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并不乏有起自平民而荣登宝座的皇帝,刘邦、朱元璋都以开
国的一代君主享名青史;但却少有出身寒微而力挽狂澜的宰相,张居正就是罕见的
一位。他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从平民中崛起,在明朝万历王朝
初年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
得国富民安,人们赞扬他是“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
张居正出任首辅的十年期间,正是国家多事之秋,但究其所处的16世纪这一特
定的时代,已不仅是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中国的封建专
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六百多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
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多少次农民起义,打翻了
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统治的瘫痪,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沿袭下
来,发育起来,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益强化。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
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
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
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
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现象,反映封建专制主
义体制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标志封建专制制度已经百病丛生,沉疴临绝,不
进则亡。
张居正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向政治舞台,留下他传奇的人生。这个出
身湖北江陵的农家子弟,自幼就以神童蜚声乡里,十岁通读四书五经,十三岁作了
《咏竹》的绝句:
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
凤毛从劲节,直上劲头竿。
小小年纪就以竹自喻,显示了他少年时代的远大抱负。这一年他本可以考中举
人,主考的湖广巡抚顾璘慧眼识俊杰,看到这少年的不同凡响,故意使他落选,让
他经受挫折,以激励他更加奋进。果然,三年后张居正再度赴试,一举成名,时年
16岁,成为最年轻的举人。顾璘知道后非常高兴,立即解下随身佩带的玉坠赠给他,
鼓励他成为辅国的英才。
张居正少年得志,壮年入阁,运筹帷幄,才智明决。《明通鉴》说:“是时帑
藏充盈,国最完富”,“起衷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阜,居正之力也。”这是清
代人对他公允的评价。但在当时人的眼中却毁誉纷纷,人们对他是非功过的评论,
众口交攻,相互抵牾,不胜其多。在《万历野获鳊》《涌幢小品》《五杂俎》《定
陵注略》《寄园寄所寄》等明清笔记中,为张居正是否陷害朋友,接受贿赂,巴结
内监,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是否暗通关节等等,有的责难,有的辩解,褒贬
不一。而至“人情汹汹”,这样多的是非荣辱集于一身,在历史上也不多见。他个
人的结局与商鞅、王安石等改革先辈一样坎坷,遭遇到不幸。如果说,这一切在历
代改革家的经历中并不鲜见的话,耐人思索的是,导致他身后“鞭尸”,全家遭难
的,是他一手提拔、重用的继任首辅张四维,而为他平反昭雪,奔走呼号的,竟然
有当初被他廷杖致残的反对派,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邹元标。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
结局,在中国改革史上也属闻所未闻。历史何以给了他这样的错位!
明朝是封建专制制度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它的统治体制,造成君主绝对权力
的滥用和腐败的官僚政治。从封建社会确立以来,皇帝对处理国家事务有至高无上
的独裁权,明初又收回宰相的权力,设置内阁首辅作为皇帝的事务秘书,一切奏章
皆由皇帝亲自过目审批,任何人不得过问。凡是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只能面奏听
旨,事无巨细统统集权于皇帝一身,君主的权力高度膨胀,超过历代王朝。权力高
度集中给皇亲国戚带来更为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销蚀了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的起码
能力,滋养出一代又一代昏愦的帝王。明中叶后,皇帝不临朝成为惯例,嘉靖皇帝
深居内宫,修仙炼道,三十年不理政;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
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言不发,有人竟以为他是哑巴。国初上朝有严格的朝仪,
官员稍有失礼要受到处罚,甚至招致非命,大臣觐见都提心吊胆,丝毫不敢懈怠。
