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从1950年算起,当悠悠岁月又度过16年之后,一场令中国人多少年之后深感懊 悔的“大革命”在华夏大地爆发了。这场“革命”整整持续了10年,使数以万计的 中国家庭陷入动荡与变迁。 或许,时光的流逝会使人心灵的创伤得到愈合,但是对于一座古城来说,因为 政治运动而造成的物质性破坏却终究难以恢复原样。在我手中,一幅1976年的北京 市地图真实地记录下在失去理智的年代里,北京由于政治风暴的侵袭而发生的地域 性变化。 这是一本上面标注“秘密”的北京市地图册,出版时间是1976年12月。虽然已 经有正式文件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但和前10年间所有的出版物一样,地图册的 扉页上依旧是红色大号字的毛主席语录,所选的两条都与备战相关。这份地图犹如 北京的一个平面模型,不仅清晰勾勒出北京的地势与水系,而且最大化地标明了城 区郊县所属的胡同村庄。和先前与后来的地图相比,这份北京地图的最大特色在于 已经完全没有了帽子城遗痕,一大片表示市区的橙红色正在不管不顾地自由发展。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比起刚解放时候的北京,26年中市区几乎扩展了一倍—— —北面最远处到了马甸,西边到了万寿路,东边直达十里堡,南面也冲出外城到了 木樨园一带。此时,虽然从市区所辖地域已经隐约看到现在三环路的雏形,却绝对 找不到现代人熟悉的重现帽子城影像的二环路。只有静下心来,才能从城北、城东 与城南的狭窄护城河道搜寻到一点点古老京城的遗痕。 就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我家搬迁两次,正是这两次迁居,使我加深了对 北京的理解,亲身感受到发展中北京的第一个里程碑式变化。 第一次搬家的时候,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对于母亲用皇城里面积较大的房 子辗转换了西直门内两间小东屋的良苦用心还不能十分理解。但是,这次搬家使我 们拥有了一个大得让人不敢相信的院子,于是乎,在每日养鸡收蛋和春播秋种的快 乐中,我们渐渐习惯了没有厨房、卫生间和上下水的生活,日复一日地与内城边边 儿的劳苦大众缩短着距离。 我家新迁的院子是西直门一带有名的羊奶场,原来也属私产。“文化大革命” 时羊奶场黄了,房子也被公家收走,但旧日主人一家还占着三间正房。这院子大得 令人惊喜,除了三间正房和两间厢房外,院子里前前后后的地方足有小一千平方米。 有人算计过,仅前院盖上十来间房子还宽宽绰绰,要是算上后院,少说也能再起十 七八间大北房。所幸的是,当时的房管局没这笔盖房资金,因此院子就一直空落下 来,直到几年后拆迁,这院里还是只有两户人家。 后来才知道,母亲当初以大换小搬过来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院子的旧主人是 父亲的东北老乡,而且同样在“文革”中挨过点小批斗,不会像那些整天红箍不离 臂的积极分子一般没事找事,因此日子过得能相对平静些;二是这院子大,除了门 前的一架大葡萄和两株枣树外,还可以养鸡种菜。如此一来可以节省些过日子的开 销,二来也可以保证孩子们的营养。那时候,父亲已经含冤去世,家里失去经济来 源,病病殃殃的母亲带着几个孩子主要靠着在部队工作的姨家救济,因此能省上一 分一毛对我们都有很大意义。 接下来的日子果然如母亲所料,同院的东北大娘不仅是个心地善良的热心肠儿, 而且爱说爱笑还总喜欢与母亲叙旧拉家常。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大娘每晚吃完饭必 拿点针线活到我家坐上一两个钟点,对此她自嘲地称之为“上班”。正是因为有这 位大娘的陪伴,那几年饱受心理创伤的母亲才平添了许多快乐。自从搬进之后,院 子南端的一大片地就为我家所用,于是,母亲带着我们几个种瓜种豆,还种了许多 玉米和向日葵,旮旯的一块搭成鸡舍,最多的时候曾经养过20多只鸡。正是因为住 进了城根下的这个大院子,那些年,我家的饭桌上才能平日有蛋,年节有鸡,偶有 客人来访也可以拿出点当时很稀罕的瓜子招待人家。 住在城根儿的几年对于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收获,即在闲暇时同街坊的孩子们 一起到城墙上去玩,这使我有幸成为登上北京老城墙的最后一代。登城墙通常是在 夏日三伏天,因为城墙上面风大又有着垛口的荫翳,因此在没有空调没有电扇只靠 一把大蒲扇驱暑的岁月里,那里就成了胡同里半大男孩子们最理想的纳凉地点。可 怜的是,那时候左邻右舍几个院子里只有我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儿,所以我也就经常 自然而然地跟在一群男小子后面登城墙。登城墙先要走到西直门城楼的南边,然后 从马道上一鼓作气跑到城墙顶上,因为这种马道斜度比较大,一步步走上去反而比 跑要费劲儿得多。别看城墙高六七米,但实际上并不可怕,墙上的“路”远比顺城 街里的细小胡同显得宽敞,一米多高的女儿墙也完全可以保障安全。登上城墙,男 孩子们通常会玩一些弹球、拍三角或者跳小绳的老游戏,我大多数时间都是抱着一 本小说倚墙而坐,而后一读几个小时方才解气。间或,书读完了便和那些玩烦了的 男孩子一起,居高临下从城墙上指指点点寻找各家的院落,窥视着院子里那些晃来 晃去的熟悉身影…… 可惜的是,没过多久,北京城的大喇叭里到处响起“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 垒城墙的明代老砖成了人们修防空洞的最好材料。于是大队人马不分白天黑夜轮番 对着老城墙挥锹抡镐,我们一天天眼见着一段段高大的城墙被夷为平地。又过了些 日子,西直门城楼也遭拆除,而且在拆箭楼的过程中发现了元代的老瓮城。记得那 些日子,胡同里的老老小小吃了晚饭都要相约着去西直门转转,嘴边挂着的也都是 关于老瓮城是留是拆的小道消息。遗憾的是,多少人的呼叫也没能留下具有相当价 值的两代西直门老城楼。大约是在1969年春天,北京西边的老城墙都被夷为平地, 只留下“城里”“城外”这样的词还挂在老街坊们的嘴上。 但是,拆除了城墙并不意味着平静。没过多少日子,推土机、大吊车轰轰隆隆 地占据了原来老城墙的领地,各式建筑器材在胡同周围堆得满满当当,北京开始沿 着内城老城墙的旧址修地铁了。与近在咫尺的地铁工地相伴了三年。1972年冬天, 为了给地铁的车公庄站腾地方,我家在拆迁中又一次搬家———这次是从平房中搬 到了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的六层楼,虽然没有暖气和煤气更没有电梯,但在上个世 纪70年代的北京,那已经是比简易楼好得多的真正单元楼房了。 从“文革”中期到“文革”结束,北京似乎是在顺其自然中缓慢地发展。低矮 的火柴盒式楼房、破旧的平房和满大街随眼可见的违章建筑,以及1976年夏天雨后 春笋般冒出来的地震棚成为这一时期的城市特征。而从当时的北京地图上,亦能看 出在那个年代北京城区的又一特色———城中村的存在。 翻开这本泛黄的地图册,一块块标志着农村的青灰色夹杂在橙红色的城区之间, 数不清的庄、村、乡、营、居、沟、坑、坟等等带有浓郁乡土特色的地名接二连三 地出现在城中心区的版图上。虽然,1976年版的北京地图早已完全褪尽画卷色彩, 但这份老地图却不失为北京发展进程中城市吞并农村的历史写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