时期、每一种风格的都有。
就是在那时，我终于意识到某些地方不太对了。
雅各布·采勒正在播放音频文件并记录我的反应。其间多数时候他是面无表情
的，小心翼翼地避免泄露自己的看法，从而影响数据的准确度。但在他放完欧洲古
典音乐中描述天国的一个片断、而我把它评为满分二十分之后，我捕捉到他脸上一
闪而过的沮丧表情。
“怎么？你不喜欢？”
采勒含糊地笑了笑，“我喜欢什么不重要。那不是我们正在测量的。”
“我已经打好分数了，你现在不会影响我的看法。”我用请求的目光看着他，
我渴望任何形式的沟通，“对于这个世界，我已经死了十八年。我甚至不知道这音
乐的作者是谁。”他犹像了一下，“Ｊ·Ｓ·巴赫。我同意你的看法：这曲子能让
人得到净化。”他伸手去碰到触摸屏，继续进行实验。
那他是在沮丧什么呢？我立刻知道了答案；我之前没注意到真是个傻瓜，可我
实在是太沉浸在音乐中了。
我给每一项测试打的分数都不低于十八分。视觉艺术部分的测试也是如此。从
我的四千位实际供体那儿，我继承的不是最低的共同特性，而是最大范围的品位集
合——而且十天了，我还是没能给这个集合加上任何我自已的限制和偏好。
对我而言，所有的艺术、所有的音乐都是卓越的；所有的食物都是好吃的；我
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一幅完美的画。
也许我只是因为长期缺乏快乐，所以才会沉浸在任何能得到乐趣的地方。而要
感到腻烦，变得和其他人一样挑剔、兴趣集中、与众不同，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我以后还会像这样吗？什么都喜欢？”我脱口问道，开始时语气是有点好奇
的，说完后已经有了明显的慌乱。
采勒停掉他正在播放的音乐——一首也许是阿尔巴尼亚、摩洛哥或者蒙古的颂
歌，这我不太清楚，但这曲子就像其他所有事物一样，让我全身兴奋、精神高涨。
他沉默着权衡了一会儿，然后叹口气对我说：“你最好去和杜兰尼谈。”
杜兰尼给我看了她办公室屏幕墙上的一幅柱状图：在过去的十天里，每天神经
假体内已经改变了状态——新连接的建立，已有连接的破环、削弱或加强——的人
工神经突触的数量。植入的微处理器一直在跟踪记录这些变化，而且每天早上都会
有天线在我脑袋上晃来晃去地接收数据。
第一天的活动很显著，那时神经假体正在适应环境；这四千份供体的开关网在
它们主人的脑袋里也许都是十分稳定的，可是在装进我脑子里之前，这种综合版本
从没被连在一起接到任何人的脑袋里过。
到了第二天，活动量大概只有第一天的一半了；第三天大概是十分之一。
但从第四天起，就什么都没有、只剩下背景噪音了。我零碎却开心的记忆显然
被存到其他地方去了——既然我肯定没有得健忘症——在一开始的剧烈活动之后，
界定幸福的神经回路就不再有其他变化和进一步的调整了。
“如果接下来的几天出现了任何倾向，我们便能放大它们，把它们向前推进—
—就像推翻一幢不稳固的、出现了要向某一特定方向倾倒的迹象的大楼。”杜兰尼
听起来并不很乐观。已经过去太长时间了，而这幢开关网大楼连微微晃动的表现也
没有。
我说：“基因方面的因素呢？难道你不能读取我的基因组，从那方面入手？”
她摇摇头。“至少有两千种基因在神经发展过程中起作用。那可不像是给一种
血型或一种组织型配对；数据库中的每一个人差不多都会有一小部分和你一样的基
因。当然，有些人的性格会比其他人和你更相近，但我们无法用基因手段把他们找
出来。”
“我明白了。”
杜兰尼谨慎地说：“我们可以把神经假体完全关闭，如果那是你想要的。不需
要手术——只要我们把它断开，你就能回到刚开始的状态。”
我看着她那张神采奕奕的脸。我怎么能回到过去？不论测试和柱状图说明了什
么……这怎么会是失败呢？不管我是沉溺在多么无用的美好中，也比曾经满脑袋是
亮氨酸脑啡肽强。我仍能感觉到害怕、忧虑、伤心；测试显示了所有供体都有的共
通之处。我无法讨厌巴赫或者查克·贝里④、夏卡尔⑤或者保罗·克利⑥，但是对
于疾病、饥饿和死亡的场景，我的反应和正常人一样。
「④查克·贝里：美国黑人歌手，被誉为“摇滚之父”。」
「⑤马克·夏卡尔（１８８７～１９８５）：俄罗斯超现实主义画家。」
「⑥保罗·克利（１８７９～１９４０）：德国籍瑞士裔画家。」
而且我并非像当初不在意自己的癌症一般不在意自己的命运。
