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母亲活了80,从生到死,再苦,没叫过,再累,没喊过,再穷,没粘过。其实, 她这一辈子,全都赶上了,缺吃少穿干重活。特别是“文革”期间,她戴着富农分 子这顶重重的帽子,内心世界充满了惶恐,总觉得自己犯下了滔天罪行,于是,那 副被改造的态度自始至终都十分端正。 记得母亲生前最爱看的一部电影,就是《芙蓉镇》。其实她哪儿懂电影呀,一 个农村老太太。爱看《芙蓉镇》是因为里边有扫街的情景,她认为刘晓庆扫街的样 子,就像那么回事,好像当年她的影子,后来连刘晓庆的名字她都脱口而出。 扫街,曾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在我的记忆里,我们村时兴扫街是在上个世 纪60年代,延续好多年。母亲出身富农,自然划为扫街之列。刚开始的时候,她认 为一生中这是最让她无法面对的事情,每当握着扫帚站在街中心,她感觉周围的目 光就像乱箭穿心一样,用她那时的话讲,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 母亲扫街的时间,大约是从1966年的冬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973年,将近八个 年头。母亲生于1918年,扫街是在她48岁至56岁这段。 母亲扫街,当然不是她一个人,是一伙人,一伙地富反坏右。每天夜晚,这伙 人准时集结在一起,就像一团幽灵,他们轻手轻脚,动作很机械,很谨慎,很小心, 扫街时不敢交头接耳,不敢大声喧哗,不敢四处张望,只听到扫帚声和冬天的风声, 夏天的雨声。他们按照各自的分工,蠕动在漆黑的夜幕下。母亲所在的生产队,有 20多个这样的人,地主、富农占一大半,反坏右没有一两个,因为这里是农村。 后来听母亲说,扫街是由开批斗会清扫现场演变而来的。当时的批斗会很频繁, 几乎每周都要开一次。罪名小一点的在一边陪绑,腰要最大限度地弯下去,时间也 可能一个钟头,也可能两个钟头,也许更长。罪名大的,就没有这么轻松了,他们 的腰弯的幅度还要大,时间还要长。通常要由两个壮小伙子分别攥着挨斗人的左右 手,使劲往高抬他的两只胳膊,他们的另一只手用最大力气往下压被斗人的双肩, 这样被批斗的人腰弯得才到位,才够惩罚的标准。而且脖子上时常挂破鞋,挂大粪 桶,挂铁链子。台下的人除不断地呼喊批斗口号,还不时向被斗的人身上扔瓜皮、 果核、粪蛋子等杂物。每次批斗会过后,现场都是一片狼藉,清理打扫现场的当然 是这些刚被批斗过的人。几次批斗会过后,有人提出,今后不光是清理批斗会现场, 要延伸到整条街道,而且每天都要清扫,还不能占上工时间,于是扫街这项特殊活 茬被固定下来,并在每天晚上进行。 母亲他们这伙扫街的人,要戴有明显的标志,意思和运动员别在胸前背后的号 码及国籍标志差不多,尺寸约30x40 厘米的两块白布,上面写着黑字,中间缝两道 挎襻,胸前一块,后背一块,只是他们的标志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动分子、 坏分子、右派分子,下方连同他们各自的姓名。这样做,是让他们时时刻刻清楚自 己的身份,是接受贫下中农监督和改造的对象。 起初那会儿,扫街带给母亲的精神压力和恐惧是巨大的,她害怕每天晚上的到 来,害怕在大街上被人盯着看。她不敢抬头,不敢环视周围的一切,她怕来自四面 八方的目光。她觉得身上戴的标志极沉重,像枷锁夹得她喘不过气来。她希望街上 的路灯总是黑的,不要有人去换已经断丝的灯泡,她希望月亮圆的时候最好是阴天, 是连阴天,她希望冬天的时间长一点,天气再冷一点,这样街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眼 睛看她。她还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傻子,一个呆子,这样她就超脱了,也就不会想那 么多,怕那么多了。 起初的几年里,母亲似乎成了机器人,每天都按照一个时点,一条路线,从街 的一头扫到另一头。母亲和其他人一样,对待扫街非常认真,扫过的路面,哪怕一 片草叶,一张纸屑,一个羊粪蛋都不放过,他们认为这不是简单的扫街,是在接受 改造,扫得认真,就是接受改造的态度认真。那时候,谁都想以最好的态度,充分 表现自己,最大限度地立功赎罪。 扫街原则上不准请假,必须要出满勤,干满点,每天晚上不能少于两个钟头。 如果病了,家里的孩子可以顶替。记得姐姐替母亲扫过街,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好在没有一两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后来母亲就是再累,身体再不好,她都 硬撑着坚持出去扫街,她不忍心让我们替她去做她认为是无地自容的事情。