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96年，美国政府出资邀请我访问美国，当我站在西点军校的讲台上的时候，
我感到骄傲。美国兵没有打赢中国军人。

    后来我问自己，我为什么没有像憎恨日本侵略者那样憎恨美国兵？我的大爷吴
守山就牺牲在朝鲜，当时只有二十几岁。1952年有一次父亲负伤，伤好归队以后，
把负伤时穿的军装忘在了医院，护士出于好心，按照衣领上的地址把带着弹痕的军
装寄给了我的爷爷，爷爷奶奶以为我爸爸也牺牲了，整天哭，不久爷爷就去世了。
1953年，奶奶也去世了。

    我咒骂自己没心没肺，我想从心里培养出一种憎恨的情绪，可是，我失败了。
后来，我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理由：抗美援朝战争，战场不在中国，因此没有伤及妇
女儿童和老人，那是中国军人和美国军人之间的较量，他们都为祖国而战，普通军
人本身没有罪孽。

    就这样，我在北大荒军人的战斗故事中培养起自己的情感和道德标准，逐步形
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

    1966年以前，我的记忆是零零散散的。

    我记得，大概是1960年，我两岁的时候，家里买了一个台式收音机。北大荒的
军人是开工资的，生活还算宽裕，爸爸把钱寄到上海无线电二厂，尽管货物奇缺，
无线电二厂还是把收音机寄到了我们家。每天晚上，好多叔叔阿姨聚到我家，听北
京的广播。他们说：军人不能不了解国内外的形势变化。

    收音机也成了我的老师，“小喇叭”节目一直伴随我成长。

    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领着几个军人办起了学校，学校很简陋，一排平房，前
面是操场，运动器械是单杠、双杠、高低杠，体育课的内容是站军姿和匍匐前进，
我们成了小军人。

    1968年，随着大批知青的到来，北大荒的军人文化开始改变。

    32团知青主要来自北京、上海、哈尔滨、宁波等城市，每个连队都有数十名，
老连队有一百至二百多名。连长、指导员都是老军人。从1969年开始各连就有意识
地配备了知青干部，当副指导员或副连长，一大批知青走上领导岗位。高红燕就在
1969年成为副连长，她是高干子女，漂亮，却一点也不娇气，扛麻袋装车，90公斤
的麻包，她一个人能扛一卡车。团部还选拔了一些文笔好的青年充实到宣传领域。

    54万知青到达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他们给当时以军旅文化为主的兵团注入了
新的文化气氛。在这片英雄汇集的地方，青春又一次成为主旋律。

    充实教师队伍，教育下一代，这是知青们给北大荒留下的最久远的影响。

    60年代末，老军人的孩子先后进入学龄阶段，需要大批老师。知青来了以后，
当年就选出许多表现好、水平高的青年，充实到教师的行列里。当时知青的年龄大
多是16岁到21岁，也还是孩子，老军人就让他们边干边学。每年寒假暑假，团部文
教股都会举办教师培训班，交流教学经验，从未间断过，据说至今仍然如此。

    与老军人不同的是，这些知青是在解放后、在大城市接受了正规的学校教育，
他们给兵团的学校带来了全新的教育理念。物理化学课有了实验室，体育课不再是
军训课，音乐课除了唱军歌，也开始唱抒情歌曲。

    袁大任，学生时代在北京打乒乓球曾经是种子选手，在32团一中当体育老师，
他办起了乒乓球队，经过几年训练，培养出许多小选手，先后送进八一队、省队和
国家队。32团因此盖起了气派的乒乓球馆，黑龙江省少年乒乓球比赛曾在这里举行。

    知青老师中，最好的老师之一是朱雨，上海知青。因为下乡前他是师范学校的
学生，所以懂得教育学和儿童心理学，而且，他十分热爱教育事业，会拉手风琴，
会写毛笔字。他不仅教学生书本知识，而且还教很多其他本领，注重综合能力的培
养。

    还有曹孟相、徐晓懿、邢继范、汪大成、傅作英、王淑华、邵建、李文玲，等
等，每个团都有数百名知青成为教师，他们和那些老教师一起，用知识去武装下一
代。

    说到知青对北大荒的文化贡献，不能不说到广播站。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有6 个师，64个团，每个团都有自己的有线广播站。每天
播音4 次：早晨一小时，中午、晚上各一个半小时，晚上八点准时转播“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半小时。

    每天至少有半个小时的广播内容是本团新闻。

    我们团的女播音员多年都是冯秀清，北京知青，播音水平不亚于中央电台。她
病退回京以后，换成陈建萍。男播音员换过几个，胡宗琪当主播时兼广播站站长，
我是编辑兼记者。

    为了采访半个小时的新闻，我们走遍了各个连队。记得有一次跟胡宗琪一起去
煤矿采访，煤矿属于营级建制，很大。营长亲自领着我们两个下矿井。矿井很深，
先坐矿车，然后再走几百级台阶，台阶不平，又很暗，走得很辛苦，到达井下的工
地以后，我的腿就不听使唤了，一个劲儿地抖。我们带着一个录音机，有十多斤重，
放在我腿上操作，根本不灵。工人头上的矿灯一起射向我，大概井下没去过女生，
弄得我更加紧张。那次，是营长和宗琪做完了录音，我事后做文字工作。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中发出感慨：“井下的战士走完那段路是为了工作一天，
而我，路还没走完腿就软了，我要锻炼自己，让汗水冲刷书生面。”

    那些日子，我们天天加班，白天采访，晚上写作，我写完以后，小冯和宗琪马
上录音。第二天清晨，伴随着《东方红》的乐曲，宗琪说：“315 广播站，现在开
始播音。”浑厚的男中音通过电波唤醒沉睡的田野。

    我们的广播站在1978年鸟枪换炮，建成了电视台。这个变化首先归功于团领导
的英明，其次不能不提到王世伟。世伟是北京知青，在广播站当技术员。领导派他
回北京学习技术，本来只是想建一个电视塔，可是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加进了有线电
视广播的项目。

    不久以后，这里就有了自己的电视新闻广播。

    另外，兵团总部有《兵团战士报》，那是每个人都愿意读的报纸。多少笔杆子
在这里发挥光和热。郭小林是郭小川的儿子，是知青里的诗人，他的长诗《战士爱
边疆》充满激情，在当地家喻户晓：

    边疆啊边疆，

    每天都是你第一个迎接朝阳，

    你打开祖国的东大门，

    让山川江河洒满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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