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人毕竟是有用处的，或粉饰太平，或装潢门面，或参与政治……并不是所有
的文人只会风花雪月，咏诗作赋，也有不少治国安邦之才。并且真文人、大文人太
少了，满朝文武百官真正管用的能有几人？宋太宗自然清楚这些。罢黜王禹僻是出
了口恶气，但也少了一个干才。王禹俏虽不识时务，但没有篡朝的野心，对皇权不
至于构成什么威胁。于是在淳化四年，太宗又召王禹偁入京，王禹俏又重新成为副
部长级的礼部员外郎，再知制诰。太宗这次多了一个心眼，既要用他，又要防他，
特地安排宰相注意他“赋性刚绝，不能容物”的性格，要时时“戒之”。

    文人的秉性是难以改变的，有着“991 事件”切肤之痛的王禹偁，在复出之后
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认真总结一下经验教训，遇事稍稍钳口，以求自安；要么，
一如既往，仍言之所当言，诛之所当谏。按说，王禹偁应该十分珍惜这次复出的机
会。“何以升大用，吾道始辉光”，是他从走上仕途之日起就始终化解不开的一个
情结。既然想着“升大用”，那就只能作第一种选择，遇事讲点策略，搞点迂回，
使自己的政治主张在一种“安全”的模式中运行。但王禹偁偏偏选择了第二种。

    995 年（太宗至道元年），宋太祖的开宝皇后病逝，太宗不成服，群臣不临表。
王禹偁奏曰：“后尝母仪天下，当尊用旧札”，这一下触犯了太宗的忌讳。王禹偁
再贬滁州。

    这对于王禹偁又是一次致命的沉重打击。苦恼、困惑、悲愤、失落、无奈……
交织在一起。还有，他要找出这次遭贬的原因何在。“虚名既高，忌才者众。直道
难进，黜官亦多”。“始贬于商，实因执法，后出滁上，莫知罪名。”王禹偁还真
的找出了此次出滁的症结。既然“直道难进”那就避直求易吧，这只是一般人的思
维方式，对于王禹偁来讲，就很难说了，能不能改变他的“直道”模式只能是一个
悬念。

    事情过去两年后，朝廷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变化。997 年，真宗即位。不服输的
王禹偁抓住机遇，即上疏言事：一、谨边防，通盟好，使辇运之民有所休息；二、
减冗兵，并冗吏，使山泽之饶，稍流于下；三、艰难选举，使入官不滥；四、沙汰
僧尼，使疲民无耗；五、亲大臣远小人，使忠良蹇谔之士，知进而不疑，奸险倾巧
之徒，知退而有惧。

    王禹偁这五条建议颇有见地。考察宋代政治得失，宋之所以积贫积弱，原因之
一是冗兵、冗吏太多。真宗皇帝恐怕当时也不一定有这般见识，可能出于对上一后
班子有看法，所以对王禹偁这五条也就大加赞赏。于是王禹偁又得以还朝，复为知
制诰。

    不管是老皇帝，还是新皇帝，心理结构大致都是相同的。“既患其正义以绳己
矣，又耻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其职而策不出于己。”（汉> 王符语）他们既不喜
欢下级品德高尚，又不喜欢下级才能卓越，而是认为这两种下级都是潜在的威胁。
这就奇怪了。皇帝一方面觉得不用能人自己的江山难以坐稳，另一方面老在嘀咕，
臣下正义感太强了，品德太高尚了，会不会把矛头指向自己？臣下太精明了，经常
提出高明的策略，会不会看不起自己，或者使自己相形见绌？皇帝的心理确实很矛
盾，这种虚荣心往往会导致用人上的极大偏差，使品德高尚又才能卓越的下级迅速
走向毁灭。而恰恰两者都具备的王禹偁偏偏“好了疮疤忘了疼”，淡忘了“直道难
进”的反思，依然不避訾议，敢犯雷霆，颇有点不撞倒南墙不回头的味道，以至叫
皇帝和小人们抓住了把柄，于是就有了第三次罢黜的悲剧。

    综观王禹偁一生，宦海沉浮，三起三落。从某种意义上讲，王禹偁是中国古代
文人从政的一个缩影，王禹偁的沉浮，代表着中国古代文人的心路历程。说白了，
文人就是文人，文人只是政治的工具，而政治则很难在文人手中随意地把玩。文人
不可能成为政治意义上的大家，而只能是工具意义上的文人。从一定意义上说，文
人最多只能在一定社会事务的管理领域内活动，而不可能活跃于政坛，更谈不上甩
出什么历史性的大手笔。仕途之中不懂屠龙术是正常的，那是对大政治家的要求。
而非理性的表述方式却始终是危险的，因为自身的存在是一切政治活动的基础，过
于偏激只会使得一定的社会冲突加剧。文人们并非完全不懂这些，并非看不到宦海
波翻浪涌，既有珍贝，也有泥沙，既有平流，也有暗礁。但往往他们总认为天降大
任，匡正时弊非我莫属，忍不住要说出来，讲出来。他们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一种
现实：统治阶级思想固化的堡垒在名义上好比一些名山圣水或文化古迹之类的玩意
儿，岂是客人随意添加乱写乱画的，哪怕你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一旦新式的建筑
图在根本上否定了庞大的旧式建筑，那么悲剧只能接二连三地发生。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