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70年代初，大学开始复课，招收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除了在学校上课外，
经常外出“开门办学”。中文系选派一批年轻、出身和能力过硬的教师担任班主任，
“开门办学”时，就是全权带队的“统帅”了。他们从上课学习，政治活动，一直
管到吃饭、睡觉、矛盾纠纷。班主任之外，还会配备几名不那么“过硬”的教师，
给学生上课辅导，也同吃同劳动，接受教育。洪子诚就常常扮演后面的这种角色，
我在中文系的不同届的同学董学文、胡敬署、方锡德，他们都带过队，也都是他的
领导。洪子诚“开门办学”去过的地方不少，记得去过河北保定的63军“学军”，
去过门头沟煤矿和房山的东方红炼油厂各有半年，1976年地震之后还去过唐山灾区。
门头沟煤矿最让我担心，因为一周好像要下两次井挖煤，总怕在下面出什么事。

    1974年或者1975年，我从河北隆化县的存瑞中学调入北大附中，女儿洪越才两
岁。洪子诚开门办学的时候，我最苦恼的是孩子。白天上班时，孩子送到校医院北
边的幼儿园，晚上下班之后，接回孩子。我做饭、吃饭、备课、判作业，她在床上
玩。她被训练得在大人做事的时候不哭、不闹也不说话。等到该睡觉的时候，却常
常发现她两腮紫红，惊惶之中一试表，常常是39、40度。我每次都是跑去敲倪其心
先生的门，倪先生二话不说，马上就跑过来扛起孩子。我们一前一后一路小跑直奔
校医院，女儿在倪先生的肩膀上大声哭着叫喊：“我不要倪叔叔，我要妈妈……”
倪先生一边跑一边喘气教育洪越：“妈妈抱不动，咱们得赶快去医院……”到了医
院照例是注射四环素，带回一包抗生素，第二天一早，只能又把孩子送到幼儿园，
我还得去上课呢。

    在19楼的日子，多半是吃食堂，也买了一个烧蜂窝煤的炉子放在门口。那是一
个直径也就25厘米，身高顶多40厘米的秀气的小炉子，热饭、炒菜，乃至于我坐月
子时候煮汤、烤尿布都是靠着它。记得每天晚上封火的时候，洪子诚都是蹲在炉子
跟前，低下头把眼睛凑近炉门，插上那个小铁片，让进风口只有一条小缝，这样一
块蜂窝煤就可以顶上一夜。他后来细心而且经验老到，竟然做到每天用3 块蜂窝煤
就可以支持着这个炉子经久不“熄”。

    大概是1975（或者1976）年，我们结束了筒子楼的生活。从19楼搬出来，房产
科分配给我们的第一个“家”在中关村。那里科学院宿舍楼群中，有几幢属于北大。
我们住25楼一层一间16平方米的屋子，与另一家合用窄小的厨房、厕所。科学院25
楼临街（就是现在的北四环），窗外汽车不断，特别是到五道口火车站运货的载重
卡车。常常是直至深夜，我们听着卡车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窗玻璃和挨着铁床
的暖气片在汽车的轰鸣声中颤动……在汽车大灯射进屋里的时候，可以看到墙上的
钟：一点、两点、三点……终日为了睡不好觉而苦恼。我们想了又想，觉得还是得
住到校园里比较安静。调换房子的事，学校的房产科不管，但是你可以自己寻找调
房的对象。我就到条件不如这里的集体宿舍去贴换房的条子。洪子诚是个墨守成规、
胆小怕事的人，觉得这种做法不妥。可是他也没有什么办法。两个月下来没有结果，
最后还多亏了当时在附中的同事杨贺松先生的介绍，才与人调换了房子，住到了校
内未名湖边。这一次又搬到筒子楼，13平方米，是未名湖北岸的健斋304 号。健斋
只是朝阳的一面有房间，我们打开窗户就可以见到未名湖，湖边小路的银杏树，湖
上的小岛，对岸的花神庙和水塔（那时还没有“博雅塔”这个雅号）。这让我们相
当满意。在这里，这一住就是6 年。