但如果我继续使用神经假体，我的命运又会是什么样的呢？普遍的幸福，普遍
的痛苦……我的情绪任由他人摆布？这么多年我都生活在黑暗中，如果我曾经渴望
过什么，那不就是能让自己的内心怀有一种希望——希望如果有机会自己可以再做
回正常人吗？而那种希望难道不是已经落空了吗？我得到了塑造自我的原料——虽
然我全都试过了，也全都很喜欢，但却没能把任何一样变成我自己的。这过去的十
天里，我体会到的所有快乐都毫无意义。我只是一个死掉的空壳，游荡在他人的阳
光下。
我说：“我想你应该那样做。把它关掉。”
杜兰尼抬起手，“等一下。如果你愿意，还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试一下。我已经
在和我们的伦理委员会讨论，吕克也已经开始了软件的前期准备工作……但最终还
要看你的决定。”
“做什么？”
“开关网能被推往任何一个方向。我们知道如何对此进行干涉——只要打破平
衡，使某些东西比其他东西更能唤起幸福感。虽然这种情况没有自然产生，但并不
意味着不能用其他方法让它发生。”
我笑了，突然有点儿头晕，“所以如果我说一句话……你们的伦理委员会将选
择我喜欢的音乐、我最爱的食物和我的新才能？他们将决定我变成谁？”既然我自
己很早以前就死了，让一个全新的人重生，这会很糟吗？要把我自己——不仅仅是
一个肺或一个肾，而是整个身体，包括无关的记忆在内——都捐给一个任意构建、
但完全正常的新生的人吗？
杜兰尼很震惊，“不是的！我们从没想过要那样做！我们只是对微处埋器进行
编程，让你自己控制对开关网的调整。我们能让你有意识地、随意选择让自己开心
的东西。”
德维希说：“试着想象一下控制器。”
我闭上眼睛。他说：“闭眼不是个好方法。如果养成了习惯，会限制你的能力
的。”
“好吧。”我看向空中。实验室的音响系统正在播放贝多芬波澜壮阔的音乐，
要集中注意力很难。我努力设想德维希五分钟前一点一点构建在我的脑袋里的那个
样式统一、樱桃红色的水平滑动控制器。突然间，它不再只是一个模糊的形象：它
又一次叠加在房间之上，像实物一样清楚，在我视野的底部。
“我找到了。”按钮在１９周围徘徊。
德维希瞄了一眼背对着我的显示器，“很好。现在试着把等级降低。”
我虚弱地笑了。打倒贝多芬。“怎么做？要怎么做才能喜欢一样东西少一点？”
“你不用那样做。只要试着把按钮向左移。想象这样一个过程：软件正在监控
你的视觉皮层，跟踪任何一闪而过的虚幻感觉。就骗自已看到按钮在动了——这种
假想会有帮助。”
确实有用。几分钟内我不断地失去控制，好像很棘手，但在停下来检测效果之
前，我还是设法把它降到了１０。
“他妈的。”
“我看有点作用是吧？”
我傻子似的点了点头。音乐仍令人……愉悦……但魔力全部消失了。这就好像
在听一篇蛊惑人心的演讲，然后中途意识到演讲者自己一个字也不相信自己所说的
——这样一来，先前的文采和说服力还在，但真正的震撼力已经没有了。
我感到前额出了好多汗。在杜兰尼解释整个计划时，它听起来太不可思议，不
大可能成真。既然我没有能在神经假体上成功地烙上自己的痕迹——尽管残存的自
我仍有数十亿的直接神经连接和数不清的机会来与神经假体交互作用，并按我自己
的形象来塑造它——我害怕到了做选择的时候，我会因为犹豫不决而什么都做不了。
但是我很清楚地知道，我应该不会再被一首古典音乐、一首我之前从没听过或
因为太有名、太无所不在而偶然听到过一两次、但毫无感觉的古典音乐俘获了。就
在现在，在几秒钟之内，我已经摆脱掉了那种虚假的反应。
仍然还有希望。我仍然有机会使自己重生。我只要有意识地去做，一步一步地
来。
德维希一边摆弄着键盘，一边开心地说：“我会把神经假体上所有主要系统的
虚拟配件都编上颜色。你练习几天就会习惯成自然了。不过要记得，有些体验需要
两个或三个系统一起发挥作用……所以，如果你想让自己喜欢的音乐听起来没那么
无趣，注意一定要降低红色的控制器，而不是蓝色的。”他抬起头来看着我的脸，
“嘿，别担心。如果你犯了个错，或者改变了主意，你可以随时再把它升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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