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灰尘。那么多的灰尘。飞扬，或者盘旋在低空。我从身前的车辙里，从身侧的
后视镜里，一次次地看见，这些夹道相迎的身影。我相信：只要我一伸手，就能够
握住它们。只要我探出头去，就会身陷其中。

    在决定回乡的前夜，母亲说，你放心吧，路修得排场，小车可以一直开进牌楼
村。而此刻，我就颠簸在牌楼村的机耕路上，代替母亲迎接我的，是夹道而来的灰
尘。它们比我更为执著，像这条唯一通往境外的机耕路，十几年了，路上的积水，
依然在照彻自己年轻时的面容。我出门时，它们夹道欢送；我归来时，它们夹道相
迎。它们似乎一直记着我的样子，而我的远行和归来，对它们而言，都像是生死之
约，一诺千金。

    从密封的车厢里下来，我依然是一头一脸的灰尘。事实上，正是这些灰尘使我
看上去，更像是一个牌楼村里的农民。我喜欢这样的形象，这使我可以近距离地靠
近乡土和母亲。我甚至有意说起了乡下的土话，我不想让人们从我的口音里判断，
我是个轻易忘本的人。在城里，我努力地学说普通话，我也只有说普通话，否则，
我会被认为是个不合时宜的落伍的人。我不想落伍，如果我落伍了，会使母亲非常
伤心。从土话到普通话，在我，是一个艰难的训练过程。事实上，一个孩子一旦接
触到普通话，普通话就成了他的方向，而土话则成了他的敌人。一种话语所代表的
文明以及文明背后的力量，从来都无与伦比，一直都居高临下。也正是这些共同构
成了土话的天敌，构成了城市对农村和农民的威慑、歧视和阻拦。

    母亲打水给我洗脸，顺着母亲的背影走过去，我便看见了六岁那年的水井，布
满青苔和地衣的水井。六岁那年，母亲去田里上工，比我大一岁的花莲带我在水井
边玩，谁知道呢，我踩上了青苔，一失足，就跌进了夏季满满的水井。我应该是挣
扎过了，但没有出声。我一向不喜欢出声，即便是可能的死亡，也无法改变我的本
性。花莲当时应该是吓傻了，只知道一个劲地哭，却不知道伸手抓我一把，或者是
呼救。我是被放学的红海给救上来的。红海，其时大约是上高中了吧，他比我高一
个头，比花莲高半个头。据说他一伸手，就抓住了我的头发，又抓住了我的胳膊和
衣袖。我在红海的手上看到了一小撮湿漉漉的头发，花莲还在“呜呜呜”地哭，红
海狠命地瞪了她一眼，尔后，又摸摸我的头。

    我没有一丝痛感。相反的是，哭泣的花莲让我感到了害羞。我后来很长一段时
间都懒得理花莲，我宁可一个人玩，我宁可不要她的花生。花莲的母亲，我的五婶，
为此一个劲地向我母亲道歉，还送来了十几个鸡蛋，言语里赔着小心。鸡蛋，是月
子里的妇女才有资格享受的“补品”，看在鸡蛋的份儿上，我终于和花莲重归于好，
只是，花莲再也不敢带我去水井。水井，也几乎成了我童年最大的禁地，没有母亲
的容许，我断无接近的可能。

    我一直对水存有巨大的排斥。及至到了今天，江边长大的我，对室内豪华的游
泳池，也提不起一丝精神。平静无波的水面是个蒙蔽，埋藏着重重的危机，和无数
的可能。多年之后，我去了江边的藕山中学读书，黄昏，浩荡的江面上，时常可见
渡江的水牯，或者是水性好的男同学。但我依然存有巨大的心悸，他们的每一次沉
浮，都像是出没在我的心脏里。我不能体味游泳的快感和乐趣，这成了一个宿命，
或者是，童年的那次阴影，我一直无法挥去。经年之后，我读到毛泽东的诗句：
“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我才于浩荡的诗意里懂得，这种后天的缺失，于我，
几乎就意味着再一次蒙蔽。

    事实上，许多源自童年的经验都是一种蒙蔽。但无法更改的事实是，它们似乎
都有着一种神秘的走向，沿着你的血脉，一点点地，渗透进你的骨头里，让你在经
意或不经意间，改变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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