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搬到砖塔胡同的当月，鲁迅便四处奔波，试图寻找一个可以安家的合适住处。
有时虽遇下雨，但因事先已经约好，也不得不带病前往。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外
出看房二十余次、数十余所。在他的日记里，我们可以不断看到这样的叙述：“小
雨。午后与李姓者往四近看屋。下午大雨。”“下午与秦姓者往西城看屋两处。”
“下午同杨仲和看屋三处，皆不当意。”“欲买前桃园屋，约李慎斋同访林月波，
以议写契次序不合而散，回至草厂又看屋两处。……咳嗽，似中寒。”“昙，大风。
上午李茂如来，同出看屋数处。午后往世界语校讲。……大发热，以阿思匹林取汗，
又写[ 泻] 三次。”

    最后这一段日记写于1925年10月1 日。这天上午，鲁迅顶着大风外出看了好几
处房子，下午还要去讲课。到了晚上就躺倒了：发高烧、拉肚子。本来还以为是普
通的腹泻，吃几天流食就会好的，所以从10月4 日晚上开始仅以米汁、鱼汤为食，
而实际上是肺病复发了。就在这种情况下，仅休息了几天，从10月10日开始，又
“访李慎斋，同出看屋数处”。

    终于，鲁迅在1925年10月30日的日记里写道：“……至阜成门内三条胡同看屋，
因买定第廿一号门牌旧屋六间，议价八百，当点装修并丈量毕讫，付定泉十元。”

    这是一处被鲁迅称为“破屋”的小院子，与八道湾那个大宅子完全无法相比。
价格虽不算贵——仅八百元，可修葺的费用就至少要一千二百元！但这毕竟是真正
属于他自己的房子，老母亲也可以安度晚年了。

    选定了房子，鲁迅的心情好了一些，身体也有所恢复。11月8 日，开始“废粥
进饭”，还忍不住喝了一点汾酒。他似乎松了一口气，屈指算来，“距始病时三十
九日矣。”

    然而，真正的劳碌才刚刚开始，此后，他又忙于跑警署、办手续，借钱付房款，
设计施工方案，雇请木工、瓦匠，招呼漆匠、裱糊匠，讨价还价商量工钱，买屋瓦、
木料，监督卸灰卸料，指导施工、油漆……有时连续几天都要往返于西三条和砖塔
胡同之间，什么事都得他亲自过问、指挥。作为家里唯一的“壮劳力”，许多力气
活还得他自己干。那年11月上旬买了一吨半准备冬天取暖用的煤，因为煤块大小不
一，烧起来不方便，需要砸得碎一些，放了半个月，还得鲁迅自己动手，不小心砸
伤了自己的大拇指。为了省些时间和开销，有时鲁迅也如同当今的“上班族”一样，
索性从街上买些现成的馒头、糖包子带回家，免得朱安再自己去做了。过度的疲劳，
使他经常失眠，于是忍不住拿喝酒当吃安眠药，“不寐饮酒”成了经常的事。

    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讲课、坚持写作。在砖塔胡同居住的九个多月时间里，
便校勘了《嵇康集》，编定了《中国小说史略》下卷，还连续创作了小说《在酒楼
上》《幸福的家庭》《肥皂》及名篇《祝福》。

    行笔至此，我突然心中一动：鲁迅究竟为什么会写出《祝福》这样一篇小说呢？

    按照后人的评价，这篇小说是“描写农村妇女祥林嫂在封建政权、族权、神权、
夫权这四条绳索的束缚下，受苦、挣扎，最后被吞噬的悲剧，反映了在封建制度和
旧礼教迫害下的旧中国妇女的命运，控诉了封建四权对劳动妇女从肉体到精神的压
迫和摧残……”然而，这篇小说难道不会有一些更深的内涵和寓意吗？

