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这个人当年曾在北京上学继而在北京工作，曾与我共过事。他的智能平干，只
因为出身“苦大仇深”，左气十足，加上对“上级领导”具有“奴”式的愚忠，很
快便入了党并步步“提干”。

    莫看此人在干正式专业的事上智商颇低，但小聪明、小精明（包括小农式的自
私和小市民式的油滑）却高于正常人。在“文革”中他虽然有一阵子被弄成了“走
资派”，但由于有“八代贫农”的出身来垫底，再加上对上级、同僚的“积极揭发”，
很快就“解放”了，再次成了“革委会主任”。后来虽然时过境迁，也还是靠着媚
上欺下继续为官。

    他老了，便回到原籍。

    这次我外出时途经此地，得知他患病濒死，我还是到医院看望了他。他当年也
害过我，我去探望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解恨、报复，恰恰是出于对他的另一种同情、
怜悯，因为我忆起了几十年前我初次见到他时的模样：那时他是一个从乡下来到城
市的农民之子，颇谦卑，因谦卑也必然有一定的朴实感、温厚感。

    我突兀地来到医院见他，他虽然是濒死之人，但认出了我之后还是抓住我的手
不放，两眼泪涔涔的。他努力说出的话竟然是：“我这辈子活得太后悔了。被入瞧
不起，被人恨，被人骂，对此我都明白。如果人能倒着活，还能变成我当年那样的
乡下娃子，我要念一千遍阿弥陀佛。可惜晚了……”

    六天之后，他死了。他为生而悔，为死而悔，是“知悔”二字使他最终有一点
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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