时过一百多年,到隆庆年间,朝仪早已被人忘却,连怎样进退应答,都没人说得清
楚。偶有朝参,大臣们在殿上大摇大摆,高声喧哗,随地吐痰,冒渎君威,不以为
意。这种现象,不仅在封建王朝历史上见所未见,到清末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皇
帝,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高的政治代表,皇帝威权的跌落,意味着中央集权
的体制已经驾驭不了它的统治序列,这是统治机器崩溃离析的表现。皇帝长期不理
国务,政治重心自然就落到内阁身上,谁成为首辅,谁就能主政,实际上就握有最
高的权势,这就必然招致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内阁首辅的尖锐斗争。嘉靖、隆庆年间,
短短六年,徐阶攻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李春芳被高拱击败,高拱又被张居正
轰跑,几乎一年一变。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
可能被赶下台。内阁之中爱恶交攻,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官衙无视法令,政
多纷更,事无统纪,主钱谷的不明出纳,司刑名的不悉法律,管监察的不行纠劾。
人们愤愤地指出:“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代”。
统治集团的腐败、混乱和失控远比王安石变法的北宋还要严峻。财政上的困难比政
治危机还要紧迫。社会经济最棘手的是土地兼并问题,土地集中私人的规模愈来愈
大。皇亲国戚争先恐后地吞并土地,一旦占为己有,就利用特权瞒田逃税,土地被
兼并愈多,国家的税收愈少。嘉靖皇帝的四子朱载圳在湖广占有良田数万顷,隆庆
皇帝儿子的王庄、王店遍及各地。有爵位的勋臣、有权势的太监、有功名的乡绅,
利用他们不纳税、不当差的优免权纷纷抢占土地,各类庄田迅速扩张。“私家日富,
公室日贫”,税源逐渐枯竭。隆庆五年,全年财政的总收入只有250 万两,而支出
达到400 多万两,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政府累年的收入每况愈下,而皇室的庞大开
支却有增无减。隆庆皇帝的宫廷耗费比国初多至数十倍,官员的贪污、浪费和浩大
的军费更加重了财政的拮据,国穷财尽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并未达到激化的程度,根据《
明实录》的记载,隆庆年间的农民起义共有三十多次,年平均数还低于明初洪武年,
大都是零星、分散的打家劫舍式的小股队伍,尚未对王朝的统治构成主要威胁。列
宁在论述俄国革命规律时,曾经把下层不愿照旧生活和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作为起
义成功必须同时具备的两个条件。但是这两个条件不一定同时到来,在阶级斗争还
没有全面激化,统治机构却已经瘫痪,达到不能按照原样统治下去时,却可能先期
爆发执政危机。嘉靖、隆庆年间政治、经济的动荡主要来自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和
冲突,这是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统治阶级中并非没有开明人士力图改弦易辙,但都难以奏效。嘉靖末年首辅
徐阶下决心改变局面,把激励自己的口号贴在墙上,吃住不离内阁,通宵达旦地处
理公务,裁减冗员,平反冤狱,改善士兵生活,但对时局的败坏并无大补,他自己
不久即在敌手的攻击中举筹失措,被迫辞职。继任首辅高拱,早有雄心大志,想大
干一场,他认为前任的措施不得要领,因此一反徐阶的作为,把平反的诸臣一概报
罢,以“识人才”作为“兴治道”的根本方针,选用官吏不问出身、资历,大力提
拔年轻官员,规定年满五十的只能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奖掖优秀,惩治贪
惰,务求克尽职守。这些都有可取之处,他也因此博得“善用人”的佳誉,但是,
他无能通观全局,驾驭左右,不久也破罢职。他们都是首辅中的干才,为了兴利除
弊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问题在于,这种改进既不冒犯现存的社会关系,也不干预
财政体制,只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对衰朽的官僚机器进行点滴修缮。改革没有
击中要害,更没有触动政治、经济的主要流弊,因而无能支撑破败的帝国大厦,所
以,他们都很快地败下阵来,狼狈离职。张居正则是有识之士中的佼佼者,他目睹
时局的败坏,忧心忡忡地写下这样的诗句:
风尘暗沧海。浮云满中州。
目极心如焚,顾望但怀愁。
深切的忧患意识,使他无意留恋悠闲的生活,在同僚沉醉歌台舞榭的日子里,
他闭门谢客,攻读历朝典章,剖析政务,探索救国兴邦之道;在告病回乡休假的三
年间,不辞辛劳走访民间疾苦,立志要廓清天下之患。隆庆六年(1572),意外的
机遇来了,这年皇帝病故,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共同辅佐十岁的小皇帝朱翊
钧(神宗,即北京定陵的墓主)。高拱是首辅,为人骄横,在他心目中张居正是下
属,高仪年迈多病,都不是自己的对手,唯一能与之争权的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
在高、冯斗争中,张居正趁机联合冯保,挤走高拱,这年高仪病逝,得以循序升为
首辅。他本是小皇帝的老师,又是唯一健在的顾命大臣,得到皇帝的完全信赖。在
他主政的十年间,实际上掌握明帝国的大权,这为他实行改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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