    鲁迅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说——不仅时常直接或间接地调用自己的亲身经
历或日常生活，还往往以十分曲折的笔法宣泄内心的感受和复杂的情感。对于任何
一个作家来说，这都是很平常的，而鲁迅则尤为明显一些。“直接调用”的例子，
如前面提到的《幸福的家庭》，还有《故乡》《社戏》《鸭的喜剧》等等：“曲折
宣泄”的例子更为常见，甚至许多“历史小说”中也不乏针砭时弊、抨击敌人的文
字。但鲁迅的笔触有时颇为隐晦，非“知情人”往往难以“破解”。比如在“兄弟
失和”数年后，他在心境已经较为平静的时候写下的《弟兄》，几乎是完全如实地
描写，字里行间难以掩饰地流露出对已经不复存在的兄弟情谊伤感的痛惜。而在写
成《弟兄》的十几天前，鲁迅还写过一篇著名的小说《伤逝》，这篇小说通常被理
解为描写了一场谋求个性解放的爱情悲剧。但是，作为对鲁迅了解至深的周作人，
却作出了一个十分惊人的解释：“《伤逝》不是普通爱情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
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听上去简直匪夷所思，但仔细琢磨之后，却不能
不承认周作人说得有些道理：“《伤逝》这篇小说很是难懂，但如果把这和《弟兄
》合起来看时，后者有十分之九以上是‘真实’，而《伤逝》乃是全个是‘诗’。
诗的成分是空灵的，鲁迅照例喜欢用《离骚》的手法来写‘诗’……所以结果很是
晦涩。”

    那么，《祝福》是否也同样是一首晦涩的“诗”呢？

    稍加查询便可以发现，那段时间鲁迅正处于一个十分特殊的创作时期：1924年
2 月7 日，农历正月初三，写成《祝福》；2 月16日，正月十二，写成《在酒楼上
》；2 月18日，正月十四，写成《幸福的家庭》，并在日记中特记之：“夜成小说
一篇。”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写出总数达两万多字的小说，在鲁迅的写作生涯中似乎
并不常见。

    细读这三篇小说，不难看出它们的总体基调是消沉的，充满一种难言的无奈。
鲁迅把收入这三篇小说的集子命名为《彷徨》，坦率地承认自己当时那种消沉和郁
闷的精神状态。其中，《幸福的家庭》是对自身环境的无奈，《在酒楼上》是对社
会环境的无奈。而《祝福》呢？用一句现代词语肤浅地说，是对“社会弱势群体”
——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妇女悲惨无助境况的无奈。

    但是，这也许仅仅只是一个表面现象。

    鲁迅笔下的妇女形象为数众多，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也许就是这《祝福》中
的祥林嫂了。实际上，祥林嫂只是一个象征，代表着特定的妇女群体。而在这妇女
群体中，离鲁迅最近的是谁呢？一个，是他的母亲；另一个，自然是他的妻子朱安。

    我不能不产生一个大胆的猜想。《祝福》是一首晦涩的“诗”，“祥林嫂”是
母亲与朱安的“影子”。

    母亲姓鲁名瑞，生有子女五人，其中早夭有二，其余三子即树人、作人与建人。
母亲中年丧夫，所幸三子均有作为，也算是晚年有靠了。不料鲁迅与作人突然失和，
老母亲夹在中间，那滋味是可想而知的。说起来母亲还是依赖老大，心里也更疼老
大，鲁迅搬到砖塔胡同之后，她每隔几日便要跑过来看看，有时一住就是许多天。
得了病也得老大陪着去，这样心里才踏实。有了一点好吃的，总是惦着让人给老大
捎来，其实有时就是几枚桃子、一碗鸭肝，但那份慈母之爱却溢于言表。

    而朱安是母亲送给鲁迅的“礼物”。受之不甘，却之不得，鲁迅一生中最大的
“无奈”，就在于朱安。自从二十六岁遵母命与朱安成婚，鲁迅始终采取一种躲避
的态度，有许多年都是两地分居。当全家人迁京入住八道湾之后，鲁迅仍与朱安分
室居住，好在那是一个大宅院，总不难寻找回避的借口和地方。但是到了砖塔胡同
之后，矛盾就比较明显了。他们在砖塔胡同共住了约三百天的时间，其中母亲来过
十余次、前后共住了一百六十来天，而其他一百三十多天的时间，则是他们夫妇相
对独处。这是鲁迅一生中与朱安单独在一处居住最长的一段时间了。他不爱她，但
也没有理由恨她，因为她是孑然无助的，只能像一棵死死缠住他的藤，把自己一生
的命运完全系在他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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