    记得从科学院25楼往健斋搬家，是借了两辆平板三轮车。教文艺学的董学文先
生和洪子诚每人蹬着一辆，就拉完了我们的全部家当：学校卖给我们的一个书架、
一个两屉桌，我们自己购置的铁架双人床，一个折叠圆桌，两把椅子，一个铺盖卷，
我的一个纸衣箱，洪子诚从老家带到北大的旧皮箱，还有就是书，两辆自行车，再
就是锅碗瓢勺。

    健斋的居民多半是年轻教师的一家人———夫妇二人加上一个孩子。也有年龄
较大、资历较深的单身老教员，或者家在城里、离北大路途遥远的老教员。健斋一
楼潮湿，没有住家是“招待所”。记得曾经为邻的二楼、三楼居民来自体育教研室、
法律系、图书馆学系、哲学系、物理系、历史系、东语系、西语系各个单位。政治
系（90年代加上了“国际”，变成国际政治系，地位突然提升）的教员最多，有方
连庆、黄忠良、潘国华等。

    印象深刻、也比较特别的先生不少。图书馆系资深教员关懿娴，她没有结过婚，
孩子们第一次叫她“关奶奶”的时候，她总是纠正他们，让叫“关大姨”。图书馆
副馆长是一个和气的老先生，不做饭，吃食堂。物理系的杨老师当时已经是副教授，
也是单身，人很好，有些阴郁不爱说话。洪子诚说1972年和他一起在学校烧过一个
冬天的锅炉。他在健斋时，娶了一个带着孩子的老伴。王永兴老师年事已高，和蔼
可亲，孩子们叫他王爷爷，后来才知道他是著名的中国古代史学家陈寅恪的学生。
我们隔壁住着法律系的肖蔚云，他应该是家在城里，常常只中午在这里休息。他目
不斜视从不跟周围住户打招呼，我也没跟他说过话。八九十年代才知道他是法律系
名教授，香港、澳门特区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国政系的方连庆一个时候很相信
“特异功能”，有一次把健斋的孩子招集在他家里，测验“耳朵听字”。好像没有
什么结果，但他还是坚信不疑……

    健斋的南边紧挨着体斋（那是一座大屋顶、方形的两层小楼），西边是德斋、
才斋、均斋、备斋，北边隔着一条小马路，与全斋相望。取“德才均备体健全”的
意思，这些楼多半是老燕京时候的建筑。那时候，大家对于居住在狭窄、拥挤的筒
子楼里都很习惯。平时，楼道里很安静，到了做饭的时候，就会热闹起来：切菜声、
炒菜声、聊天声、孩子跑来跑去的喊叫声响成一片……那时候，吃饭都比较简单。
可以到镜春园开水房打开水，主食馒头、花卷、肉卷从均斋那边的食堂买，花两毛
钱买肉末，炒个菜、做个汤，就可以开饭。或者肉末炸酱，煮面条，喝面汤，都是
大家通常的菜谱。来了客人，也就是炸个花生米、剥两个松花蛋，到海淀镇买点熟
肉，也就算是“隆重”了。所以，差不多半个多小时以后，楼道就又恢复了安静。

    健斋的住户没有独立卫生间，只是二楼东、西头有公用厕所，东头有水房。我
们住在三楼的，接水、洗菜淘米、洗澡上厕所，也都得下楼。水房的水管下面有巨
大的、像是半截水缸的池子，可以保证洗菜、洗衣服的时候，脏水不会泼了一地。
二楼和三楼的住户轮流值日，每家一个礼拜。用不着号召和提醒，大家都很注意公
共卫生；轮流值日时，也没有人偷懒和马虎，住在厕所附近的不会感觉异味难闻。
当然，不愉快的事情也偶有发生。有一次，轮到我值日，晚上我正在厕所里打扫卫
生的时候，发现二楼的余老师，是用脚来拧冲水的开关。当时，我对年长的她说：
“别人都用手，您用脚，不是把开关踩脏了吗？”她用上海腔不屑地说：“大家都
学会用脚，不是很好吗？”我被噎得无话可说。知道她不会改正，只好告诉邻居们，
以后千万不要用手去拧厕所的开关了，太脏了！她还真是让大家学会了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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