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张居正改革，是在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
的一场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运动。他有句名言：“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
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这“刚过”，充分表现出他以刚毅
明断的见识和魄力，把新政以迅雷之势推向全国，因此也留下“时政苛猛”的诘难，
是耶？非耶？都已成为既往。历史关注的是，他以什么样的决策，使王朝转危为安，
力挽狂澜于既倒！十年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从四个方面强国富民，取得显著成效。

    （一）以法治为理政的中心，示大信于天下，使改革得到有力的组织保证。封
建社会的改革，都是从上层发动的改良运动，这首先要求集权上层，做到事权归一，
如果不加强朝廷对各级机构的控制力，改革就是一纸空文。万历以前法纪废弛，政
多纷更的情况不改变，任何美妙的新政都不可能付诸实施。张居正清醒地看到这点，
提出“尊主权”为“方今急务”。这“尊主权”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忠于君主，它
强调的是发挥政府的职能，所谓“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一切以
尊主、庇民，振举颓废为务”，以做到“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使
尊朝廷和执法联为一体。它的要旨是以伸张法纪为重点，整顿政府机构和统治秩序。
值得称道的是，他把不法权贵看成“权蝎”，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大患，
因此以打击不法权贵作为“励精之始”，提出“锄强戮凶，剔奸厘弊”的主张。把
改革的锋芒指向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法现象，以触动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势力，这
比一般把镇压百姓视作首务的地主官僚，是明显的胆略过人，才高一筹。张居正还
在主政前夕，即面临他少年时代的恩人，江陵辽王作恶乡里，鱼肉百姓一案，地方
官畏惧辽王府的势力，对辽王的罪行，不敢如实上报。张居正断然处治了失职的官
员，甘冒“谋产害友”的骂名，废去辽王，惩办了江陵一霸。改革刚刚启动，又碰
上最有权势的太监冯保的侄子殴打平民犯了法，这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因为张居
正当上首辅主要得自冯保的支持。然而，这件事并未难倒张居正，他当机立断，把
冯的侄子革职，杖打四十大板，并通告冯保严格家教，伸张了法纪。他还依法惩治
了孔夫子的后裔衍圣公，法办黔国公，用强有力的措施限制皇亲贵戚擅权，一再宣
告：“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将挟击不法权贵与革除弊政连在
一起，从规章制度上堵塞漏洞，是他最成功的一举。在明代，驿递是官方办理公务
的主要交通工具，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
住、差役和车马等交通工具。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民众。明初使用驿站有严格
的规定，非有军国要务，不得发给印信乘驿。这些规章到明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兵
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赠送。官员在
驿站百般勒索，捕人掠盗，成为酷虐的暴政。张居正决心从此开刀，痛加裁革，扫
除多年积弊，使人民得到实惠，这是改革取信天下，得到百姓信任的重要保证。

    （二）以理财为监察的中心，整顿官府，使新政得到财政收益。张居正认为，
外之豪强兼并与内部官府舞弊，这两股势力的勾结，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弊源。要
有效地约束不法权贵，打击违法活动，必须从吏治着手整顿官府机构。张居正为政
不久即采取三条措施。其一，从加强监察着手，提高行政运转的效率。明朝的中央
机构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中又分设监察机构六科。部的最高长
官是二品官，科的长官最高是七品，可这七品对二品却有封驳纠劾的权力，所以大
官统率小官，小官却可以牵掣大官，六部和六科都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不干预，
这遇到昏愦的皇帝那就乱了套。张居正改为由内阁总其成，颁行官员考成法，吏部
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评定官员的勤惰，定期考勤，随事考核，以
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防范玩忽职守的现象。其二、以理财作为考核的准则，这是考
成法的最终目的。当时官场通行的是增加赋税，向小民头上搜刮，不敢督缴正赋田
税，因为逃税拖税的都是豪强权贵，追缴田税无异是在太岁头上动土，谁也不敢出
这个头。张居正毅然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足的官
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以追索田粮评定政绩，迫使官员打击不法
机权，使贪官无处藏身，不用加税而补足国家亏损，这是一项成功的经验。其三是
不拘一格用人才，培植改革的中坚力量。有力的政治家们往往都能在用人方面破除
论资排辈的偏见，但像张居正那样重视从下层提拔人才，殊属难得。他倡导：“采
灵茵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认为立贤无方，唯才是用，即使贱为僧道皂隶，只
要出类拔萃，可以位列九卿，作为国家的栋梁。他突破成规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
为镇边大将，破格重用残疾小吏黄清为太仆卿高级官员，重新起用被罢官的水利专
家潘季驯治理黄河。在改革推向高潮时特许府、州、县的考生越级报考京师的国子
监，把各地人才收罗到中央，很快组成精干的班底，形成改革的中坚力量，为建树
新政作出贡献。

    （三）以均赋役为中心，厚商利农，发展社会经济。明朝的赋税制度是向土地
所有者征收田税，按人头派差役，所以土地和户口是王朝财政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
随着兼并势力的发展，民间的土地和人口逐渐集中到勋臣、贵戚和大地主的名下。
他们倚仗特权，贿赂官府，隐占户口，瞒田偷税，逃避差役，到万历前夕法定的征
粮地比明初已减少一半，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大批的土地、人力流进私人腰包，
使国家的税源衰竭。本来国家征收田赋是，田多的多征，田少的少征，按亩核算，
从法制上说是公平的，这也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均税实质性内容。有的农
户土地被豪强侵占，田赋却留在原田主的名下，造成产去税存，这就发生了赋税不
均的社会问题。考成法只能解决一部分欠税的问题，大量的瞒田逃税收和税役不均
亟需从赋役制度上加以整顿，这才能开辟理财安民的新途径。万历五年开始调查，
次年即通令清丈全国田地，详审细核，三年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从严打击了
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守法，不敢轻易欺隐，小农免受赔累，国赋按时收纳，
扭转了财政亏损。后人评价这一举措说：“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
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确实做到了公私两利。在赋税不均的现象初步纠正后，立
即着手解决逃役问题。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即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
如杂役、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
核算，减化手续，统一征收。并可改折银两，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这
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
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又把兴修水利作为
发展生产的重要课题。历来治河的方针只顾漕运，为朝廷运粮，不顾民生，因此大
多采用分疏黄河的办法保障运河渠道的畅通，也就是在黄河下游多开支河，分泄河
水，这种办法容易淤塞河道，垫高河床，但却急功近利为历代王朝惯用。张居正大
力支持水利专家潘季驯摒弃传统方法，采取漕运与民生兼顾的方针，筑堤束水，以
水攻沙，利用奔腾的河水，冲沙入海，自此多年没有大患，使得黄河两岸“十年弃
地转为耕桑，河上万艘捷于运输。”保障了生产，稳定了政府的财源。

    （四）以近民便俗为宗旨，提倡面向实际，为改革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张居
正自从政以来，就倡言治国理政不外乎谋求富强大事，这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一些官
僚士大夫所接受。宋明以来，理学被尊为儒学的正宗、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到明
后期愈来愈走向空疏。它宣扬心外无物，不假外求，把做学问的功夫引向发掘内心
世界，否认客观真理，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学风，养育出一批文人学士谈玄说虚，
好说大话、空话，鄙薄民生实事。他们嘲讽张居正说：“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
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张居正对此报之一笑说
：“过誉我矣！吾安能使富国强兵哉！”为了批驳迂腐的文人用祖制反对革新，张
居正总结商、周、秦、汉王朝兴亡盏衰的教训，提出因时顺势的变法思想，强调：
“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从近民便俗出发考察先朝的法规，
凡是不能顺应时势，违背民众要求的，可不用遵守；只要顺时安民的，即便是凡夫
俗子的建议，也不该不听从。要使各级官员摒弃旧规，面向实际，以富国强兵为首
要任务，大力提倡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强调：“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
问不透。”这在言必称孔孟，道先贤的时代，提出不体察民情，便是学业不到家的
见解，大大突破理学的禁锢。他自憾位居高官，对民间猥俗犹如隔岸观花，不如底
层下属了解民间疾苦。要求当官、做学问的走出衙门和书斋，面向实际，把治学理
政与解决国计民生结合起来，这对陈腐的思想界是一大触动。

    对于有些道学先生借口天象灾异攻击新政的无知行为，他在严加批驳中对某些
自然现象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他撰写《葬地论》，认为人一死，精神消散，僵硬
的遗体如同土石一样，不复再有知觉。世人所谓人死变成鬼神，风水吉凶预兆祸福，
等等，都是一派胡言。自古以来，尸陈山野，鸟啄鹰食的，子孙后代也有显贵人士
；风水再好，也不见朽木再生，枯骨复华的，哪能长保后代的富贵？又说：“葬者，
藏也。”就是避免尸身外露而已，没有什么深文大义。在《杂著》中又进一步说明，
人畜死于雷击，是因为偶然与雷相撞，受到火气烧灼，身上留下焦纹是自然现象，
并非符咒。张居正的无神论思想不仅反击了猖獗一时的迷信说教，也表现出对祖宗
家法的批判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由此可见，张居正改革并不是一般的政策变
动，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正因为他有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形成自己的新
政系统，所以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能够以犀利的锋芒，破除阻挠，把改革推向前
进。对于改革的成效，清代历史学家张廷玉评论说：“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
为肃。”重新出现强有力的政府机制。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改革前财
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
万两。《明通鉴》赞誉：“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这丰硕的成果已经载入
史册，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

    这十年成效得来并非易事，一事一议都历经艰难。这不仅是因为改革要触动豪
强权贵的利益遭到顽强的抵制，还因为封建体制发展到明后期，已经衰老而僵化，
能允许改革的余地已经非常狭小。地主阶级走向下坡路的人情世态，因循守旧，姑
息偷安，容不下哪怕很小的变动，稍许更新，也不易为现实所接受，连反对张居正
的著名文人王世贞也不得不承认：“文吏不习见祖宗制，创闻以为骇而不便者，相
率而为怨谤。”对此张居正有敏锐的感受，他说：“明兴二百余年矣！人乐于因循，
事趋于苦窳，又近年以来，习尚尤靡，至是非毁誉，纷纷无所归究。”当此因循难
振之时，只有顽强破除积习，才能打开局面。海瑞秉公执法，遭受非难，他致函表
示要力摧浮谣之议，褒奖奉法之臣。在惩办一批庸官贪吏之际，有人攻击他“执事
太严”，借口雷击端门，胡说上天降灾，要求撤销新政，他鄙夷地申斥：“皆宋时
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宣称必须重处肇事者，以定国策，把他们削
职、戍边，论罪下狱。由于对反改革的势力无情反击，所以能消除阻力，把新政引
向前进。但是，反对派并不轻易销声匿迹，万历五年，正当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之
时，张居正父亲去世，按明朝礼制规定，在职官员自闻父母丧日起，要辞官守孝三
年，如有特殊情况，经皇帝特批，可以继续留任，称为“夺情”。明朝是重孝的王
朝，在明中叶就已多次申令，不准夺情，按惯例张居正也要遵守，可新政正是方兴
未艾之时，张一离任，形势可能逆转。支持改革的官员倡议夺情留任，这就引起一
场轩然大波。反对派纷纷攻击这是：“忘亲贪位”，“背公议而徇私情”，“亲死
而不奔”是“禽彘”，甚至把谩骂写成小字报贴在大街上。张居正对此不屑一顾，
侧目而答：“今言者已诋臣为不孝矣，斥臣为贪位矣，詈臣为禽兽矣，此天下之大
辱也，然臣不以为耻也。”对于“恋权”的责难，他坦然回敬说：“恋权一字，纯
臣所不辞！”揭露反对派是“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进行无情打击，致使
反对者再也无力公开抗争。自此，反改革的斗争不再表现为正面的冲突，而是用隐
蔽形式，暗传各种流言蜚语，对改革进行败坏和中伤。按朝廷的旧规矩，京师冬天，
皇帝要赐朝臣貂皮帽以御风寒，这一项支出要花费数万缗。为了节省开支，张居正
带头不戴貂帽。革除这项赏赐本是一件好事，有人却放言，这是张居正吃春药过多，
“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万历五年和八年，张居正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
眼，此事招致非议，其中是否有弊，史无明证，但这一件未经证实的流言，广为流
传，至今也未弄清楚。似这类传言令人不胜其眩，追寻又莫究其端的事例不胜其多。
张居正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有可能怯于人言，畏缩不前。然而对这一切他都处之
泰然，认为“浮言私议，人情必不可免”，不必大惊小怪，只要认定所作所为合于
安邦定国之理，“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顾流俗之是非”。在新政遭受非难时他扬言
：“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任其“谤书盈箧，终不为所
动”。不仅如此，他还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宣称：“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
万世之是非，亦所不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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